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军的最后决战

抗战的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的耻辱，但是，和平却没有如期而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为继续其独裁专制统治，再度挑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内战。这是中国两个命运、两种前途在疆场上的最后一次决战。人民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让貌似强大的反动统治集团在顷刻间灰飞烟灭。随着旧政权的覆灭，中国大陆上数千年的封建压迫、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占一齐成为历史的陈迹。

和平，擦肩而过

1945年8月28日，正是天高气爽的秋初时节。刚刚摆脱战乱硝烟的山城重庆，突然洋溢出一种节日般的欢快和祥和气氛。尤其在九龙坡机场，这一天较之往日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热闹。几百人不约而同地聚齐在这里，若有所待的目光齐刷刷地遥望西北的天空。下午3点30分，远方突然传来隐隐约约的马达声，一个黑点随即从蓝天白云中显露出来，等待已久的人群一下子变得兴奋而紧张，情不自禁地相互传言：“来了！来了！”

空中的黑点迅速变大，那是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军用飞机。3点45分，带着隆隆的巨响，飞机徐徐降落。人们顾不得周围还未消停的大风，呼啦啦争先恐后地拥向前去……

舱门打开了，一个高大、健硕的身躯映入机下每个人的眼帘。这就是重庆人早已久闻其名的红色领袖——毛泽东。毛头戴白色盔式帽，身穿灰布衣裤，脚下是一双崭新的黑布鞋，细心的人们发现，鞋子上都没有沾一点泥。乍一看，闲适自如的毛泽东，极像一位来走亲戚的乡野先生。只见他停在机舱门口，从容不迫地摘下帽子，向大家挥手致意，顿时，机下爆发出一阵掌声。

在一片咔嚓咔嚓的摄影声中，毛泽东大踏步走下扶梯，与前来迎接他的重庆各界人士以及记者们一一握手，口中不断重复带着湖南口音的“很感谢”这三个字。

在毛泽东身后，是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接着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永远是那么儒雅的周恩来，以及王若飞等中共随同人员。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交椅”，与蒋介石已经较量了整整19年的毛泽东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蒋介石控制的“心脏”重庆呢？是什么让毛泽东冒着这么大的危险赴这场“鸿门宴”？这里的复杂内情非一言而能尽。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随着对日战争逐步接近尾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已经在加紧准备一场旨在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面内战了。毛泽东早已看出端倪，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的开幕词中，他郑重地向全党宣布了抗战后将面临的局势：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5-1026页。

7月下旬，蒋介石急于抢占抗战成果，更急于把共产党堵在各个边区根据地，于是不断挑起事端，把战火烧到陕甘宁边区附近。此时，经过8年的抗战，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虽然还无法与国民党匹敌，但是，已经完全不能和19年前的大革命后期同日而语。横逆之来，已有还手之力。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的讲演《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斩钉截铁地宣布：“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国共双方如此架势，战争不可避免，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内战的阴云已经悄悄在中国的上空聚合。

但是，战后的中国局势是复杂的。在国共两党的背后，还有美、苏在远东的共同利害关系。如果美国支持国民政府进攻共产党，苏联就会帮助共产党，这样，国共内战，就扩大成美、苏两个大国之争，在世界大战刚刚平息的当时，各方都是不希望走到这一步的。因此，美国竭力要求蒋介石克制，而苏联也给共产党压力，双方都希望中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8月14日，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夕，苏联出于多方利益的考虑，和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确实作出了不少重要让步，但取得了苏联“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保证。黄友岚：《争取和平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有了这个保证，再加上美国政府对其接收主权在军事及财政上的全力支持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蒋介石认为自己得到了与中共共坐一张谈判桌的主动权，如果“不战而屈人之兵”，何乐而不为呢！另外，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到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要迅速开赴华北、华东解放区一时尚有困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暂时压下武力“解决”中共和解放区的欲望，在暗中调兵遣将的同时，打出了和平谈判的大旗。他于8月14日、20日、23日向延安连发3次电报，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蒋心里盘算，如果毛泽东不来，他就可以说是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罪责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主动权，在“和平谈判”桌上逼迫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还可以争取足够的时间，调集西南、西北的兵力，部署内战。

事实上，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招，当时的中共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没有料到。所以，当8月14日第一则邀请电报发到延安时，对这突然从天而降的“橄榄枝”，毛泽东一时摸不着头脑。蒋的第一封电报是这样写的：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

为了弄清蒋的意图，毛泽东找来李克农，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李克农当年在上海是中共特科的骨干，是中共的情报专家，人称“特工之王”。李轻而易举就获取了重庆方面的密电码，可以破译重庆与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之间的电讯联络，从中洞悉蒋介石此举的心态和目的。

8月15日晚，受李克农指挥的情报系统从重庆获悉，重庆各报已被告知，明天一早各报要全文公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寒电”。这是蒋先下手为强，向世人公开摆出自己的“求和”姿态，接下来看延安方面如何“接招”。

次日，毛泽东发出给蒋介石的“铣电”。电文很短，回避了他是否要去重庆参加谈判的问题。只说：“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重庆《大公报》，1945年8月16日。当时，朱德致电蒋介石拒绝他不许八路军收缴日军武器、接受日军投降的命令。中共方面认为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的，因为这100万日军是块“大肥肉”，谁接收了，就等于得到100万人的武器给养。毛泽东要求蒋介石答复受降问题之后再谈别的。这让蒋大为光火。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重庆风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8月20日，蒋介石在反复斟酌之后，向“文胆”陈布雷口授了一封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电报，这就是著名的“哿电”。电文很长，口气更为“殷切”：“……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勠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转引自蔡晓滨：《大变局中的转折点》，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而与此同时，美国在华驻军司令魏德迈也致电毛泽东，希望毛能亲自到重庆商谈和平事项。美、蒋的再度邀请，不能说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但当时中共这边还在犹豫之中，故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往进谒”。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他意识到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与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合明目张胆地帮助中共。在目前的情况下，共产党需要和国民政府和谈，必要的时候，也得参加这种“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要进去给蒋‘洗脸’，而不是‘砍头’。”

会上最关心的，还是眼下毛泽东的重庆之行问题。在此会前，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一个电文，希望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以寻求一个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避免发生具有毁灭民族危险的内战。毛应该是下了决心，他甚至还考虑到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有可能统一和平，只要有一线希望，共产党就不能错过，只有这样，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共产党的形象。但是，依然有不少干部群众阻止毛泽东去赴这个“鸿门宴”。蒋介石出尔反尔的事情并没有少干，万一把毛泽东扣留起来，中国革命的损失将是无法估计的。这个担心现在得知是绝非多余的。200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开放了存放在该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研究者发现在蒋194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居然有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记载。这一发现让研究者大吃一惊，在这以前，从没有任何文献披露过蒋介石想趁重庆谈判扣押甚至审判毛泽东。当然，扣押毛泽东的后果，蒋是非常清楚的，也许正是因为多种顾虑，蒋最终没有能够破釜沉舟，而是放弃了这个“危险”的“冲动”。历史就这样按照后人所熟悉的轨迹走过来。但在当时，毛本人确实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但建议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在自己和周恩来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个人。

估计蒋介石并没有猜到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他认为毛不会前来，被逼无奈派周恩来到重庆周旋，自己仍然躲在延安不敢露面。因此，为了把自己在舆论方面彻底做强，他在8月23日发出第三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称：“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忍俊不禁：“蒋介石果真以为我不敢去重庆了！”

8月24日，毛泽东发出了第三封回电：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重庆《大公报》，1945年8月26日。

可以说，重庆谈判更多是因为美、苏的影响。此时，蒋依然把共产党看成是主要敌人，而共产党也认为蒋是敌人，两者之间的对立没有丝毫改变，但由于“国共反映美苏”，美、苏在远东要达成妥协，国共双方必然走到谈判桌前。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201页。

一下飞机，毛泽东就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新华日报》，1945年8月28日。

毛泽东的到来，轰动了整个山城，各界民众把国内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这次国共会晤上，人们称赞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略，肯定了中共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张云：《中国历史的大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第二天，重庆、上海，甚至香港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毛泽东的这个书面讲话。蒋介石可能没有料到，是他自己三番五次拱手把毛泽东送上了全国舆论的制高点。其实，蒋介石此时已经输了第一步。

8月28日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称蒋为“委员长”，蒋称毛为“润之”，表面上，气氛相当融洽。会后，蒋还邀请毛在林园下榻。

8月29日，国共双方开始了初步接触。商定国方代表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4人；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两人。主要就三个方面进行谈判：

1和平建国大计（由蒋、毛直接商谈）；

2目前紧要问题（如对日受降、军队布置、伪军处置等）；

3一般问题（如军队、地区、政治会议、地方政权等）。

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要求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等。

9月4日开始，国共两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整个过程唇枪舌剑，几经周折，最后，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两个问题。

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处心积虑要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为了争取和平，共产党在谈判中作了必要的让步：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领导的军队可以大量消减。当时人民军队人数已超过100万，共产党方面提出改编为48个师，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为263个师。但国民党方面断然否定中共的提议，苛刻地要求“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甚至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其后共产党又进一步作出让步，同意保留43个师，比例接近1/7。国民党方面提出军队将编至140个师，中共方面提出可相应改编为20个师，双方军队比例仍为1/7，但国民党方面仍死咬住12个师不放。对国方的这一态度，中共代表感到愤怒，以致王若飞拍桌子怒骂国民党独裁实与墨索里尼、希特勒无异。双方谈判因此陷入僵局。

关于解放区问题。共产党方面提出“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府”，但国民党方面将解放区斥为“封建割据”，表示承认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5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广东、湖北等6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个特别市的副市长；国民党只表示留任中共方面的人员为各县行政人员，而省行政人员，如主席，至多可“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双方谈判目标的差距更大。

从4日至21日，国共开了8次会议，有时还个别交谈，但分歧太大，斗争尖锐，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黄友岚：《争取和平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21日后，谈判一度陷于停顿，直到27日才恢复谈判。这期间蒋介石竟索性带着宋美龄到江西度假去了。在27日的日记上，蒋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忏悔，而反要求组编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实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以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103页。可以看出蒋对中共厌恶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绝不可能平等对待中共。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就翻出1933年编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

在谈判停滞期间，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一再撮合双方回到谈判桌旁，他最后说动介石把允许共产党保留的军队提高到20个师，又劝说中共让出广东、海南、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的根据地，但其他方面，他依然无能为力，最终放弃回国。

谈判期间，蒋介石还玩弄两面手法，暗地里密告胡宗南：“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使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及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优越军事形势和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不仅如此，蒋还采用边谈边打的办法，妄图迫使中共“就范”。9月上旬，调集了38万军队发动上党战役，企图夺取富庶的晋东南长治地区。八路军以牙还牙，刘伯承、邓小平组织3万军队，5万民兵，进行反击，彻底打破了蒋的阴谋。

与蒋的焦躁、郁闷相反，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却异常的轻松自如，尽显大政治家的睿智和气度。谈判桌外，毛的社交活动丰富多彩，不断接受各国记者的采访，参加国际活动，会见各方人士。他不仅拜访了多年与中共友善的各界民主人士，如张澜、柳亚子等，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的“反共”大佬戴季陶、陈立夫等人。

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作过多次让步。10月上旬，谈判获得进展，毛泽东表示国共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和为贵”，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两党的争端。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

10月11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共进早餐，之后，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毛泽东当日飞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留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商谈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是夜，蒋介石辗转难眠，在日记里写下“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之语。其准备与中共和毛泽东决裂的决心已昭然若揭。

40多天艰苦而复杂的谈判换来的“双十协定”其实形同虚设。正如毛泽东回延安后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也就是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共密令。10月底，国民党第三十、四十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

1946年6月，蒋介石终于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向各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正如当时的民主人士梁漱溟所感叹的：“一夜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25个旅，约21万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自此，长达三年半的内战全面开始了。

从1946年7月到10月，蒋介石先后以58个旅，约46万兵力进攻华东解放区；

以28个旅，约24万兵力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

以18个旅，约16万兵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

以20个旅，约9万兵力进攻晋绥解放区；

以16个旅，约16万兵力进攻东北解放区；

以19个旅，约15万兵力进攻陕甘宁解放区；

以9个旅，约7万兵力进攻广东游击区和海南岛游击区。

凭借着绝对优势的兵力和装备，蒋介石狂妄地宣称“5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

然而，离内战烽火不远的延安杨家岭，依然是一个宁静的清平世界。毛泽东在这里豪气冲天地向全世界宣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那是1946年8月6日的下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又一次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所。她是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1925年首次访问中国，报道并支持省港大罢工。以后多次往返中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活动。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有一棵不小的苹果树，浓密的树冠撑出了一片清凉的树荫，树下有一个小小石桌。毛泽东招呼他的客人们带着小凳子围坐到石桌旁。就在这样随意简陋的地方，毛泽东发表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和中国战局的惊世宏论。他慷慨激昂地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3页。

据说，因为英语的习惯用法中没有“纸老虎”这个组合词，因此当时的翻译余光生在翻译时用了英语中类似的习惯用语“稻草人（scarecrow）”来代替。毛泽东了解后说：“不行，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纸老虎是用纸糊的一只假老虎，是用来吓唬孩子的，样子看起来可怕，实际上是纸糊的，一见水就软了，一见风就破了。”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解释，斯特朗连连点头，不禁笑了起来。毛泽东看着斯特朗把他的话记上后，笑着用英语说：“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是纸老虎。”就这样，PaperTiger这个组合词，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世界广泛流传。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它既是对美蒋反动派的宣战书，又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精神动员和极大鼓舞，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敌人的勇气和坚强决心。

那么，当时蒋介石这只“纸老虎”到底有多么可怕的模样呢？国民党拥有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及后方军事机关学校在内的军队，总兵力约430万人，而且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而且陆军装备也很差。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而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占全国人口的28%，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此外，国民党还接收了日本侵华投降军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尤其是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46年7月以前，美国为国民党训练部队及军事人员15万人，装备国民党军45个师；美国用军舰、飞机将国民党军队14个军、41个师和8个交通警察总队，计54万余人，送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美国还派出9万海军陆战队占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重要城市。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的支持。黄友岚：《争取和平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由上述对比可见，国民党在各方面占有极大优势。国际国内都对共产党是否能赢得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

然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客观而全面地估计了整个形势，充满自信地向世界宣布：“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

蒋介石确实高兴得太早了！“没人预见到共产党的指挥员们能把他们抗日游击战的经验转移到运动战的战役中去的速度和技巧。”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0页。所以，蒋的全线出击的战术无法在野战中消灭或削弱像泥鳅一样灵活的共产党的有生力量；相反，过长的战线让国民党军队背上了守备的沉重包袱，结果是占地越多，被牵制的兵力就越多，机动兵力越少，无力作运动战。很快，国民党高级将领们也认识到这一点：由于防点守线，军队被钉住了，失去了机动性并难以取得主动权。如果考虑到所占地方的安全，那就没有足够的部队去进攻。当共产党主力部队来攻击据点时，如果国民党的援兵不及时赶到，这一据点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援兵及时赶到，共产党的军队早已溜走转而攻击另一据点。这就使得国民党的军队总是首尾不能相顾，每一个地方都陷入被动，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到1946年11月，国民党军的战线已延长到约1万公里，用于守备的部队已接近其进攻总兵力的一半。据解放军总部的统计，国民党军在其进攻高峰的1946年10月，用于攻击的兵力约占投入内战总兵力的56%，而到11月，降至46%。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双方兵力对比在总体上，国民党军仍占较大优势；但在机动兵力上，它却正在逐渐丧失优势。

共产党军队在1946年7月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同上，第865页。。从7月至10月，毛泽东连续写下《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的总结》等指示，向全党全军指明了战胜敌人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毛泽东解释，国民党军还处于进攻地位，其人数和武器装备都优于共产党的军队，因此，在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变以前，后者必须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具有优良传统的作战原则。这种作战的特点是全歼和速决。歼灭敌军不但是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也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因为俘虏来的敌军很快被编入军队。歼敌的目标在于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夺取地方。力求速决的目的在于当最终不能歼灭敌人时，可以迅速避开敌人，把伤亡减到最低程度。毛泽东断言“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1198页。

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蒋介石日本军校的功底到底敌不过毛泽东的自我修炼的老辣。到1947年6月，仅仅一年时间，国共双方发生了显著变化。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到370万人，战略机动能力大为减弱，战斗力下降；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195万人，机动作战兵力已超过国民党军。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毅然作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针对敌我双方的态势，决定将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既是国民党军的要害又是其薄弱环节的中原地区，并确定了“三军配合、两翼钳制”的战略部署：以刘、邓大军实行中央突破，以跃进方式挺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以陈、谢大军直出豫陕鄂边界地区，在豫西、陕南建立根据地；以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区，扩大原有根据地。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互为犄角，紧密配合，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间开辟新的中原解放区。另以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军北上；以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胶东作战，继续把进攻山东的敌军东引，以策应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行动。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2万余人，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接着发起鲁西南战役，打开了南进通道。随后，刘、邓大军突然甩开紧急驰援的蒋介石大军，兵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先后越过陇海路，涉过黄泛区，跨过沙河、涡河、汝河等重重障碍，于8月末胜利到达大别山，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集团共8万人，在晋东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在豫陕边地区往返机动作战，采取“牵牛战术”分散疲惫的敌人。

9月初，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等8个纵队共18万人组成西线兵团，在鲁西南地区进行沙土集战役后，即以6个纵队越过陇海路南下，挺进豫皖苏边区。

到11月中旬，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并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军约90个旅回防中原。随后，中原三军以巩固大别山根据地为中心，密切配合，相互策应，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至12月底，打破了国民党对大别山的围攻，巩固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将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

在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同时，外线的西北、山东和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也转入了战略反攻和进攻。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分别举行沙家店、延清、黄龙等战役和胶东保卫战，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晋察冀野战军连续进行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由战略反攻转为战略进攻。

经过半年作战，人民解放军内外线配合，共歼敌75万余人。到1947年年底，战争已经主要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资料网。12月，毛泽东根据一年多的漂亮战役，踌躇满志地总结出10条“军事原则”，成为人民解放军指挥作战的规范：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然后夺取之。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7-1248页。

较量在不见硝烟的战线

1946年和1947年两年间，中国在光明与黑暗之间抉择。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和人民解放军斗智斗勇、此消彼长；在战争的后方，同样有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线，进行着关系中国命运的较量。

在日渐扩大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为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要求，开始了彻底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进程。

1946年7月4日，在内战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把抗战时期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在“五四指示的指导下，各解放区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的高潮。到1947年2月，约占2/3的解放区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据统计，各地获得土地的农民，晋冀鲁豫解放区有100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3；东北解放区150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2；晋绥解放区有10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2；苏皖解放区有1500万人”。转引自张超俊、虞崇胜：《奋斗·挫折·胜利——中国现代史新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286页。

为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这些规定成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越来越广阔的中国农村推行实施。据1949年6月统计，在拥有27亿人口，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内，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有15亿人口，其中1亿农民分得了土地，有的还获得了房屋和粮食。土地改革的完成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因为它能使共产党人把通过财产的再分配而激发起来的最初的阶级觉悟，转变成为城市战争所必不可少的特种支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2-863页。这种支持最直接的表现是广大青年农民在“保田参军”口号中，走上了解放战争的战场，源源不断地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有生力量。1948年10月，毛泽东宣布，在前两年，共产党“已经动员了大约160万分得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7页。。此外，这种支持还表现在这些得到土地的农民成为解放区农村农会和其他村组织的骨干，他们承担起征收粮食税、发展地方民兵、组织军事运输队等战争必不可少的工作，保证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和人力供应。美国的密勒氏报在当时指出：“中国内战战场的真正分界是在这样两种不同的地区中间：一种是农民给自己种地，另一种是农民给地主种地”，它“不但决定国共两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大众日报》，1947年12月1日。

在解放区土改运动如火如荼，共产党力量迅速壮大的同时，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却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一种景象。也许当时国统区发行量最大的政治评论刊物《观察》的创始人和主编、民主人士储安平在1947年3月总结的一段话最能说明情况：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观察》，1947年3月8日，第3页。

抗战胜利之后的国民党政府不仅在发展经济、管理社会方面表现得极其腐败无能，让国统区的各阶层民众大失所望；而且，为了达到独裁统治的目的，从1946年开始，国民党还做出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惊世之举”，这其中包括：

1较场口事件。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及暴徒数百人，在国民党党棍刘野樵等人的直接指挥下，将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包围，对他们边打边拖下主席台，李公朴被打得头破血流，郭沫若、马寅初等60余人也被打伤，一些人失踪。国民党官方喉舌——中央社，在发表的消息中隐瞒真相，颠倒黑白，更加激起了各界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公愤，纷纷起来控诉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

2下关惨案。1946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50多个单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施政协会议决议。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的近10万群众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欢送由大会推举的代表马叙伦、阎宝航、胡原文、盛丕华、包达三、雷洁琼、吴耀宗、蒉延芳等人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集会结束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马叙伦等一行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长达5小时的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头部、胸部多处受伤，雷洁琼被打得口吐鲜血，阎宝航、陈震中也被打伤。来车站迎接的民盟总部代表叶笃义及《新民报》、《大公报》采访记者浦熙修、高集均被殴致重伤。共造成12人受伤。这就是“下关惨案”。

3李、闻惨案。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在昆明举行招待会，分别招待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负责人，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及地方名流。楚图南、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潘大逵、费孝通等民盟负责人在会上发表谈话，坚决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并和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李公朴大声疾呼：“内战万万打不得，大家反内战的声音应该喊得更大些。”李公朴、闻一多都是民盟中委、著名大学教授，因积极反内战、反独裁，为反动派所忌恨。蒋介石曾密授国民党昆明党政军当局对李、闻等人以“权宜处置之权”。7月11日晚，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把李公朴暗杀在与妻子张曼筠回家的路上。李被害后，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出席了于7月15日下午l时召开的李公朴的追悼大会，指出：“这是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事情。”他谴责道：“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万人民。”“争取民主是有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要像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回来。”当日下午5时，他在归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杀害。

4国民大会。1946年7月初，国民党政府不经中共和第三方人士会商，突然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宣布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于7月7日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罗隆基在7月5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抗议中，也表达了与中共一致的态度：国民党一党政府在未经各党派协商的情况下，宣布召开国大的日期是无效的；国民党无视政协决议，在改组政府之前就定期召开“国大”，也是违法的。由于中共和民主同盟的联合行动，使国民党陷于被动。但是，蒋介石不顾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警告，一意孤行，在国民党军队于10月11日攻下晋察冀首府张家口的当天晚上，被“胜利”冲昏头脑，再次宣布“国民大会”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民盟主席张澜于10月14日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11月10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党派的重庆分会和重庆的21个人民团体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指出：“在漫天战火、人民涂炭之际，而由一党政府片面召开‘国大’，实等于玩弄‘国大’以作独裁政治之装饰，其所订宪法，亦不过增加独裁政治之合法基础而已，其结果必陷国家于长期分裂内战之境，而为全国人民所反对。”《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呼吁全民起来制止国民党当局这种分裂行动。1946年11月15日，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中，除国民党外，只有早已投靠国民党的青年党、以张君劢为首的民主社会党和若干所谓“社会贤达”。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而召开的“国大”和通过的伪宪法，遭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反对。中国人民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史良、沙千里、邓初民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和讲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和制定伪宪法。民盟中央常委会决定，对以张君劢为首的背叛盟规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分子开除出盟。蒋介石以召开“国大”实现独裁、孤立中共的图谋，不仅未能如愿，而且弄巧成拙，孤立了自己。

发动全面内战之后，为维持巨额战争费用，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国的大量物资和贷款。从1946年11月起，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美国攫取了从陆地到海上、从空中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殖民地化，美军在中国的横行胡为，更激起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公愤，使广大人民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另一方面，对国统区人民实行横征暴敛、强取豪夺。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占财政预算的83％。为弥补赤字，采用滥印钞票的不负责之举，引发物价的飞涨和货币的急剧贬值。1947年的法币发行量为1946年的5倍。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也使民族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造成大批城市人口失业。广大农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统区的社会危机全面爆发，全国各阶层人民被推向饥饿和死亡的深渊。

国民党政府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从1946年到1947年5月，在国统区形成了学生运动、工农运动和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中国共产党利用有利时机，适时地取得了这条不见硝烟的战线的领导权。

1946年12月，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央城工部，由周恩来兼任城工部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规定其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与此同时，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大城市去开展职工、学生、青年及妇女运动，并进行统战工作。要求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注意把反美与反蒋斗争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转引自于吉楠、陈诗惠主编：《中共党史简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迅速高涨。最具代表性的，是1946年年底的反美抗暴运动和1947年的“五·二○”运动。

1946年12月24日傍晚，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祟的严重事件。12月26日，北平三家报纸报道了事实真相。国民党当局不仅不保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尊严，反而通过中央社为美军辩解，说什么“酒后失检，各国在所难免”，甚至还诬蔑受害者“似非良家妇女”。顿时激起了国人的愤怒。北大爱国学生义愤填膺，高呼：“凉血的才不愤怒，奴性的才不反抗”，“美军必须滚蛋”。12月30日，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5000多学生联合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学生们贴标语、散传单，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并在美军肇事地点东单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控诉美军暴行。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或示威游行。全国参加罢课、示威游行和各种抗议活动的达50万人。其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壮观，影响之广远，远远超过了“一二·九”运动。这次抗暴斗争得到全国各界民众的大力支持。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党派、团体纷纷起来声援学生的爱国斗争。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国统区学生打响的反美反蒋第一炮，标志着国统区人民斗争新高潮的到来。

1947年5月20日，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5000余名学生冲破宪警阻拦，高举“京沪苏杭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向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请愿。游行队伍走到珠江路时，遭到了手持铁棒、木棍、皮鞭的宪警特务的毒打，重伤20人，被捕20多人。在国府路口，游行学生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冒雨和军警对峙达6小时之久。这就是举国皆惊的“五·二○”惨案。同一天，北平学生15000人高举着“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示威游行5小时。在天津，南开、北洋两校学生也举行了游行，途中遭到特务殴打，多人受伤。“五·二○”示威游行之后，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持续一个多月，有近百万名学生参加了罢课、游行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形成了反对美蒋斗争的新高潮。“五·二○”运动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的提出，把经济斗争、生存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分散的小型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斗争，标志着“五·二○”以后的学生运动已成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斗争的一条战线。

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推动各民主党派实现政治上的转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始终活跃在中国政治的台前幕后。由于各自代表着特殊的社会阶层，民主党派在很长时期内以独立的政治面目参与政治活动。在国共两党内战胶着阶段，民主党派中的少数人鼓吹中间路线，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严守第三者立场”，幻想走“第三条道路”，即用和平改良的办法使国民党政府“刷新政治”。1947年4月，张东荪在文章中提出和平的死因是“国民党为右，共产党为左”，为挽救时局，中间派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方庆秋：《民国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

然而，“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只是民主党派中一些人自己的一厢情愿，推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国民党政府从未给他们以真正的立足之地。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继枪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主同盟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所办的几家报社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1月，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

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使得各民主党派处境日益艰难，被迫相继转入地下活动。残酷的现实让绝大多数的民主人士清醒，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幻想，没有所谓的“中间路线”，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作出抉择。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团结、批评、教育的方法对待民主党派中出现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对民主党派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1948年1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明确宣布：“‘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6、1257页。在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党派进行压制、迫害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如较场口事件、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中共始终站在维护民主党派合法权益的立场。1947年“取缔民盟”一案发生后，中共再次向民盟及各民主党派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民盟等一部分领导人转移到香港活动，努力开展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团结工作。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公开声明放弃中立立场，支持中共武装反蒋的行动纲领。会议总结了民盟斗争的历史经验，清算了中间路线，制定了联共反蒋的政治路线。会议明确主张：彻底推翻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赞成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放弃中间立场，支持武装斗争，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正如民盟领导人史良所说：它“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从此，民盟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史良：《史良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1947年11月12日和25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国民党其他民主人士在香港召开了两次会议，为联合创建国民党革命派组织作准备。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正式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实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表明了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决裂，完全站到人民民主方面来了，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彻底孤立了反动顽固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确表示赞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扩大。

1948年1月后，在香港集中了民革、民盟、民联、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救国会等民主党派的总部和主要领导人，领导本组织的成员开展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反美反蒋活动，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之，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政治转变，构成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众叛亲离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同时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统区人民两条战线上作战，陷入全民包围之中。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244页。

时光荏苒，60多年弹指一挥间，毛泽东的这段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论断，仿佛至今还在古朴雄浑的陕西米脂县杨家沟上空回荡。

如果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起点，延安是万里长征的落脚地、中国革命的摇篮，那么，米脂杨家沟就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解放全中国的出发点，共产党就是从这里走向全国胜利！杨家沟这个普通的中国村庄因此被赋予传奇色彩，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凸显出其特别的意义。

从1947年11月22日至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距米脂县城东南23公里处的杨家沟住了4个月零2天。12月25日至28日，在“新院”最中间的教堂式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共同主持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十二月会议”，宣告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转折点，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杨家沟的光芒照亮了陕北的沟沟岔岔，照亮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征程。周恩来曾经风趣地说：“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948年3月，历经“十二月会议”、前委扩大会议、西北野战军高级干部军事会议、庆祝宜川大捷大会、东渡黄河动员大会；历经轰轰烈烈的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式整军运动；撰写了40余篇指导中国革命的光辉著作；制定了政治、军事、经济及土改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之后，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杨家沟，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大道。

半年后的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吹响了战略决战的号角。

济南北靠黄河，南倚泰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国民党军残存在山东省腹地的最后一座坚固设防城市。它位于津浦铁路(天津至浦口)和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的交会点，是连接华东、华北地区的中心，在蒋介石眼里是仅次于南京、天津、徐州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决策人士曾宣称：徐蚌地区是南京的门户，而济南则为卫护徐州的重要堡垒，济南万一失守，不但徐州不保，国都南京势必受到严重威胁，在国际上也将带来不良影响。因此，为确保济南，蒋拟订了一个“会战计划”：以第二“绥靖”区的11万兵力为核心防御阵地固守济南，以配置在徐州的第二、第七、第十三兵团，共17万兵力为外援，随时北上增援，如此“内外夹击”，保证济南固若金汤。

16日夜，攻克济南的战争打响了。华东野战军迅速突破济南外围防线。至17日，西集团袭占匡李庄、双山头、长清等据点，进逼飞机场、腊山一线；东集团攻占城东屏障茂岭山、砚池山等要点，直扑外城。18日，西集团以炮火控制飞机场，使济南空运联系中断。19日，守卫城西的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在华东野战军敌军工作部和中共济南地下组织的争取下，率3个旅2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攻城兵团抓住战机，即调预备队第十三纵队加入西集团作战。各部乘势扩大战果。至22日，西集团占领商埠，东集团直逼城垣。当日晚，攻城兵团开始攻击外城，至23日攻克。当日晚，攻城兵团对内城发起总攻。各部浴血奋战，连续突击。第九纵队第七十三团于24日2时从城东南角突入内城；第十三纵队第一〇九团于拂晓前从城西南角突入。随即各部迅速向纵深猛攻，激战至24日黄昏，全歼内城守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化装潜逃，被民兵俘获。

慑于华东野战军的强大兵力，徐州地区的国民党援军虽经蒋介石再三督促，依然不敢冒进，直到济南被克，第七、第十三兵团尚在集结之中；第二兵团进抵成武、曹县地区后，闻济南守军已被全歼，即仓皇回撤。

济南战役中华东野战军经8昼夜激战，以伤亡26万余人的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4万余人(内含起义2万人)。此战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坚守大城市的信心，锻炼和提高了人民解放军攻坚作战能力。同时，还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71页。。就连为蒋介石撑腰的美国人似乎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转引自王宗荣：《伟大战略决战的序幕——济南战役》，《历史教学》1990年第七期。

丢掉济南让蒋介石痛心疾首，他终于有所开窍，表示要“对军事战略、战术和战地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尤其是不惜代价坚守据点的做法必须放弃”。转引自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0页。他计划收缩战线，首先把部署在东北的兵力撤回来以巩固关内的阵地，但是，蒋的醒悟太晚了！中共早就先蒋一步，发起了辽沈战役，把蒋的退路截断，然后，还没等蒋有喘息的机会，又相继发起了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如此一环紧扣一环的战役，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

辽沈战役。辽沈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最为关键的战役。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指挥下，先后分兵奔袭北宁路，目标是攻占东北主要城市锦州。到10月1日，解放大军切断了北宁路，一部分主力进抵锦州城下。10月10日，由华北国民党军组成的“东进兵团”自锦西向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发起猛攻。东北野战军预先布置在塔山的两个纵队顽强阻击，鏖战6昼夜，打垮国民党军数十次冲击，成功地阻止了它的东进。其“西进兵团”出动后，也遭到解放军3个纵队的阻击，进至彰武、新立屯一带后，未敢继续南进。10月9日起，东北野战军发起对锦州的攻击。经过激战，于15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10万余人。随后，被长期围困在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于10月17日起义，新编第七军也放下武器投诚。21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26日至28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在新立屯、黑山地区全歼廖耀湘兵团10万人。11月2日，直下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至此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宣告解放。在辽沈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2万余人。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从此，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上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据说蒋介石当时听到这一消息，在北平和南京两次吐血。他已经深刻体会到整个局势已经扭转，他的末日不远了。就连英国《泰晤士报》当时的评论都刊出中共占领东北将出现一个自北向南征服的形势，中国的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靳莲芳：《革命激流的砥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以徐州为中心，在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到22日为战役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10万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也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11月23日到12月15日，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并歼灭黄维兵团11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3个兵团25万人向西突围时，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并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约4万人。12月15日到1949年1月10日，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1949年1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对杜聿明部的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10个军约20万人。淮海一战，人民解放军经过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此次战役的胜利结束，标志着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统治的土崩瓦解。

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鏖战正酣，平津战役已在12月5日开幕。林彪率领东北解放军挥师入关，协同华北野战军“解决”华北的几个重要点线。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首先攻克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在东线，1949年1月15日，全歼天津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解放天津。经过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1月31日，傅作义率部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伤亡39万人，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被歼灭或改编，使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新乡等少数据点及绥远西部一隅之地外，全部获得解放。平津战役的胜利，尤其是北平的和平解放，进一步打击了国民党的士气，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

三大战役不仅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气魄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而且也充分表明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民众的支前网尤其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要素。马车、独轮车和扁担成了共产党供应线上的主要运输工具”。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89页。仅以淮海战役为例，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达543万人次，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00万斤粮食等军需物质。陈毅曾深情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靳莲芳：《革命激流的砥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只有共产党才能打这样的战争。

眼看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始终执迷不悟支持蒋介石这个腐朽政权的美国政府赶紧改变策略，由单纯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手段：一手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缘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一手张罗国共“和谈”，极力使中国革命就此止步，为此，不惜拉上斯大林和苏联，一同向中共施加压力。

1949年元旦，日暮途穷的蒋介石在美国的授意下，发表了一篇“求和”的《新年文告》：

“……和战问题盘旋于每一同胞的心胸之间，而政府为战为和亦更为每一同胞所关注。……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道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林衢：《世纪抉择：中国命运大论战》（第四卷），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0页。

同样是这个清晨，中国共产党则通过设在河北西柏坡这个小山村里的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放了毛泽东亲笔起草的新年文告，这篇充满胜利信心的、大气磅礴的文章有一个响亮标题——《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这样两篇新年文告摆在众人面前，不能否认当时引起的各种反响。一部分中层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不禁产生和平的幻想，而曾经鼓噪“中间路线”的资产阶级右翼，又死灰复燃，企望借机造成同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的局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一面用“农夫和蛇”的寓言形象而生动地向全国人民说明决不能怜悯像蛇一样的恶人，100多年来，中国革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的痛苦教训实在太多；一面提出谈判条件，以事实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1月14日，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表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在各方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1月21日宣布下野，并由南京飞到家乡浙江奉化，退到幕后指挥。桂系首领李宗仁趁机代替了蒋的位置，并出面同中共方面谈判。但是，无论是桂系还是蒋派，国民党“求和”的真正目的都是为了得到喘息机会，“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张治中回忆录》（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787页。，企图“划江而治”，重新部署兵力，以备卷土重来。这样的谈判结果可想而知。

从4月1日到20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政府代表团，在北平经历了20天的谈判，几经磋商达成了一份《国内和平协定》。但是，就在4月21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和平大门至此彻底关死。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

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先后开始横渡长江。百万雄师以沿江湖区渔民的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在炮兵、工兵的支持配合下，在西起江西省的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以横扫千军的席卷之势，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九江、安庆、贵池、铜陵、芜湖和常州、无锡、镇江等城，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4月21日，英军“伦敦号”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航驱逐舰在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副总司令官梅登中将率领下，闯进江阴以西的口岸江面，企图阻碍三野炮兵向南岸射击。在连续两天的炮战中，英舰打死打伤三野部队指战员252人。然而，中国人民被欺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央军委当即发出指示：“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三野炮兵狠狠还击，击伤英舰“紫石英号”，其余三艘英舰挂起白旗逃窜。4月22日，新华社广播毛泽东撰写的述评新闻《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联合进攻》。4月30日又发表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庄严宣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0、1461页。

国民党军鉴于长江防线已全线被突破，于22日下午实行总退却。人民解放军随即发起追击，2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统治中心南京，24日凌晨，一〇四师三一二团三营九连占领总统府，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就在这一天下午，在北平双清别墅的凉亭里，毛泽东从《人民日报》（号外）闻悉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感慨万千，欣然提笔，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诗词》，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分路追击，中、东两路于5月3日解放杭州，27日，攻占全国最大城市上海；西路直取九江、南昌；第四野战军在湖北境内强渡长江，解放武汉三镇。此后，各路野战军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纵横驰骋，以摧枯拉朽之势，扫清残敌。到1949年9月，中国大陆除西南、两广等一小部分地区外，都已获得解放。蒋介石带着他的残兵败将退到台湾和澎湖列岛。

随着南京政府的覆灭，中国大陆上数千年的封建压迫、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占一齐灰飞烟灭。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国历史打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