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上海后，为何收留被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

1933年，一名犹太籍男子尝试逃离纳粹统治，他离开德国前往西班牙；三年后，西班牙内战爆发，他为了躲避战火，前往意大利；1938年，希特勒出访意大利，他又逃往瑞士，但瑞士只准许他停留四周。在期限临近时，他决定去往厄瓜多尔投靠亲戚，并前往巴黎，通过一个代理人拿到了前往厄瓜多尔的签证。在返回瑞士收拾行李时，他专门向厄瓜多尔领事求证了签证是否有效，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动身前往厄瓜多尔，但到达厄瓜多尔后却被拒绝入境。其后，他辗转到其他的南美国家，也遭到了同样的拒绝。万般无奈下，他给留在德国的亲戚发电报，请求邮寄一张返回返回欧洲的飞机票。但欧洲的法国和瑞士都拒绝他入境。只有意大利允许他停留二十四小时，在此期间，他买了一张前往中国上海的船票。到达上海后，他才松了一口气。此时的上海不需要签证、宣誓书、警方证明、经济担保书。唯一需要的是海关检查，而这种检查也是十分宽松的。

随着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一浪高过一浪，犹太人纷纷逃离德国。但纵观全球，除了中国上海，竟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犹太人。

而此时的上海已经沦陷，被纳粹德国的盟友日本占领。一直到1939年5月，约有1.5万名欧洲犹太难民蜂拥而至来到上海。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容忍和默许，这么多的犹太难民在上海安顿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居住在中国上海的犹太难民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日本人允许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居留上海？是同情犹太人背井离乡的悲惨遭遇吗？对于日本人来说，“同情”肯定是不可能的。这个看似很难理解的现象背后，其实大有文章。

一、 日军中的犹太问题专家了解犹太人

在战争爆发前，大多数日本人对犹太人几乎一无所知，结识过犹太人的更是屈指可数。但有两个日本人是例外：一个是日本陆军大佐安江仙弘；另一个是海军大佐犬冢惟重。这两人因为长期接触总部设在中国的犹太人远东理事会，深得在华犹太人信任，也对犹太人较为了解。尤其是犬冢惟重，居然收到过一个犹太人远东理事会赠予的银质烟盒，上面铭刻着该组织对他的“感激和欣赏”。犬冢惟重总是随身携带这个烟盒，这个烟盒甚至帮助他在1946年免于作为战犯接受审判。

二战时居住在日本国内的犹太人

这两人认为，侵华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影响，美日两国的关系日趋恶化，美国已经禁止飞机、航空燃料等战略物资出口日本。但犹太人在英美两国的上层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控制着报刊、广播、电影和广告等舆论宣传工具。上海的犹太难民中，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在美国有亲戚。如果日本能采取友善的态度对待犹太人，或许能改善日美关系，改变美英等国对日本的敌视态度，让日本在“国际意识形态战争”中受益，或许能让美国迅速地回复供应日本急需的原材料。

二、 日本人尝到过犹太人的甜头

19世纪末期，日本急于在日俄战争中向全世界证明自己是一个现代强国。当日本人向西方国家借款发展军事力量时，西方的银行家都认为这个小矮子国家在做白日梦，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德国犹太人、纽约库恩·洛布银行的总裁雅各布·希夫。雅各布·希夫痛恨俄罗斯对犹太人的屠杀，所以决定帮助俄罗斯的敌人。

银行家雅各布·希夫

最开始是他独自贷款给日本，后来又说服了另外两家犹太人银行——英国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的银行和德国汉堡的瓦尔堡公司，联合贷款给日本。在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向日本提供了巨额贷款，帮助日本海军击败了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雅各布·希夫也成为首位由天皇授予旭日勋章的外国人。这些犹太人在日本最需要的时刻给予日本的帮助，证明了犹太人是强大的。日本人觉得应该和这种强大的人成为朋友，加以利用，而不应该像纳粹那样简单的一杀了之。

三、 帮助犹太人在中国东北建国的“河豚鱼计划”

1938年12月，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专题讨论对待犹太人政策。所谓五相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藏相兼通产相池田成彬。这次会议经过了激烈的辩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当时的会议文件记录：我们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关系，要求我们避免与犹太人过分亲热，因为他们受到了我们盟国的抵制。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像盟国那样抵制他们，因为我们宣布的政策是种族平等，故而抵制他们就是与我们的精神背道而驰。由于我们需要外国资本，我们不希望疏远美国，因而情况尤其如此。

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善待”犹太人宗旨后来被称为“河豚鱼计划”。计划中规定不得对居住在远东的犹太人进行抵制，以后凡有进入远东的犹太人，应该与其他外国人一样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对普通人犹太人一般不发出邀请，但对犹太资本家和工程师可提名邀请。

这个计划之所以成为“河豚鱼计划”是因为日本人爱吃河豚，但河豚必须经受过专门训练的厨师才能去除毒素，做成可口的美味。“河豚鱼计划”的命名意味着，经过日本改造的犹太人，就好比是去掉了毒素的河豚，能帮助日本打赢侵华战争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为了落实“河豚鱼计划”，日本人除了继续允许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还准备在中国东北地区安置10万名技术熟练的德国犹太人，在哈尔滨以及上海附近的浦东或者崇明设立犹太人居留地，甚至希望犹太人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犹太国。

四、上海犹太难民的最终去向

随着犹太难民源源不断地来到上海，上海租界当局感受到了沉重的安置压力，上海犹太难民救济组织也因为经费短缺而逐渐难以为继。上海出现了严重的住房紧缺现象，房屋租金成倍上涨，就业压力与日俱增。在上海的外国人和已经定居上海犹太人对此现象怨声载道。上海有些房屋出租户更是在门口挂上了“难民不租”的牌子，有个记者对10户挂有“难民不租”牌子的房东进行调查，发现这十位全是外国人，有两个美国人、两个德国人、五个俄国人和一个意大利人。

一直到1939年5月，不堪重负的上海犹太难民救济组织终于做出决定，向各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终止犹太难民来沪的请求。由塞法迪犹太人和其他人士组成的“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科莫尔委员会）也向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提出请求，限制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并保证，宣布终止犹太移民不会产生消极影响，因为犹太人自己希望这么做，如果难民的流入方式得到抑制，科莫尔委员会将会感到满意。

直到此时，日本人才同意采取相应措施限制犹太难民来沪。最初规定1939年8月21日以后拒绝所有犹太人来沪。后来，经过各方面权衡利弊秘密商议，在当年的10月11日发布新的规定，宣布今后能进入上海的犹太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能缴纳400美元保证金；

2. 是上海居民的近亲；

3. 持有可在上海工作的雇佣合同，并且预定月薪能达到250元—300元；

4. 是上海居民的未婚妻或者未婚夫。

5.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向英法宣战，封锁了地中海航线，欧洲犹太难民来沪的主要途径被切断。此后虽有犹太难民经陆路辗转来到上海，但人数仅数百名。

1941年12月7日，疯狂的日本海军出动数百架次飞机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日本人想利用美国犹太人的幻想随之破灭。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废除五相会议决议，“河豚鱼计划”也失去了意义。同年7月，人称“华沙屠夫”的纳粹德国党卫军上校、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乘坐潜艇来到上海，要求日本人配合完成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将在上海的犹太人全部关进集中营做医学实验，或者丢到海上淹死、或者送到盐矿上做苦力。



日军在上海设立的犹太人集中营

迫于德国的压力，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在上海成立“无国籍难民指定区”， 将1937年以后来沪的无国籍难民，全部迁移到上海虹口区一个面积为1平方英里的区域里。大约2万名从纳粹德国、奥地利、波兰和立陶宛逃亡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在这里一直居住到1945年中国军队再次接管上海。

战争结束了，但是纳粹集中营的暴行也被揭露出来，数百万人死于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上海后，这里的气氛马上从喜悦变成悲愤。上海的犹太难民们不顾一切地打听他们留在欧洲的亲人的命运，上海的红十字会每天挤满了苦苦哀求得到亲人消息的犹太人。

这些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开始陆陆续续离开上海，有的重返欧洲寻找下落不明亲人，有的去往他国投靠亲朋好友，还有一些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另外一些人则选择回到了德国，参与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这其中包括民主德国首任驻华大使汉斯·柯尼希。21岁的沃纳·迈克尔·布鲁门特尔，离开上海时，全部家当只有65美元，他只身去了美国，选择继续读书。后来成为美国第64届财政部部长、吉米·卡特政府总统顾问。他说：“在上海，我看到了人们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凭借爱、家庭、品行、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去取得成就。在上海，我看到了人性那光辉的一面，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闪光……”

此外，从1939年到1947年，还有约500名犹太婴儿诞生在上海，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祖国，上海就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