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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2-19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添加者：佚名 - 小 + 大
| 1946年6月26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悍然撕毁和平协定，向我军中原军区发动猛烈进攻。 事实上就在国民党军悍然对我中原军区发动猛烈进攻之前，中原解放区已经被国民党军压缩到了很小的一部分，解放区已经不足原来十分之一的面积，情况岌岌可危。 蒋介石认为消灭我军中原军区部队已经成熟，于是下令调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在驻马店设立总指挥部，调动十个整编师的兵力，对我中原军区所属部队发起全面进攻，这一战也成为了国共全面内战的开端。 图|中原突围 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党中央以及中央军委立即指示中原军区： “立即突围，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收到党中央指示后，中原军区迅速布置，除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伪装主力，吸引敌人注意，将主力部队分为左右两路，伺机突出重围。 右路纵队在李先念、郑位三的率领下，于26日晚秘密由宣化店向西北方向突围；左路纵队由王树声率领，由光山县泼陂河向西突围。 事实上国民党军早已经预料到，我军中原军区突围的部队，急需要北上进入陕甘宁地区，与党中央会合，于是国民党军急调整编第3、第15、第41师和整编第47师主力及位于陕南地区的第一战区部队整编第90、第1、第76、第36师各一部实施尾追和堵截。 考虑到战场严峻形势，中央致电中原局以及中原军区： “胡宗南有强兵节节堵击，北上很难通过……我中原军队全部应遵守中央电文，在鄂、豫、皖、川、陕五省境内进行机动灵活作战，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作战。” 就在国民党军出动大批兵力，对我军围追堵截时，还耍弄了另一套“和谈”的把戏。 邀请我军代表赴西安和谈。 尽管从中嗅到了阴谋的意味，但为了体现我们的诚意，中原军区决定派代表北上赴西安和谈。 王震选择的两名代表为干部旅旅长张文津、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两人原来就是359旅原军调部武汉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曾赴武汉参加和谈，拥有与国民党军打交道的经验。 图|中原突围后13旅一部经陕鄂边单独长征到达延安后留影 另外随行人员中，还有毛楚雄作为警卫员跟着两人一起到西安，值得一提的是毛楚雄是毛主席的侄子，是毛泽覃与周文楠之子。 另外一名为镇安县杨泗乡刚入伍的新战士肖善义 可这四人出发以后，王震便一直没有收到消息，料定三人已遭到扣押的王震还曾委托中央设法营救，可面对周恩来的质疑，胡宗南竟然矢口否认见过几人。 四个大活人，难道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失踪了？ 一封给中央组织部的信 李先念在1951年，便十分肯定地说过： “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位烈士一定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只是我们一时之间找不到他们的遗骨。” 尽管明白三人已经遇害，但时隔多年，加上国民党一方刻意隐瞒，不仅凶手无处追寻，就连真凶也下落不明。 这件在新中国建立前的疑案，就这么被搁置下来。 1979年，中央组织部收到了一封信，为重启该案调查提供了一个契机。 吴祖贻的妻子蒲云湘写了一份报告也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请求对吴祖贻等三名烈士进行调查，这份报告不仅得到了胡耀邦的首肯，李先念也表示了强烈的支持。中央成立了调查组，决定沿着当年三名烈士走过的路径进行摸排调查。 王震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为案件的调查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依据资料以及王震的描述，代表团三人是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的，调查组于是决定，先从镇安县开始调查。 图|王震 依据镇安县所提供的历史资料，调查组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此同时，镇安县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寻访烈士遗骸的下落。 果然镇安县有好消息传来。 一石灰窖中找到了三具骸骨。 调查组兴奋之余立即前往查看，经详细考证后，发现三具骸骨不是张文津等三人。 另外其实人数也对不上，因为实际遇害的应该是4个人，包括那名新入伍的战士肖善义，他应该是作为农民代表一起遇害了。 不过既然镇安县是他们出发的地点，那么遇害者必然也不会在这个地方。 那么张文津的下一站去了什么地方呢？ 就在这时，四川传来一个好消息。 原重庆西南军区一个军官学习班，曾有一名胡宗南部的团长，此人在供述自己罪状时，曾亲口承认执行过杀害中共代表团的密令。调查组到了四川以后，从当年军区花名册入手，挨个调查，却没找到此人，后来还是在成都军区军事法院，找到了五十年代镇反时期的资料，才找到此人的资料。 “反革命罪犯韩清雅，男，现年40岁，河北琛县人。该犯1946年在伪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少校团指导员任内，在陕西省宁陕县参与秘密杀害李先念将军派往西安参加军调小组的和谈代表张文津旅长等3人。” 报告里韩清雅叙述了十分详细的作案经过，也给案件的调查指明了方向。 图|张文津烈士 调查组立即赶往档案中所说的宁陕县东江口镇。 宁陕县县委也对案件调查给予了很高的支持，还配合专案组在当地召开了座谈会，邀请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以及一部分在国民党乡公所任职的人，让他们仔细回忆回忆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尽管搜集上来的资料大多没有什么用，但有一个老人却提供了一个线索。 “1976年，东江口曾发现了四具骸骨，公安一直没有查清楚他们的身份，案子后来成了悬案。” 另外一名曾任过国民党乡公所副所长的邓耀俊也给调查组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线索。 “1946年秋天，当时的防控哨长唐进玉曾和我说，国民党军队曾让乡长和他带几个人把谈判代表活埋了。” 一个曾担任民团头目的老人石友成也回忆： “当时听说共产党的代表团走了还很高兴，但国民党另外一位区长却告诉他，共产党的和谈代表早这样了，说着还做了个手掌向下切的手势。” 一些当事人的说辞，也几乎可以肯定，1976年东江口发掘出的四具骸骨，就是张文津等四名烈士。 原来就在1976年宁陕县东江口镇，一户人家在兴建民房时，偶然从地底发掘出这四具骸骨，当地民风淳朴，对于骸骨的出现，一时有些惧怕，当地公安机关也迅速介入调查。 图|吴祖贻烈士 但调查了一圈，并没有在当地发现失踪人口，也没有人报案，根据后来法医的鉴定，这四具骸骨，至少埋了有20年了，一桩20年前的案子，更是无从调查，后来就成为一桩谜案，至于当地的老百姓，也只是议论了一段时间，很快就将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一直到8年后，这件陈年往事才被人们给挖了出来。 那么当年这四位烈士究竟是怎么遇害的呢？ 中原突围 当年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兵分三路突围，除中原军区一纵一旅负责佯装主力诱敌外，左右两路纵队都是向西或是向西北突围。 左路纵队突围后，一路向西，于7月25日抵达武当山区，8月下旬，与向西突围的江汉军区的部队在房县会合，并于8月27日成立鄂西北军区，突围部队另一部因强渡襄河受阻，改道北上，进入伏牛山地区与河南军区部队会合。 右路纵队突围后，向西北突围后，一路抵达了陕南地区，与陕南地区游击队会合，建立豫陕鄂军区，并坚持在当地的游击作战，依照中央指示，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王震率领的359旅以及干部旅一路继续北上。 右路纵队突围至陕南以后，给了国民党军相当大的压力，尤其是在西安的胡宗南。 更为关键的是，王震率领中原军区两个旅的部队还翻越了秦岭，进入到了镇安，当时胡宗南手中几乎没有可调的部队，为了给部队调动争取时间，胡宗南假意提出要与我军和谈，并派飞机沿途洒下传单。 王震一面通知中央，一面选派代表赴西安。 张文津、吴祖贻作为曾与国民党军和谈的代表，拥有丰富的经验，此行无疑他们去最合适。 毛主席的侄子毛楚雄并不是和谈代表，为何也一并去了呢？ 这就要说到毛楚雄的经历了。 图|毛楚雄烈士 毛楚雄是毛泽覃与周文楠的儿子，出生于1927年9月8日，他出身的这一年，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处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时期，由于叛徒告密，周文楠生下毛楚雄不久，母子两人一同被抓进国民党监狱。 后来是被外婆周陈轩担保，才将外孙从监狱中保释出来，而母亲周文楠一直到1930年，彭德怀率军攻克长沙才救了出来。 之后母亲周文楠也参加了革命工作，毛楚雄自幼便是受外婆周陈轩抚养，尽管条件艰难，但还是让毛楚雄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家里父亲叔伯连同母亲都参加了革命，这给幼小的毛楚雄心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4年11月，王震率领359旅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到1945年8月因敌情变化，放弃南下返回陕甘，途径湘潭时，年满十八岁的毛楚雄找到王震，要求参加八路军。 “王司令,我是毛泽覃的儿子,我跟您的部队去延安我伯伯那儿！” 王震见到眼前英姿勃发的毛楚雄，心里多了三分喜欢： “好,既然你是毛泽覃的儿子,那也可以说是我的世侄了，我带你去见你的伯伯！” 王震早年参加工人运动，在长沙当铁路工人时，就与毛主席、毛泽覃关系很好，但却不知道毛泽覃在湘潭还有一个儿子，王震通过地下党组织确认了毛楚雄的身份后，专门致电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回电，嘱咐王震将毛楚雄带回延安。 尽管毛楚雄年龄小，但到了部队以后，工作十分努力，南下支队进入鄂豫皖边区以后，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合，共同建立了中原军区，毛楚雄就留在了中原军区工作。一开始在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后来又被安排到了司令部电台学习发报，与彭德怀的侄子彭启超、王震的侄子王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直至中原突围。 图|胡宗南 毛楚雄一直跟随着王震的359旅活动，部队在镇安县驻扎时，王震考虑到部队以后要长期留在这里进行游击战争，危险重重，还不如趁着和谈，让张文津他们将毛楚雄带回延安去。 尽管毛楚雄是以警卫员的身份跟随张文津等和谈代表出发，但准备的是一到西安，立即联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将毛楚雄送过去。 遇害真相 1946年8月7日，张文津一行连同当地一名带路的农民向导自镇安县杨泗庙出发。 8月10日，张文津一行走到了宁陕县东江口镇，被驻守在当地的国民党军181团4连拦住去路。 作为和谈代表，张文津身上不仅带着证件以及几封李先念写的信，他的身上还穿的国民党军上校军官服，国民党军181团4连连长李清润截住张文津一行人后，核实了身份，习惯性的向张文津敬了个礼：“请长官去团部，我们团长来电话说，他已带人在东江口镇魁星楼列队迎接长官呢。” 本来张文津是不想去了，可考虑到和谈大局，还是不情愿地前往东江口镇的魁星楼。 到了魁星楼以后，国民党军181团团长岑运真已经在门口恭候，并将张文津一行迎接进了团部。这时国民党军181团少校指导员韩清雅奉令审查了张文津一行人的身份。 韩清雅这个人，不仅仅是胡宗南部的一名军官，还是一个特务头子，随着张文津一行人的到来，令韩清雅觉得兹事体大，应该上报，于是背着团长岑运真越级向所属师部打了一个电话。 随着逐级上报，八路军派出和谈代表的这件事，也摆到了胡宗南桌案前。 胡宗南所谓的“和谈”，不过是为自己调动部队争取时间，一看八路军真的派出了和谈代表，不由得觉得有些难办。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军区，本来就理亏，是他们事先撕毁了在汉口签署的和平协议，如果让中原军区突围的人员走出去，将情况宣扬出去，恐怕不是国民党一方愿意看到的。 蒋介石得知情况后，直接密令胡宗南： “将来人就地秘密处决。” 图|胡宗南与蒋介石合影 1946年8月10日晚，国民党军181团团长岑运真接到了胡宗南密令，随即暗中布置李清润负责执行。 张文津一行第二天一早便被扣押，无论他们怎样严正抗议，也无济于事，在某天晚上，李清润带人在东江口镇挖了几个大坑，将张文津一行四人就地活埋。 王震与代表团失去联系后，立即派人沿途查找，却查不出任何踪迹，王震估计谈判代表已经被国民党当局扣押，于是立即致电中央，请求中央出面搭救，周恩来、叶剑英等和谈代表一致向国民党一方发出严正抗议。 由于胡宗南狡辩，矢口否认见过我方和谈代表，这件事最终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 建国后，党中央对此事依旧高度关注，公安机关前后几经调查，但由于时间日久，最终也没有调查出任何结果。 图|李先念 不仅仅是毛楚雄，作为我党高级干部，张文津、吴祖贻的牺牲也是十分可惜的。 张文津少年时代便立志“以我之青春，谋求国家之文明，民族之兴旺，人民之幸福”，大革命失败以后，张文津坚持真理，终于在1932年找到中共湖北地下党组织参加革命，并于1934年光荣入党，抗战爆发后，奉党的命令，赴湖北老家，拉起了四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1946年1月，张文津参加了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美方为三方的和谈代表团，并签署了停战协议，当时张文津的妻子在汉口即将分娩，为了革命，张文津不得不忍痛与妻子告别，返回中原军区，任新组建的干部旅旅长。 吴祖贻是1935年参加党领导的开封“一二九”运动，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最艰难的年代，吴祖贻在河南领导地方工作，卓有成效，1946年6月调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 可以想见的是，以两人的资历威望，如果继续留在部队中，将来必然会是开国将军之一。 时间过去四十年后，调查组通过不懈努力，找出了当年烈士被害的真相。 李先念、王震心里也十分宽慰。 值得一提的是，毛楚雄的母亲周文楠当年仍在世，这位参加革命多年，已75岁高龄的老人，在哈尔滨听说这件事后，不由得失声痛哭，提笔写下《雄儿，妈妈想念你》一文，来纪念牺牲的儿子。 当年的毛楚雄，牺牲时才年仅19岁。 图|毛泽覃、周文楠夫妇与周陈轩合影 1976年，村民修盖房屋，发现了烈士的遗骸，由于不知道遗骸的主人是谁，便由当地村民谢满银老人装在土框里埋了。 但时隔8年，谢满银老人也于前一年去世，由于老人无儿无女，这件事后来又没了着落，好在顺藤摸瓜之下，又找到了当年跟随谢满银老人埋人的生产队长丁祥禄，确认了烈士的埋骨之处。 1984年，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等烈士的骸骨被重新找到，这时距离他们被害，已经过去了38年。 陕西省财政厅专门拨款，在宁陕县东江口镇修建了烈士陵园，湖北省政府在武汉举行了烈士遗骨安放仪式，将烈士安放在了湖北大悟县烈士纪念馆，并在当地也修建了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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