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在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上。

新桂系于一九二九年被蒋介石打败以后，局处广西一隅，然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时起时伏，交替上演，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前后，矛盾激化，争斗达于高潮。一九四八年年底，白崇禧利用淮海战役胜负未决的时机，迫使蒋介石又一次下野，李宗仁以副总统代理总统职位，桂系又一度名义上掌握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央政权。我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过程中是策划人之一，后来又是李宗仁所派和平谈判代表之一，现将这一时期的亲身经历追记于下。

一、坐观风向待机而动

在记述这一时期的史料之前，先得谈谈我自己在那几年的活动简况以及所见所闻，俾可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正当蒋介石在他发动的内战中节节失败之时，我采取“等着瞧”的态度坐在一旁观望风向。张群当行政院院长时，极力保荐我当粮食部部长，要蒋介石亲自下手令。蒋说：“季宽（我的别号）近来有些变样了，我看他不定会干的，最好先征求他的同意，免得把任命状退了回来不好看。”于是张群派徐堪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本着旁观的主意推辞不干。徐堪大为生气，说：“你与岳军（张群别号）先生这样的交情，与委员长这样的关系，现在正是紧要关头，你想置身事外，怎样对得住朋友，对得住党国！谁都知道你对粮食素有研究，都希望你出来负此重任！”他接着又说：“假如财政上有困难，我一力承担。”他这时任财政部部长，说这话时还拍拍胸膛。他见我仍是摇头，于是带着哀求的口吻对我说：“你不愿干，我怎样回报委员长和张院长呢！”但是，随他怎么说，我仍是坚决不干，他只好拂袖而去。

一九四七年年底，据说明年定为“行宪年”。所谓“行宪”，就是要选举大总统，实行总统制。这样，我想用来观望风向的地位（那时我任监察院副院长），不复存在了，我又作什么打算呢？

我既不是“国大代表”，又不想当部长，干什么好呢？那时，正值要选立法委员，我想当个立法委员很好，既不要负责，又便于观望风向，还可以“放大炮”攻击别人。这不但与桂系历来的立场相符，并可凭借桂系的本钱搞出一些名堂来，于是我决心“竞选”立法委员。

我既想“竞选”立法委员，自然也得学学欧美的民主选举方式，回到自己的选区（广西梧州、玉林地区），进行竞选。于是我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乘飞机先到广州。那时广东的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是“国舅”宋子文。我到的那天正是星期六，宋子文到香港渡周末去了。据说，宋子文自到任后，对广州的生活不习惯，每星期六都要到香港去渡周末，星期一上午才回来。因此，那天到机场来接我的只有绥靖公署的五个副主任，还有省府人员和我在广州的一些友人。

宋子文之到广东当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原因是很复杂的。第一，宋子文原是回都后的行政院院长，自被孙科的立法院迫下台后，没有什么事可做，蒋介石一时又无法安置，只好安排他到广东去。第二，广东内部军人派别斗争闹得很厉害，各不相让。广东自大革命北伐后，一直被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系统所争夺控制。始初以李济深为首，统辖广东军民两政，后来日益发展，遂分裂为以张发奎为首的前方第四军（陈铭枢的十一军，亦为前方四军发展出来的，以后成为十九路军），和以陈济棠为首的后方第四军。陈济棠统治广东的时间最长，陈倒后为余汉谋。一九三零年，张发奎曾联合桂系欲以武力夺取广东，失败后仍不甘心。抗战前期利用汪精卫的关系，前方四军系统的李汉魂争得省政府主席，虽说团结抗战，而余汉谋、李汉魂内部之争仍是很剧烈的（亦即前方、后方四军之争）。李汉魂表面似很老实，而内心计谋颇深，是前方四军政治活动的核心，而且旧文字亦很来得。一九二九年，张发奎在宜昌的讨蒋通电，就是他的手笔。他的夫人吴菊芳，是当时妇女活动的头面人物。她的活动不仅是妇女方面，而且涉及全国政治方面。广东省府迁驻韶关时，吴菊芳的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尊称她为“吴菊老”。

蒋介石将宋子文放到广东去，表面上虽为调和双方的斗争，而实际上是想由广东佬的手里把广东军政大权夺回来。蒋以明升暗降的手法把余汉谋升为空头的全国陆军总司令，而实际上余汉谋只能在浙江徽州任闽浙边区绥靖主任。蒋随后又委张发奎为广东绥靖主任兼胜利接收大员。这样，广东省的军政大权似乎尽落在前方四军的手里，因而更引起后方四军系统将领的不满。蒋介石于是又借着接收敌伪财产（以陈壁君为最）的大贪污案，把黄埔系的绥靖副主任莫予硕枪毙。这个大贪污案，张发奎虽没有受刑事处分，但不能说没有责任和关系，于是张（绥靖主任）、李（省主席）的地位都动摇了。蒋介石岂肯再让其他广东佬来做，遂造成宋子文

一箭双雕的机会。第三，宋子文认为广东是一块肥肉，那里的敌伪财产仍旧不少，尤其是香港广东银行的外币存款很多，他要拿到手里作为资本（后来宋成为广东银行终身董事长）。第四，那时蒋介石见北方的军事节节失败，为了巩固后方“革命”策源地起见，遂把他的大舅子拉出来，认为宋子文原籍琼州是可以堵广东人的口的，以为这一下就把广东的内部问题解决了，把广东和南京中央打成一片了，作为反共可靠的大后方了。

宋子文对于广东省政府，自有他的一套人马，是容易解决的，而对于绥靖主任则煞费苦心。他对于军事，以前虽有过野心，想办税警团独树一帜，却为蒋介石及黄埔系所粉碎了。这时他当然再不敢把那一套搬出来，于是设了五个副主任算是他的助手。五个副主任是什么人物呢？香翰屏既代表陈济棠派又代表余汉谋派。章达也是这一派的。邓龙光是兼代表张发奎、薛岳派的。徐景唐是代表李济深派的。梁华盛是代表黄埔系的。这五个副主任，广东社会上叫五条裤（粤语副、裤同音），也就是说宋子文的绥靖主任是穿着五条裤做起来的。

在广州，我还见到李大超和他的老婆王孝英，他们都是国民党中委，王孝英还兼广州妇女运动会主委。此外，我还见到吴铁城的胞弟吴子祥（广州税务局长）。这些人是以前同我在上海玩惯的朋友，他们请我到爱群酒店八楼去跳舞。他们是那个酒店的股东，由南京国民党中委陆幼刚出面做经理。在跳舞中有人对我说：“要跳就多跳几晚吧！再过几日就没得跳了。”我问为什么呢？他们说：“宋主任命令广州从明年一月一日起禁止跳舞。”又骂他：“蓑仔（指宋）！个个礼拜六都要到香港去渡周末，难道不是和女人跳舞吗？为什么广州就要禁舞呢！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次日，李、王、吴请我对宋子文说，最好收回成命，或展期执行。因为广州舞女总数在五百以上，一个舞女养活五口之家，一下禁绝了，又不能迅即转业，这样马上市面上就有两千多人失业。加上靠舞厅吃饭的人数总在三四千人以上，这样多失业的人怎么得了。王孝英说：“我做妇女运动会的主任委员，对于这个问题真不好办，怎能在短期间内找到许多她们适当的工作呢！”我想我正想当立法委员，代表“民意”何妨就拿这件事“为民”请命呢！

宋子文由香港回来了。我照例要去拜访他，除了一般应酬话之外，我问听说广州快要禁舞了？他说：“是的。因为有人（可能是指陈济棠，因陈济棠统治时期是绝对禁舞的。广州的舞禁是抗战胜利后才开的）打电报去南京，南京有电报来要禁，不得不禁。”就他言外看来，禁舞是被动的。我说：“跳舞如要禁的话，也不能禁得过急，否则会造成社会上许多人失业，于省政税收固然是不少损失，于‘剿共’更是不利的。”我又说：“上海靠近南京，那里不是日夜照样跳舞吗？为什么广州就要禁呢？”他说：“这事我没有成见，是南京来电要禁。既然季宽先生你说上海还没有禁，那末，在广州把禁舞日期展长一些，再看看以后的情形好吗？”他算是答应展期了。

我认识宋子文二十多年，在财政方面同他打了不少交道，颇知道他的脾气。他有时固执己见，一点也不能通融，有时也很好商量。一九四七年夏天，广西西江上游遭了大水灾，当然广东下游也受到影响。我在上海筹集赈款，请了上海的闻人和有名艺人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孟小冬等参加助赈。我去同宋商量，组织一个两广水灾筹赈委员会。他同意了，并说这样做筹不到几个钱，最好请政府准在两广货物税上加几成，收几个月，大笔的款就有了。他还说他可以向财政部说，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当然他所以慷慨答应负责，并不是为了两广的灾民，而是于他个人大有好处。

一九四八年元旦，宋子文在省府开了一个盛大的茶会。过去长期统治广东的“南粤王”陈济棠，和刚被宋于文挤下台来的前广东绥靖主任张发奎，还有我，都到会。大家见面，说说笑笑，举杯预祝“勘乱”的胜利，其实谁的心里都有不同的想法。我随即坐飞机去桂林。

由广州到桂林，飞行不过一个多钟头。我心里想，这是抗战后交通进步了吗？其实不然。抗战胜利了几年，地面上的公路交通尚未修复，而且不论水路陆路都不很平静，大有行路难之感。粤桂航空线不过是为便利粤桂高级军政人员的来往而已。

我到桂林，由飞机俯瞰全城，大有今昔沧桑之感。整个桂林城，烧剩的房屋不过十分之三。听说柳州更惨，烧剩的房屋不过十分之二。广西四大城市，桂林、柳州竟是这样，然梧州、南宁曾被日军占领比较久，而破坏反比较少，真是奇怪。次日我到丽泽门外看看我那间屋，只见一堆碎砖瓦砾。我想这到底是日本鬼子烧的呢？还是执行焦土政策的人烧的呢？只有天晓得。以山水甲天下闻名的桂林，难道光靠那几座石头山就说是美的吗？相反地，榕湖、杉湖等地，临湖的新洋房早盖起来了。后来我写了一首《念奴娇》，有句云：“指点榕湖杉湖边，楼台李白，劫后嘲新建。”写到这里不胜感叹。

不久，我由桂林坐汽车经荔（浦）蒙（江）公路去梧州，回我的老家容县。这个地区（梧州、玉林）破坏比较小。据说是由于军长梁朝玑执行焦土政策不彻底，因为他是北流县的人，不肯在家乡进行大破坏，甚至有些很大的公路桥都未有爆破。当地的人真感谢他，否则回去不但汽车没得坐，连屋都没得住了。

我是容县人，少小即离开家乡，虽然在广西打了几年仗，还主政了几年，很少机会回乡，这次回去已隔别十五年了。对容县我是陌生的，但家乡的情况我是记得的。

容县是封建地主的典型县份。据说，容县于一九五二年进行土地改革时被划定为封建典型的县份。中国共产党为了注重这个地区的改造工作，特把梧州专区改为容县专区，专员公署移驻容县城（专署原驻梧州）。容县是粤桂边界上的一个县，与岑溪、北流、平南、藤县等地相邻，是人多地少的地方。据旧说仅有三十四万亩田地，而有四十多万人。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时，每人分不到一亩地。前清光绪末年，地方大乱，土匪蜂起，来了几任酷吏，大肆屠杀。一部分贫民被迫出走去南洋当“猪仔”，所以目前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华侨仍以容县籍为多。一部分有钱人，则以兴办学校为子弟向国内谋出路，国民党时代前后出过三个省主席（黄绍竑、黄旭初、夏威），出过若干名将军（据有人统计过仅次于湖南醴陵县）。容县人是习惯聚族而居结为姻戚的。这些人员贪污得来的金钱与新式的枪技更助长封建势力的发展。

封建地主主要是以土地为基础的。据我的了解，年收地租近一百万斤的有一两家（注：容县地主的大小，是以收入租谷的斤数来计算的），收入近五十万斤者也有几家，收人十万斤以上的人就更多了。我就是收入十万多斤的中上地主。一定有人会说，黄绍竑兄弟作大官多年，贪污所得的钱远不止此数（未解放前每一百斤租谷的地可卖四十元）。我的回答是，民国以后，政治军事上得势的地主，他们得来的钱，大都在商业上谋发展，或存放在外国银行里，因为那时地租的收入有限，在地方上发展已成末路了。

地主分为个人地主与集体地主。个人地主即土地完全属他个 人所有，亦称活地主。集体地主，亦称死地主，即某个大族之中，祖先在地方上有功名有威望又有钱，则他的后代子孙为他建立祠堂，祠堂有公共土地叫做“蒸尝田”，所收租谷作为每年春秋二祭之用，多余的就累年积存下来，越滚越大。即如我这黄族，在我的上代里就有四代的祖先有祠堂，而各代分支里又有他的分支祠堂。如我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中国解放，我死后我的子孙也会为我立祠堂作为一个死地主长久剥削农民。

还有一种全县不分姓氏大小合起来的集体祠堂，即全县宾兴馆。这个宾兴馆，县内不论任何族姓，只要缴纳五十两银子，就可把他的一位祖先牌位供在里面。宾兴馆把这些银子收买土地房产，收租放息，用一小部分作每年一次祭祠之用。宾兴馆祭祠的那一天，是县里最热闹的日子，所有全县有钱有势的人都聚集到县城里来大喝大赌，无所不为，以表示各封建势力的大团结。

宾兴馆不但有钱，而且有它自己的武力（团练）。光绪中叶，广西倡办团练，就用宾兴馆的款项向当局购买枪枝弹药。宾兴馆不但获得足够的武器，又把多余的高价卖给各大族。我记得我黄族就领得几十枝长的短的前膛后膛外国造的枪枝，在那时就算是新式武器了。这批武器到了宾兴馆和地主的手里就如虎添翼。

宾兴馆团练总局和各乡的团练分局，还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可以监押人犯，使用刑法，地方案件必须经它的手才能送到县政府去。记得有一个地方讼棍陈子美，当上宾兴馆局董，就私了人命七条。至民国初年，经当事人上省控诉，陆荣廷才把陈子美枪毙了。我在当李宗仁的第三团团长时，驻兵容县，进行剿匪，全靠宾兴馆的大力支持，因为我与宾兴馆同是血肉相关的地主反动阶级。之后，我与黄旭初先后当了省主席，容县的封建势力更为发展。由此可见，解放后将容县划作建封典型县份，不是没有原由的。

二、李宗仁与我的秘密谈话

我原来打算走完容县专区各县作竞选旅行，后来只到了北流、玉林、博白，忽接黄旭初由桂林打来电报，说李宗仁要我立即回南京有要事相商。我就停止了竞选活动回到桂林。在桂林，我遇到了主持广西选举的特务头子韦蛰唐。韦蛰唐当过我的秘书，他私自对我说：“季公想要当立法委员，只须吩咐我们一声就得了，准能选上，用不着亲自出马。费那么大气力同他们竞选，反会降低你的身份，真值不得。”我说：“不这样做做，美国佬不是要笑我们不民主吗！”彼此一笑。

我由桂林乘飞机到广州，本想去香港看看李济深，听听他的意见。他大约在两个月前由上海去到香港，在港组织国民党同志会进行反蒋。他在上海临行时与我约定，必要时我也去香港共同策划。由于这时李宗仁催我趱行，加之蒋帮特务历来把香港当作“疫埠”看待，对出进香港的人都严密注视，因此，为了避免嫌疑，我就不去香港而迳自返回上海。横直我与李济深已有约定，我要混到最后才到他那里去。

我刚回到南京，李宗仁由北平派专使李扬送来密信。李扬这时是李宗仁的机要处处长，以前曾当过我的密电室主任。由此可见，李宗仁把这信看得十分重要机密，才派这样彼此信得过的人来送这信。李宗仁在信里说，他要竞选副总统的理由有：第一、李在北伐初期就当了第七军军长（八个军长之一），后来又当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现在，当时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要做大总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国外，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宣布不参加竞选，此外就没人有资格同他竞选副总统了（阎锡山并答应帮他的忙）；第二、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必然失败。竞选如成功，遇有机会即可同中国共产党和谈收拾残局（后来证明这是别有用心的假话）；第三、他判断北平一定守不住，不愿束手当俘虏，即使竞选副总统不成功也好借口离开北平。

我看信后，李扬还对我说：“李主任再过几天就回来。请季公多多考虑，当面再商量。”不到一星期，李宗仁就由北平回到上海。我请他到我家里来商量。我说：“李扬带来的信收到了。你信里所说的三条理由，我相当赞成。第二条有问题，老蒋如果真是垮台或死了，那倒好办；但也要考虑到他不死不垮台，那你就得当六年的大副官，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倒欣赏你提出的第三条理由，借此离开北平，不论回广西或到香港等着看，再作下一步的打算。这个时候靠得太近了，实在不合算。”他说：“你的意见很对。我的打算，积极与消极都有，不过总得先从积极方面着想。”

我说：“这回副总统的竞选，老蒋以全力支持孙科，加上孙太子的招牌，当选的可能性不亚于你。你说你有把握，那就请你谈谈你的把握在那里？”他说：“广西、安徽是我们自己的基本力量，就不必说了。华北方面，阎伯川不参加，而且答应尽力帮忙。这样，晋绥两省就有把握了。北平是文化中心，教育界对我的印象还不坏，而且胡适也答应帮忙，则教育界方面也有若干把握。上海银行界有陈光甫、张公权、奚伦、傅汝霖。傅是东北人，可在东北拉票。帮会方面有杨虎带头。律师界有石超庸（广西人）和周一志等，这些人都肯帮忙。其他各大省，如四川当局同学最多，那里总可以拉上一些关系；尤其是范绍增，帮会势力不小，已肯帮忙。湖北方面，胡宗铎、陶钧尚有一些潜势力，旧属当专员、县长的还有不少人，可以利用。广东方面，张发奎系统如薛岳、黄镇球、李汉魂等，过去也有关系，请他们帮帮忙，他们也不好完全拒绝。此外，健生（白崇禧）现在是国防部部长，与各省军人都有联系。尤其他是回教协会会长，与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关系更深。如果再加上你近几年来在蒋方的关系，拉一些票，胜利就有把握了。因此我请你来主持竞选，计划一切。这是我们（指桂系）一着大棋，不可错过了。要用钱，黄旭初、李鹤龄（李品仙）在广西、安徽两省内早有准备。”我听了他这番话，使我想起赤壁之战的故事，周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似乎只要我这诸葛亮肯上南屏山法坛借东风，副总统准能到手似的。

我向李宗仁说：“人家答应的话，只可信一半，取得胜利还要靠自己努力。要知道，老蒋既然支持孙科，难道他的力量不比你的强吗？我对你这回的事有两句评语：要末成功，也就是失败；要末失败，也就是成功。”他听了我的这两句话很惊讶，问我怎么解？我说：“若竞选成功，老蒋的江山稳固，你岂不是跟老蒋当六年的大副官吗？这岂不是成功的失败吗？第二句话说的是要末失败也就是成功，就是说你如果竞选失败，不但要离开北平，而且还要离开南京，回到广西或到香港去，仍然树起反蒋的旗帜。这样，你就是国国民党内最大的反对派，你今后在政治上的作用不比做一个副总统还强吗？“他听了我的解释，说：“老蒋是一定要失败的。我做了副总统，决不是他的大副官，我有我的做法。”当时我很清楚他的目的是要做副总统，以后如何又是以后的问题。我也就不再说什么，答应他主持竞选。但我声明：“用钱的事我不管，只管计划的问题。”他说：“那些事有人管，不用你费心。”

三、我在选举前的活动

我作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参谋长，首先就要了解一下选举前的形势；其次，就我的可能，分头拉选票。

当时，参加竞选副总统的共有六人，除李宗仁外，孙科、于右任、程潜都是国民党内的；此外有民社党的徐傅霖和社会贤达莫德惠。中国青年党没有人参加竞选。中国青年党所以不参加竞选，第一可能因为没有钱，第二因为参加竞选最后也是毫无希望的，倒不如把属于它的选票作为买卖待价而沽。莫德惠和徐傅霖也明知没有当选的希望，也许是应邀出来作陪客，凑成民主的场面，来骗骗美国主子；再则，选一次不行就退出，它的选票就更可抬高市价。因此他们的选票就成为李、孙、于、程争取的目标。因为李、孙、于、程都有自己的基本力量，开始的时候谁都不肯轻易放弃机会。

我首先去拜会中国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他们与李宗仁和我都熟识，余家菊更是我的旧同事。他们对李宗仁表面上是称赞他北伐时期的功绩，抗战时期台儿庄的胜利和他为人的爽直老实，没有官架子。但他们也搬出一套政治主张所谓“责任内阁制”，希望李宗仁当选后赞同他们的主张，不要使蒋的总统制集权得太厉害，似乎答应有条件的帮忙。他们要待价而沽是可以想象的。我也去拜会徐傅霖。他也是竞选人之一，要他帮李宗仁的忙，岂不是当面奚落他吗？但他很老实。他说：“所以出来竞选，无非是凑凑场面，等选后再看吧！至于民社党的选票，以后投向那一个，要由代表自己来决定。”他的这个答复倒是圆滑周到。

我还通过刘哲拉东北的票。刘哲以前同我是四方桌子上的朋友。西安事变时，我同刘哲、莫德惠、王维宙一起乘飞机去太原找阎锡山，想跟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放出来以便“团结抗战”。当我向刘哲拉票时，他说：“东北的情形很复杂，就是柳臣（莫德惠的别号）也不能得到东北的全票。等初选后看情形如何吧！但你还要作其他方面的努力。”

作为李宗仁竞选的参谋长，我不得不放下面皮来为他拉票，有些明知是钉子也只得去碰。洪兰友是国大代表会议的秘书长，是CC的骨干分子，是帮会的次等头子（杜月笙的徒弟）。我明知他决不肯帮忙，而且是站在相反的方面，但我还是去拜会他请他帮忙。他不能当面拒绝，只好拿一番虚假的话来敷衍我。

有两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也想挖挖孙科的“墙脚”，搞些广东的选票。我就去找张发奎。张发奎虽然过去同我们打过仗，但后来又和好了，同他一起去打陈济棠，出师湖南（即所谓援湘之役）。他的第四军屡次失败，都是驻广西休养整理。他同李、白合作很久，总有一些感情。李为他的旧日上司（李宗仁作总司令，我是副总司令，他当军长），他一定帮助李。我说明了来意。他开口就说：“季公，请你原谅，并请报告德公，论关系我应该帮德公的忙。但我有一个地方的责任，即我是广东人，要投广东人的票。其他如薛岳、黄镇球都是一样，你不要同他们说了。”这个莽张飞说话真痛快，开门见山，没有半句敷衍，我不能再说什么，只说我体谅你，我们以后合作的机会还有呢！

我又去见山西、绥远代表的领头人梁化之。李宗仁对我说过，阎锡山已经答应帮忙，但为表示礼貌起见，不能不去拜会他。我在抗战时期在山西当第二战区副长官时就认识他。他见我时很客气，口称副长官何必太客气，这事阎伯公（锡山）已经吩咐过，我们一定照办。请副长官放心吧！但事后知道，阎锡山玩了一个两面光的手法，把晋绥的选票分作两下，两边各半，都不都罪。

除我奔走活动外，当然李宗仁也亲自出马，白崇禧也分别活动。李宗仁以候选人的身份，在南京、上海各种场合上发表竞选演说。他在南京的安乐酒家开丰盛的流水席，宴请各省的国大代表，在那里作竞选演说，拉选票。其他的竞选者也同样做，而以孙科做得比较象样（以龙门酒家作大本营）。当时南京有句话：“安乐龙门，代表最盘桓。”

白崇禧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回教协会的会长，他在暗地里活动，以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为对象。他的老婆马佩璋以回教身份对马鸿逵、马步芳的老婆进行内线活动。但真正清真的人内心里都认为白崇禧是假清真。的确，他当了回教协会会长，才不食猪肉、狗肉。马鸿逵、马步芳和我们同席，虽然是清真馆办的酒席，他们是从不举著的。

四、变被动为主动

在竞选前活动紧张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副总统候选人要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只提孙科一个人。这个传说可能是孙科方面放出来的，并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李宗仁和我知道这个消息，等于当头没了一盆冰水。我们虽然反对国民党中央提名，但提不出理由来。中常会过几日就要开会讨论，若那时果真提出，我们都不是中常委（都是监委），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办呢？

我想，六个参加竞选的人，除孙科外，没有不反对的。要联合起来反对，不但理由不充分，而且联合也有困难，时间更是迫不及待。李宗仁也未必有反对中央提名的勇气。我想了又想，这也许是蒋方故意放出来的试探气球。如果反对的浪涛不大，就真的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如果大家都反对．也就不提了。这是一个斗争的重要关键，我怎能等闲视之呢！

我根据上面的判断，认为必须先发制人，打消由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办法。我的计划就是直接了当反对由中央提名，否则广西和安徽的国大代表就退出选举。我还考虑过，这样一来，要末取消中央提名的拟议，要末就真正破裂。如果没有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参加仍然选出了副总统，我们就公开表示不承认。那时，不但蒋介石难以下台，而桂系反蒋的旗帜岂不是又高高地举起来了吗？这对桂系是有利的。我同李宗仁说的那句话，要未失败的成功，岂不是兑现了吗？

我又想，这个计划，如果事前同李宗仁商量，他未必同意。何况，据我估计，那时的安徽代表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倾向于蒋方的，即广西代表也有极少数是倾向于蒋方的，因此行动起来未必能一致。但是，我认为打出两个省的旗号，还是可以起到恫吓作用的。此外，于、程、莫、徐必定也是共鸣的，可以为我声援。这样，国民党中央就不能不考虑了。

我的主意既定，遂于某日的下午三、四点钟坐车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找秘书长吴铁城和组织部长陈立夫。吴、陈都不在，我就找副秘书长郑彦蔡。他说：“吴秘书长和陈部长都出去了。季宽先生有什么事？如不是必须当面说的话，对我说也是一样。”我马上告诉他说：“既然吴秘书长和陈部长都不在，对郑副秘书长说也是一样。”接着，我问：“外间哄传副总统选举，要由中央提名，是吗？”不等他回答，我又说：“如果是真的话，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就要退出，不再参加选举。我要见吴秘书长和陈部长，就是要说明这两句话，没有其他事情。他们如回来，请郑副秘书长转告他们。”他听了我的话很吃惊，说：“我不知道有中央提名的事呀！季宽先生那里得来的消息？”我说：“南京城里传遍了，何必问那里得来的呢！”他又说：“我马上打电话给吴秘书长、陈部长，把季宽先生得来的传说和意见告诉他们。”我离开中央党部回到方家巷李宗仁公馆，把经过情形告诉了李宗仁。他说：“对呀！我正想找你商量。我完全同意你这样做。如果中常会开会，他们提了出来，我们就来不及了。”他又说：“中央提孙科，各方面都反对。你来这一下，我想他们就不敢提名了。”

我那时住在南京树德里四号，是我当国府委员时由国府拨给我的“官邸”。我住在上海的时候多，这所“官邸”是作为每星期来南京开会时歇脚的地方。汽车也是国府临时派来的破旧汽车。我这所“官邸”素来没有什么要人来访。次日一早，仆人就送上吴铁城、陈立夫两个大人物的名片，不久又送上余井塘（内政部长）、洪兰友（国大秘书长）两人的名片。我想，昨日那炮打得真准，把他们都打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在那卧室兼客厅里接见他们。大家见面后，吴铁城首先道歉，说：“昨日不在中央党部，有失迎候。”接着他又说：“季宽先生昨日对郑副秘书长所说的消息，都是反动分子企图破坏党内团结而散布的谣言，希望季宽先生不要轻信。立夫先生和洪秘书长、余部长都在这里，保证决没有中央提名的事。希望季宽先生以党国大局为重，不要轻信谣言，团结一致，使国民代表大会顺利完成伟大历史使命。”陈立夫接着说：“这次国大的召开，是经过同共产党长期的艰苦斗争得来的，共产党无时不想设法破坏。季宽先生过去在地方工作，当然不知道其中的经过，这次国大是行宪的开始，除了选举大总统、副总统外，主要任务是团结全国的意志进行‘勘乱’。现在‘勘乱’军事正在进行，如果我们内部闹分裂，就正中了反动派的奸计。”陈立夫的这番话固然是骂中国共产党。也是骂我和桂系的。我不与他们辩论，只是说：“我只希望副总统能按照宪法自由竞选，既然你们各位保证中央不提名，我还有什么意见呢！”树德里的房子，汽车是开不到门口的。我笑着送他们出来行了一段路。我说；“真对不起，我这房子门口不能停放许多辆汽车。”他们说：“国府总务处怎样给你这样的房子呢！真是对不起。”我说：“没有什么，走几步就到国府门口了。”大家一笑握手相别。这就是我当头一个空炮得来的效果。

五、再一次以退为进

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开始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希望一下就当选，但开票的结果，李宗仁得了七百多票，独占鳌头，以下是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但是李的票数距法定（三分之二）还远得很，不过“小考”作了案首，也是大考得中的好兆头，他心中很高兴。

依法还要再选。照规定只有前三名可以参加。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的选票，就为李宗仁、孙科、程潜等争夺的目标了。那些为李宗仁、孙科、程潜助选的人，不是去拜访落选的本人或助选人，就是直接拜访他们的代表，请把他们的票投在自己拥护的人名下。但是尽管你怎样拉拢，那些票却分到三方面去了。所以再选的结果，仍然是李宗仁、孙科、程潜的次序，就不得不进行三选。三选仍没有得到法定的票数，还要进行决选。按照规定，决选只有李宗仁、孙科两人了，不要够法定的三分之二的票数，只要比较的多数就当选了。这是最后的一关，彼此无不全力以赴。而蒋介石为支持孙科，也就露面出动他一切主要人物为孙科拉票。宋美龄宴请那些女代表，及那些地方上掌握军政大权的太太，要她们投孙科的票，或用她们的关系为孙科拉票。我也当然要努力争取，半夜里到各大饭店敲代表的房门。有些代表已经睡了，起来见我，我匆匆说了几句话就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他们都是睡眼惺松地向我敷衍几句。我由中央饭店出来，已经是夜里两点多钟了，还碰见吴铁城、陈立夫和另一些蒋方的人。大家见面，只是点点头，彼此各做各的事。

正在这时，我们接到对李宗仁私人攻击的传单，说什么“勘乱不力”、“台儿庄胜利是假的”等等。我回家想了一夜，认识到蒋方这样出力为孙科捧场，是志在必得，什么手段都能做出来的。我们同他们硬碰下去，不但副总统选不上，还会弄得一身脏。因此必须定出个计划，使他扑个空，然后向他反扑，这样才可能成功。

次早九点多钟，韦永成来看我。韦永成是李宗仁的表亲，又是蒋介石的侄女婿（蒋介卿的女婿）。他把所知道的情形告诉了我，比我所知道的还详细。他说：“他们（指蒋方）还准备对李宗仁进行人身攻起和迫害。尤其是要把李宗仁老婆郭德洁作为攻击中心，说她在北平贪污要钱。还要以‘勘乱’不力或通共的大帽子套在李宗仁的头上。”他问我怎样应付。我说：“你说的与我所知和所想的一样。我正想把我的计划同你商量一下。”

说起韦永成同蒋小姐结婚也是很有趣的。韦永成虽然是广西人，但年青时长得很美，是广西的潘安。据说他俩在德国留学时就认识，蒋小姐主动地追求他，但韦永成却待价而沽不肯答应。蒋介石的老兄蒋介卿（蒋介石的异父同母兄，曾做过浙江省政府委员，蒋介石相当敬重），也不肯把他金枝玉叶的女儿轻易嫁给一个广西佬，但蒋小姐则非嫁韦永成不可。抗战时，韦永成在安徽做厅长，蒋小姐竟然从上海经过沦陷区到安徽同韦永成结婚。一向对立斗争的蒋桂两方，竟攀起亲来，两方都想利用这个婚姻关系刺探对方的内幕消息。但双方都对他们俩警惕。这次韦永成向我报告的消息，当然是可靠的，因为蒋小姐和她二哥纬国很好，也可能是蒋纬国透露出来的。

我对韦永成说：“照此情形硬拼下去，不但副总统弄不到手，还要弄得一身脏。我主持竞选的时候，就总结了两句话：要末成功的失败；要末失败的成功。照现在情形看起来，最后是要失败的。但切不可等最后失败才收场。好在四个回合的战斗我们已胜三回合，就此退出战场，我们岂不是仍然是胜者吗？何必再打没有胜利希望的回合呢！如果我们中途罢选，国大又怎样收场呢？文章就更好做了。”韦永成很同意我的办法，我就邀他一同去到白崇禧的公馆，并请李宗仁来商量。

我说明了我的计划，他们（指李、白）都愕然，尤其李宗仁极不赞同。他说：“你不要为他们（指蒋方人员）的行动或放出的空气所吓倒，各国的竞选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赢了三场，最后一场打下去一定会赢的。”他说话时有些气愤。我说：“打牌（麻将）我是老手，往往前三圈赢了，第四圈输得精光。我第三圈站起来不打了，也不收人家的钱（照例不打完四圈是不能收钱的），我岂不是赢家吗？何必打完四圈又变成输家呢！”他说：“打牌为了赢钱，竞选为了当选，为什么要在胜利的中途退出呢！你打牌的时候肯这样做吗？”我说；“打牌的时候，我当然不能这样做，因为四家是约定要打四圈或打八圈、十二圈的。中途退出，除非发生了什么事故，否则其余三家就不答应。竞选是没有约定的呀！你退出了，我们的代表都不入场参加决选，国民代表大会怎样收场呢？老蒋、孙科怎样收场呢？这就是我的妙棋。”

白崇禧起初也不同意，只在旁边摸着下巴，一面想一面听我们的辩论，一言不发。当我说到国民代表大会怎样收场那段话时，他也同意了。他说：“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好似下棋一样，将他们几军，缓和一下局势，虽然将不死，打乱他们的阵脚，办法就好想了。我同意宣布退出选举。”桂系的事素来都是三头会议决定的。黄、白同意了，李没有不同意的。但这回是例外，李宗仁仍不同意。他说：“煮熟快到口的饭不吃，还要等什么？你们要知道那些轿伕佬（指所有助选的人和我们方面的代表）是等着要吃饭的呀！”我说：“退不退出，德公作决定。我的计划就是这样。不采用，我就趁十一点钟的快车去上海不管了。横直明天就见分晓，不论胜败我都不愿看见，免得神经紧张，血压又高起来。我实在太累了，要回上海去休息。”李宗仁见我如此，连忙说：“忙什么。等我考虑考虑。下午还要约我们的干部来谈一谈，听取情况和他们的意见，不能光由我们三人完全作主呀！”他这几句话倒很有道理，我只好留下来。李要韦永成分头打电话，要桂系的重要干部下午三时到白公馆来开会。

当日下午三时（大约是四月二十几，我记不清楚），在南京白公馆里，桂系开了紧急的秘密会议。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个头子主持之下，如黄旭初、李品仙、夏威以及主要的骨干都到会。首先是听取各方面关于竞选的情报，那些情报都反映蒋介石如何全力支持孙科，与以前三次选举的情况不同，对我们不利。其次是我把退出竞选的计划加以说明。会上议论分歧，而李宗仁仍坚持要参加决选。他说：“最后的决战不参加就自行退却，岂不是自己认输了吗？不管胜或败都不退却，最后胜利才有可能得到。退了出来，以后还有什么文章可做呢！”李铁牛（李宗仁绰号）仍然是北伐时期打仗的方法，一味向前猛冲。我说：“德公！这不是战场打仗，就是打仗，有时候也要退一下，才能反攻胜利。”于是我举北伐时期第七军攻占南浔路上的德安为例，说明孤军深入，眼看要被孙传芳包围歼灭时，连忙退到箬溪，吸引孙传芳的一部深入，反把它歼灭了，然后仍然占领了德安。接着，我说：“打文仗也是一样。你同人家抢副总统这把交椅，你若死抱着不放，手脚都被人家封住了，有本事也施展不出来，最后交椅仍然被人家抢去。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你暂时放手，等他扑个空，然后反扑过去，打倒他们，这把椅子就有可能抢到手。我要你退出，并不是没有文章可做，正好借着这个题目好做文章。”（当然我以前说过失败后就回桂林或到香港反蒋的话，并不敢当大众讲。）

我这番话讲完之后，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我就起立拿着帽子，说要趁十一点钟的夜车去上海。白崇禧连忙把我拦住，说：“季宽的话是有道理的。蒋方的确使用全力支持孙科。三选彼此的票数相差有限，若再加上蒋方的压力，则孙科反败为胜是可能的。我们决选是很难胜利的。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将蒋方的压力打退，退出是一个办法。但以后怎样办呢？仍要靠季宽在这里策划。你（指我）决不能走。这是我们团体的胜败问题，你能不管吗！”

本来会场上是赞成和反对各半的，白的话一说，就几乎全场都赞成我的主张。但李宗仁仍然默然不作声，会场顿然静下来。正在这时，有人送来两种传单，一是对李宗仁人身攻击，说他的老婆郭德洁在北平如何贪污，用金钱收买代表；一是攻击李宗仁“勘乱”不力，还说他在竞选演说中提出一些同共产党一样的口语。静默的会场又紧张嘈杂起来。李宗仁终于同意退出了。他问怎样退出有利呢？总要做出一个名堂来给对方看看，不能无声无嗅的退出呀！他说完了这几句话，把眼睛看看我又看看大家。

大家于是商议，决定由李宗仁以候选人的名义写一封信给大会主席团。这信由黄雪村和邱昌渭起草。信的主要内容是：“唯迩来忽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已失其意义。用特函达，正式声明放弃竞选。”这封信一面送大会主席团，一面送交南京各报登载；并立刻分头通知我方代表明早概不出席，还派一些人到会场门口作纠察，劝阻那些来不及通知的代表。

这事决定之后，已是午夜两点钟了。李宗仁很不愉快地回他的公馆。事后，据说郭德洁知道退出竞选，就放声大哭起来。她说：“用了这么多的钱，眼看就要到手的东西，为什么又自动放弃呢？是谁出的坏主意？”郭德洁素来是热衷于做副总统夫人的，而且还希望将来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二位总统夫人。在竞选时，她的确也尽了很大的力。李宗仁忽然放弃竞选，她怎能不伤心痛哭呢！

我回到家里倒是好好地睡了一觉，好似已经得到胜利那样。次晨八点钟，我还打了一个电话给孙科的助选人。我说，李德邻已经放弃竞选，没有人同孙院长竞争了。他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我的用意是，如果他知机的话，就不用自己到会场去扑空，这样岂不是我们的计划更完满了吗！殊不知他竟然去到会场，看见代表的席位疏疏落落，只有他自己方面的代表，不足法定的出席人数，不能选举。大会主席团见此情形，只好请示蒋介石宣布暂时停选。我们的计划实现了，成为当日（二十五日）全国各报最重要的新闻。

六、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我们于二十五晨二时才决定罢选计划，对各方发出通知已是三点多钟了，二十五日清晨就弄得举国皆知。事情闹大了，国大怎样收场呢？而且也牵涉到蒋介石大总统身上，老蒋又怎样下台呢？这问题旁人是解决不了的。中国有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蒋介石当日（二十五日）就召见白崇禧，说明他并没有袒护、支持任何一方。他把那些谣言和传单都说成是反动分子希图破坏我们党内团结的东西，说一定要追究，要白崇禧劝李宗仁仍然参加决选。白崇禧也就顺风收帆答应了。不知是否得到老蒋的许可，他把老蒋的话向报馆记者发表了。这一下就等于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弄得老蒋啼笑皆非。

大会延到四月二十九日进行决选。有了三天时间，我们的文章就好做了。于是，我趁着这个风波进行“挖墙脚”的工作。浙江，人们一向认为是CC坚固的堡垒，是不易攻破的。我在竞选开始的时候，虽然做了一些拉拢的工作，现在趁老蒋表示不支持任何一方的时候，我再做一些工作。浙江的国大代表绝大多数是我熟识的，而且许多做过我的部下。我在浙江做了十年的主席，彼此相处也不坏。更有些人以为我做过两次主席，也许还会做第三次，自然乐于同我接近，投李宗仁的票。据事后所知，浙江代表投李宗仁的票就有三分之二。李宗仁当选后，陈布雷集合浙江代表把他们大骂了一顿。

孙科继胡汉民之后一直当立法院院长，并以太子的身份组织三民主义学会，网罗一些社会人士，在这次竞选中除蒋介石给以支持外，旧立法委员的大多数是支持他，为他竞选奔走的。以前有些进步人士想推动孙科同蒋介石对峙，以进行反蒋活动。蒋介石素以继承孙中山自命，他见孙科这样，就想极力支持孙科做他的副总统，使蒋、孙成为一体。我去挖孙的墙脚，是通过旧立委谭惕吾找另一个立委于振瀛谈话。我向他们说，你们过去捧孙，是为了反蒋，我很佩服，但是现在蒋、孙合一了，你们捧孙做副总统，岂不是反而增加蒋的反动力量吗？我这段话把于振瀛说动了。我又向他说，陕西方面你是有影响的（他是陕西人），请把其他方面的票也拉过来。他答应了。他并说，山东代表唯王法勤的马首是瞻。旧立委范予遂是王法勤手下的大将，他也是进步的。于是又通过于振瀛去向范予遂拉山东的票。我这样一“挖”，虽然不能确知挖得多少票，想来可以抵销蒋方施加的一部分压力。蒋介石口头上宣称不支持任何一方，但他暗中仍然有压力，李宗仁失去一些票也是必然的。

罢选后的第二日，程潜的助选人贺耀组（贵严）到我那里，见面就说：“这着棋很厉害！是你出的主意吧？”我说：“这盘棋眼看就要输了，只能猛将几军打乱对方的阵脚，再想妙着。”他说：“将得好！你们的文章好极了。”这时程潜已没有参加决选的资格，我便趁机请贺帮忙，把票子拉过来。他说，情形很复杂，他不能单独作主。他介绍我去找邓介松、邓飞黄。

按宪法规定，三次选举都没有人得到法定的多数选票时，就要进行决选。决选时，只有第三次当选的票较多的前两名能够参加，也就是只有在李宗仁和孙科两人之中进行决选。因此李孙双方无不全力以赴。我们得到四天的准备时间，感到更有把握了。

决选那日，我打开收音机听唱票。每唱孙科的票，孙派代表就来一阵掌声；唱李宗仁的票，李派代表照样也来一阵掌声。此起彼伏，成了会场悦耳的旋律。起初，彼此票数相差不多，到末了，李宗仁的票唱到一千四百，孙科及其代表知道大势已去，也就相率离开会场。李宗仁及其代表则在会场更加活跃，直到将选票唱完为止。

结果，李宗仁共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比较多数（孙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当选副总统了。李宗仁夫妇当即坐车到蒋介石那里去表示感谢，并且还说以后一定追随大总统之后进“勘乱”，弄得蒋介石啼笑皆非。蒋只是说“好，好，好”，也向李宗仁道喜，并且说我们大家今后共同努力为党国服务。

白公馆（李常在那里会客和决定重大问题）自然贺客盈门，应接不暇。我随后也到那里向李宗仁道喜。我说：“好险呀！相差只有一百四十三票。如果不是罢选，把老蒋的压力松一下，多得几天准备功夫，情形就不是如此了。即以今日的票数来看，老蒋的压力并没松了多少。主要是在陕西、山东、浙江拉得一些票子来补上。”李宗仁夫妇自然是春风满面，那班抬轿佬也喜气洋洋，好似马上就有什么好处似的。而我呢，辛苦了若干日子，希望得到什么呢？我当即回上海休息，也再没有人阻拦我了。

李宗仁夫妇当晚也到孙科家里去慰问。据说这是美国佬竞选胜利者的作风。可是孙科风度不够大方，不肯出来见面。他的代理人说，孙院长很疲劳，到陵园休息去了。

或有人问，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究竟用了多少钱？我答不出确实数目，因为用钱的事，我不经手，经手人是安徽省银行行长张岳灵。传说一共用了一千多根金条（即金子一万多两），都是由广西和安徽两省供给的，安徽省出了大部分。一万多两金子在那时约值现大洋一百多万元，合金元券就不知多少亿了，这在中国那时是个惊人的数字。孙科用的钱也是相当可观的。他有老蒋作后台，不用自己掏腰包。各竞选人所花的钱，或请客或送代表们川资旅费，虽不见得象曹锟那样每张选票有一定价钱，但也够肮脏了。

当大总统、副总统举行就职典礼时，据说李宗仁曾问典礼处着什么服装？典礼处没有肯定的答复。届时，大总统着起长袍马褂，显得很斯文的样子；而李宗仁则着上将军服（也许李没有长袍马褂，准备来不及），的确象一个大副官，形像十分难看。大总统、副总统就职后，蒋介石照例邀那些国府委员一起照相留念，但有些委员觉得前途茫茫，都不来参加，景象很是凄惨。

七、蒋介石开始向桂系反扑

蒋、挂在竞选副总统的斗争里，蒋介石被桂系打了一闷棍。这一棍表面虽然打在孙科身上，却痛在蒋介石心里。他怎能就此善罢甘休，因此随即向桂系反攻了。

（一）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是一个糊涂蛋，蒋方就集中火力向他进攻，不但说他贪污舞弊，还说他挖掘安徽寿县楚王古墓，强买民间古画。他们不但在报纸上大肆攻击，而且由监察院提出弹劾动议。李品仙托病躲到上海。白崇禧也到上海。一日，白约我谈话。他说：“鹤龄（李品仙号）在安徽弄得很糟，再难做下去了。老蒋有意请你去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把李调任广西省主席，把黄旭初调中央（不指定什么职务）。德公（李宗仁）要我同你商量一下，听听你的意见。”我说：“这是老蒋的毒计呀！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他说：“不见得吧！”我说：“你读过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吗？虽然实际情况不同，但也颇相似。桂系统治下的两个省——安徽、广西，李品仙在安徽弄得很坏，现在把他调回广西，岂不也要把广西弄成安徽那样吗？黄旭初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守成是有余的。我是广西人，我反对把李品仙调回广西。这回蒋恨我到了极点，他要我去安徽是好意吗？无非是要我到‘勘乱’前线上去试试，再来整我，这个当我坚决不上。我提醒你也不要上当。李品仙做不下去，另换一个广西佬好了，或另换一个接近我们的外江佬也好。”白崇德听了，只得扫兴而去。

在这同时，老蒋也指使办《东南日报》的CC中坚分子胡健中来见我。他把李品仙大骂之后，对我则表示欢迎。他说：“季宽先生在浙江搞了十年，我们是知道的。此次若到安徽去，地方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内）必能通力合作，把安徽搞好。安徽比浙江好搞得多。”此外，以前任浙江省府秘书长的李立民，也以地方人士的身分（李系皖人）劝我去，都被我谢绝了。蒋的毒计乃不得售。

果然不久蒋介石就用夏威（广西佬）接替了李品仙。老蒋这次反攻的计划，只算实现了一半，他那肯就此罢手呢！

夏威（桂军的兵团总司令）也是一个投机分子、有一次深夜，在白崇禧的公馆里，他邀我单独谈话。他说：“蒋的江山看来是保不住了。我们是愿作时代的渣滓，随着洪流沉下去，还是自己找条出路呢？”他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没有什么办法，只好随俗浮沉，得过且过。”他怒气冲冲地说：“你是老长官，是四十年的知己朋友，所以把心里话对你说。你用这种态度对待我，真是岂有此理。”我那时的确心中无数，只是一心一意和蒋介石捣乱，把蒋搞倒了，自然有我们的天下。副总统的竞选后，我疯疯癫癫任性跳舞吃喝，一事不理。我反问他：“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没有。只是同你谈谈，大家想想办法。”他这番话想来也同李宗仁、白崇禧谈过，可能遭到他们的冷待。不久，蒋介石把夏威的军职解除，调任安徽省主席，改以李宗仁的小同乡张淦继任兵团总司令。

一九五O年我到上海，见到市长陈毅。在谈到夏威这个人时，他也认为是言而无信的。据我所知，夏威是通过他的老婆陈明皓和他的参谋处长崔坚，同解放军进行秘密联系的。陈、崔到上海，常在我家出入，行迹诡秘。夏威的言论和行动，自然不能逃过蒋帮特务的耳目。蒋也定有所闻，因此就借攻击李品仙，也把夏威的军职解除，既撤换了李品仙，又解除了危险，塞住了桂系的口，真是一箭三雕。

（二）古人有句话：“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李宗仁的副总统是国大代表选出来的，蒋虽不中意，但也无可奈何，于是就把矛头转到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身上了。这里先把白的国防部长来源说明一下。

抗战初期，白原是军训部部长兼副总参谋长。大约是一九四O年调桂林行营主任，几乎长江以南都归他指挥。白崇禧素以广西的三自政策——自治、自卫、自给———的创始者自诩，作为重庆南方屏障的桂林行营主任，自然非他不可了。不料日本侵略军自长沙岳州会战失败后，转由海道在北海登陆进占南宁，白乃仓皇调兵堵击。他大吹其斩蛇战略，迟早要把板垣的第五师团在广西境内消灭。但日军不仅占据南宁，并且伸到宾阳路上的昆仑关。蒋调集精锐部队，加以苏联的空军，作了桂南大会战，仍不能击退日军收复南宁。蒋因过信这位小诸葛谓各军作战不力，虽将粤军军长叶肇囚禁枪决，而各军仍认为桂林行营主任事前毫无准备，广西民团毫无作用，使白崇禧的虚誉扫地。蒋不得不将桂林行营撤销，改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作为江南的军事联络机构，以战地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任办公厅主任，而实权则操在副主任林蔚之手。后来桂林沦陷，军委会办公厅亦不存在。这时蒋正要仿照美国制度将军政部改为国防部。蒋对何应钦早欠信任，而陈诚又资望太浅，乃将何应钦升为空头的中国陆军总司令，想要李济深任国防部长。蒋提出的条件是立即开始准备“剿共”内战，但遭李济深拒绝，回到他的老家大坡山闲住，实际则是联络各方人士进行反蒋。

蒋又以同样条件征求白崇禧任国防部长，因他有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共的渊源，一拍即合，于是重要的国防部长就落在白崇禧的手里。记得一九四七年的一个晚上，我同他谈（有韦永成、程思远在座）反蒋与中国共产党和平合作时，他最后的一句话是：“我是汉曹不两立的。”他说罢站起来就走了。以后，我再不同他谈关于国共合作的政治问题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蒋介石突然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并任命陈诚为国防部部长。这一下把小诸葛气坏了，坚辞不干，赌气走去上海。白崇禧做国防部长是由于他答应合作进行“剿共”的，以为蒋能言听计从，可以充分发展他的才干了。但蒋无论对外或对内，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更加以陈诚又是蒋的灵魂，事事与白作对。因此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仍然是一个空头官，不为蒋所重用。白曾对我发牢骚说：“东北四平街战役，如果肯照我的计划乘胜直追，占领哈尔滨，就可把共军根本击败。”白对蒋的其他措施也多不满，加以李宗仁竞洗副总统．他也极其卖力，当然蒋的第二个打击目标就轮到他的头上了。白崇禧被任为“华中剿总”，他坚决不干，到了上海，也使桂系内部发生混乱。郭德洁固然洋洋得意，而白崇禧的老婆马佩璋则是满口牢骚，说：“你的老公做了副总统，我的老公却把国防部长丢了。”彼此互相攻讦。

在选副总统之前，蒋的某些重要会议或宴会，我也有份参加，好似仍是他范围内的高级干部，在那以后他就不理我了。端午节，蒋忽然邀我到他家里吃午饭。在座除他夫妇之外，只有蒋经国、张群、吴忠信，连我共是六个人。我很诧异，心想这样的家庭式的便饭，为什么也要我来参加，可能又有什么为难问题要我跑腿了。吃午饭时，蒋很客气，他素不饮酒，可这次却举杯向我们敬酒，祝节日快乐，这在他是少见的。吃完了午饭，他对我说：“想请季宽先生去劝劝健生兄，以党国大计为重，打消辞意，快去武汉就职。”我问他派人去劝过没有？他说：“礼卿先生（吴忠信号）刚劝过回来，他仍然坚辞不去就职。现在‘勘乱’正在进行，武汉地方最为重要，所以才任命他去当华中‘剿总’，这完全是党国的需要和将士的渴望，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你与他历史关系很深，请去劝劝他。”我答应晚上坐夜车去上海。他说：“经国有专机飞上海，就与他同机去好了。”说完，我就同蒋经国一起到南京军用飞机场飞去上海。

我在机上想，用什么话来劝白崇禧呢？难道还有比吴忠信更能代表老蒋说话么？难道我还用“党国为重”、“勘乱”为重那套话来劝他吗？我答应老蒋时就想到只有用相反的话，用桂系本身的利害才能说动他。白崇禧到上海十多日，蒋就暗示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上海闻人杜月笙、顾家棠来捧他，请他吃酒看戏。他在虹口有大公馆，在沪西还有别墅，真是快乐极了。

当日下午四点多钟到了上海，我就打电话约白崇禧来我家里谈谈。他说：“谈什么呢？你的来意早知道了。”我说：“你可能只知道一半，不当面谈，你不会知道。”于是他来到霞飞路我的家里。

一见面，他就说你的来意我知道。你想想，陈小鬼（陈诚）同我是死对头，他在中央当国防部长，我这个仗怎么打！这不是明明要整我们（指桂系）吗？先整了李鹤龄，这回轮到我了。他还引了一句“岂有权奸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乎”的古话。我听了笑笑说，你还想把仗打好吗？他很惊异地望着我。我说，这次来并不是用蒋的话劝你就职为他好好打仗，正是相反，因为早就看到蒋的仗是打不好的，才想来同你谈谈赶快到武汉就职，掌握一些队伍，尤其要抓回广西那点军队，不要把本钱陪着人家一起输光了。我见他有点心动，便进一步说：“你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等于关在笼中的鸟一样么？现在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难道你躲在上海，他就肯收回成命吗？他正开始要整我们，我们就要借此机会出去。到了外面，再反过来整他。”我又说。“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机会到的时候，就可以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他对我这些话听得很入耳，小诸葛的决心也下得真快，他说：“对！我明天回南京到武汉去就职。”

白回到南京，蒋当然高兴。白就趁机要求扩大华中“剿总”职权和区域，而最重要的则是华中“剿匪”总部直接向蒋负责，不受国防部及参谋总长的节制。这样，他就摆脱了陈诚（国防部长）、顾祝同（参谋总长）两顶帽子。这是他跑到上海撒娇半个月的最大收获，是其他“剿总”所没有的，也是历史上所没有的。蒋介石素来是爱直接指挥作战的，白崇禧这样的要求正合他的脾胃，所以他也不管破坏什么制度竟然答应了。这一出戏足足唱了半个月，六月十六日白崇禧飞汉口就职。

八、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忽传武汉方面白崇禧发电致蒋，谓部队不能再战，力劝蒋介石以党国和人民性命为重，与中国共产党再行和平谈判（原电我未看到，据说语气尚和缓）。这无异胁迫蒋介石下野，由桂系李宗仁出面收拾。据说蒋接电报后匆匆地开了一次紧急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表示他要回溪口休息，也即是要下野的意思，当日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