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之子陈小达

陈伯达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他负责起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二十三条”，负责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还帮助江青起草《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长子陈小达自杀

北京西南角，有一条经过西便门车站通往丰台的并不十分繁忙的铁路。1960年，当一列火车驶过西便门附近，突然一个男青年跳上铁轨，卧倒在上面。火车急刹车已来不及，惨剧便发生了……

死者26岁，男性，核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技术人员，姓陈，名小达——陈伯达的长子。

陈小达正处于青春焕发的黄金岁月，怎么会突然选择了这么一条绝路？

他，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之后，于1958年回到北京，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有时候，他也去看望自己的生母诸有仁。当时，诸有仁在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担任研究室主任和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

刚刚回国的陈小达，讲一口俄语，而汉语却忘得差不多了。在家里，他跟陈伯达用俄语交谈。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讲汉语，不仅没法在中国工作，连日常生活也诸多不便。陈伯达不得不把儿子送到北京大学旁听汉语课。

大抵因为是高干子弟的缘故，被看作政治上绝对可靠，所以陈小达被分配到机密单位核工业部工作，尽管他学的并不是核物理专业。

陈小达住在中南海，工作单位又不错，领导上分配他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他的生活道路铺满鲜花。

最使他感到幸福、得意的是，他有一位中意的姑娘。考虑到他的那个她现仍健在，她本人也是众所关注的人物，不便透露她的姓名，此处以M相称。

M与他可以说“门当户对”：M也住在中南海，而且住在甲区。M的父亲的职务比他的父亲更高。M与他从小结识，况且M也曾在苏联生活，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陈小达与M处于热恋之中。M常到陈小达家，一谈便到深夜。陈小达也去M家，听她从苏联带回来的唱片。

冬日，他俩从中南海向北，过了桥，到北海公园溜冰。他俩像春天的燕子一般飞快地掠过冰面，用俄语呼喊着、嬉笑着，引得许多年轻人投来羡慕的目光。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关系也逐渐明朗化。咔嚓，咔嚓，照相机留下了他们的许多合影。笔者在陈伯达家，见到了这些照片。

到了1960年，陈小达26岁了，是该正式提亲了。

就陈伯达来说，对这门亲事双手赞成。因为陈伯达在M的父亲手下工作，倘若能够结亲的话，还能为他在政治上提供“保险”——这么一来，M的父亲也许会在政治上给他以支持，至少不会在风向大变时把他整倒。

可是，事与愿违。向来与陈小达过从甚密的M，突然提出与他终止恋爱关系，只保留一般的朋友关系。M没有说明来自她的家庭的意见。

陈小达受此当头一棒，心烦意乱，而那几天，正由他主持进行一项重要的实验。在精神恍惚之中，他的实验出了大事故！

双重的打击，使感情脆弱的陈小达一时想不开。他曾想找父亲谈一次，可是，正遇上陈伯达手头事忙，对他说过几天再谈。

陈小达苦闷至极，独自前往西便门，走上了绝路……

因为害怕陈伯达受刺激，陈小达之死被瞒着。M也不知道真相。

直到一年之后，陈伯达才知道长子之死。他大声号啕，可是，早已无济于事。

这里顺便提一下陈小达的生母诸有仁的后来——这连陈伯达本人都不大清楚。

笔者有位浙江文友，叫冯颖平，在杭州当记者。很偶然，有一次她跟笔者说起，她是诸有仁的“干女儿”，这才使笔者有机会了解诸有仁那孤寂的晚年……

诸有仁晚年独居，很少与外界来往。冯颖平怎么会成了诸有仁的“干女儿”的呢？

她说，那是在1982年盛暑，杭州热不可当。为了照顾老干部们，有关部门安排他们到莫干山休养。受报社派遣，冯颖平到莫干山采访。

在山上，有人指着一位个子中等偏矮、步履蹒跚、满头皓发、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神秘兮兮地说：“他就是陈伯达的第一任妻子！”

从此，冯颖平开始注意这位老太太，得知她的名字叫诸有仁。

很快，凭着记者的职业习惯，冯颖平发觉诸有仁常常离群索居。冯颖平认为，尽管陈伯达是人所共知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主犯之一，诸有仁虽是陈伯达的第一位妻子，但早已离婚多年，不应该受到冷遇。

冯颖平主动地去接近诸有仁，诸有仁便带她到自己的房间里聊天。从聊天中冯颖平得知，诸有仁早在1925年就参加革命，她的姐夫是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之一——罗亦农。她在罗亦农的影响下，前往苏联学习，在那里结识了陈伯达，并在回国后于1933年与陈伯达结婚。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陈小达。

老人说到这里，突然冒出一句：“江青害死了我的儿子！”

冯颖平未敢详问，老人也没有仔细说下去。

由于在山上冯颖平与诸有仁相处甚为融洽，下山时诸有仁邀请冯颖平到她当时所住的地方——新安江紫金滩。

在紫金滩，诸有仁打开尘封已久的照相册给冯颖平看。从那些发黄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诸有仁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合影，揭开了诸有仁不平凡的身世。

诸有仁念念不忘她唯一的儿子陈小达。诸有仁说，1939年夏天，周恩来去苏联医治摔伤的胳膊，陈伯达和诸有仁托周恩来把5岁的陈小达带往苏联。

此后，诸有仁与陈伯达离异。陈伯达又结婚了，而诸有仁一直独身。

解放后，诸有仁在四川重庆工作多年，后来，又调到北京工作。

诸有仁时时怀念着儿子陈小达。儿子回国之后生活在陈伯达身边，但是也常来看望母亲诸有仁。

儿子长大成人，给了诸有仁很大的安慰。

当她得知儿子陈小达突遭不幸，如五雷轰顶。

在痛失唯一的爱子之际，她已年过半百。她格外感到孤独，就向组织上提出，要一个养女，以便能够照料她的晚年。

组织上答应了。她从四川老家的亲友中，认了一个女孩作为养女。

她花了很大的精力，把女孩的户口迁入北京，并安排了工作。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了。

养女有了对象，诸有仁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养女一旦成家，跟她生活在一起，那就更热闹了。

就在这个时候，大劫大难开始了。在“文革”中，诸有仁被打成“苏修潜伏特务”，受尽折磨。她的养女也“上山下乡”，和男友一起被迁往黑龙江，从此与诸有仁没有联系。诸有仁再度陷入空前的孤独之中。

后来，她离开北京，南下浙江，在新安江紫金滩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大约过于闲暇，她沉醉于往日的回忆之中。

她曾关注陈伯达的消息，毕竟她与陈伯达有过一段婚姻。久久地在报纸上见不到任何关于陈伯达的新闻，甚至不知道陈伯达是否尚在人世。

直到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主犯之一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她才从报纸上见到他的照片，才从电视中见到他的模样。她仿佛有着隔世之感，因为她头脑中的陈伯达，她家老照片上的陈伯达，不是这等老气横秋。

不过，由于陈伯达再度成为“新闻人物”，人们对她这位孤老太也多了一份关注——在背后指指戳戳：“喏，她就是陈伯达第一任妻子！”

她风闻人们在背后的议论，也就越发遁世离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