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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共中央驻地的变迁

时间：2022-02-11 点击：次来源：网络添加者：佚名 - 小 + 大

溯源君，一切来路皆可追。

从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 年新中国建立，28 年的革命战争岁月里，中共中央的驻地曾发生过多次的变迁。党中央的每一次搬迁，都代表着党的形势与任务的重大变化，每一次搬迁前后都发生了许多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今天，溯源君就带大家回顾中共中央驻地的历次变迁，以此为线索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

上海：梦想，从这里启航

1921 年7 月底至8 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嘉兴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驻地为上海。

党中央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第一个驻地，除了因为这里是中共早期党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还基于以下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便于在工人阶级中开展工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党成立初期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势必要在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活动。而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中国工人阶级较为密集。

其次，便于同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后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需要保持与共产国际的密切联系以获得工作上的指导和帮助。而上海不仅有全国最发达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和最便利的海外交通网络，还是共产国际在远东地区的活动中心。

再者，便于躲避政府当局的破坏。中国共产党作为以推翻旧政权为奋斗目标的革命党，不可避免会受到反动政府当局的镇压迫害。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华洋势力混处、社会成分复杂，特别是在大片的外国租界内，北洋政府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比较适合党中央开展秘密的革命工作。

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市黄陂南路374号。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周一帆/摄

1922 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会后没几个月，党中央的驻地就发生了变化。

党中央在上海开展工作虽然有一些便利，但也面临不少现实困难：一方面，在租界里活动虽然避免了北洋政府的破坏，却难以逃避来自租界当局的压力。当时正值十月革命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西方各国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加强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打击。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在1921 年10 月和1922 年8月两次被租界当局以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罪名逮捕，党中央领导工人运动的主要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被租界当局查封。

另一方面，上海的产业工人虽然人数众多，但相比其他经济落后地区，阶级矛盾并不是十分尖锐，且工人中间传统帮会组织比较盛行，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很难打入其中开展工作。

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故居，曾作为《新青年》杂志编辑部。1920年6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里成立。中共一大后，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他的这个寓所也就成了中共中央的重要活动场所。周一帆/摄

正当党中央在上海步履维艰的时候，北京地区的情况发生了有利的变化——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长辛店等地的北方铁路工人中有良好的工作基础。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掌控北京政府实权。吴佩孚为了笼络工人，标榜“保护劳工”，给党合法开展工人运动提供了契机。例如，吴佩孚为了清除梁士诒等“交通系”政敌的势力，在北方六条铁路设立稽查员来调查交通系的活动情况，党组织借机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担任稽查员，以此为掩护开展铁路工人运动。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2万多工人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瘫痪。图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组织的纠察队在罢工时使用的月牙斧。图源国博官网

随着北方工人运动形势的高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导》周报编辑部等党中央的主要工作机构纷纷从上海迁往了北京。为了更好地领导北方地区的工作，摆脱在上海遭遇的困境，中共中央于1922年11月左右迁驻北京（具体时间有争议）。

然而党中央这次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并不长。1923 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引起外国列强和北洋政府的恐慌。吴佩孚撕下了保护劳工的虚伪面具，在列强的支持下调动两万多军警对罢工进行了血腥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

党组织在北方的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在北京的陈独秀、马林等共产党领导人被通缉，面对北京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中共中央又被迫迁回了上海。

浪涌羊城国共携手

早在党中央迁往北京之前，共产国际就曾有意将广州作为中共中央的新驻地。当时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高举“护法”的旗帜，在广州建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府。共产国际认为广州的政治氛围能够允许中共中央合法地进行活动，也便于国共两党合作开展革命工作。为此， 1922 年7月共产国际曾明确要求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广州。

但就在这一命令发出的同一时期，广州政府内部发生分裂，孙中山的手下大将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广州大元帅府，孙中山被迫乘中山舰离开广州。广州政局的恶化让共产国际关于党中央迁址的命令变成了一纸空文。

等到第二年中共中央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时候，南方的局势已经好转，孙中山重新控制了广州政权。此时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召开党的三大，会议的主要议题正是讨论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开展合作的问题。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此前作出的指示，于1923 年5 月将驻地迁往广州。

1923年 6 月 12日~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样看来，广州似乎理应成为中共中央的长期驻地。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位于广州市新河浦路24号。1923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广州，在这所三层公寓式房子内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三大期间，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向警予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林、鲍罗延都曾在这里下榻办公。图源广州市政府网

但事实上，有不少同志对党中央留在广州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广州的工人运动基础不是很好，在国内政治版图上的地位比不上北京或上海，在地理上又偏安一隅，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交通十分不便（当时连通武汉和广州的粤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

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分歧，更是让陈独秀等共产党领导人在这座城市感到心寒意冷：共产党人更重视政治斗争，强调舆论宣传和发动民众，希望推动国民党尽快实现改组。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领导层更重视军事斗争，一心想的都是通过建立强大的军队早日发动北伐。

立场上的矛盾演化为现实中的冲突，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党的报纸上连续发表批评国民党政策的文章，让国民党高层感到十分愤怒。孙中山甚至当面警告陈独秀，既然已经决定加入国民党，就应该无条件服从自己的命令，如果再看到报纸上有批评自己的文章，就把他开除出国民党。

中共领导层认为，虽然两党要进行合作，但依然要保持自己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宁可离开广州这座避风港，也绝不愿成为国民党政治上的附庸。所以 1923 年的 7 月，中共三大闭幕后没多久，中共中央就又从广州迁回了上海。

离汉迁沪国共关系破裂

以1924 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为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启。在两党的共同领导下，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迅速以广州为中心席卷大半个中国。由于中共中央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与国民党的各项合作事宜实际上是由中共广东区委在具体负责，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民党方面的变化缺乏清晰的观察和科学的判断，这给双方的合作带来许多不利影响。

比如，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清楚事件真相的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以及在广东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建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措施，以阻止他的政治野心。但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好几天之后才从苏联方面了解到事件的部分信息，最终错误地决定对蒋介石妥协退让。有鉴于此，国共两党内部一直都有呼声，希望两党中央机构的驻地能够统一。

修复后的中山舰。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声称国民政府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私自调动中山舰、阴谋暴动，宣布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史称“中山舰事件”。图源《中国时报》

1926 年7月，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口号的北伐战争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下正式开始。北伐军从广东出发，仅仅半年的时间，就攻取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土地，革命的重心也随战事的发展而北移。 1927 年3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正式由广州迁往武汉。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更好地合作，中共中央于 4 月中旬正式移驻武汉，并于 5 月在武汉召开了中共五大。国共两党中央的驻地在 4 年后再次实现了统一。

武汉市胜利街165号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中共中央驻汉期间，这里曾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中央秘书厅办公的地方，部分党的主要领导人也曾居住于此。黄心/摄

然而就在中共中央离沪移汉的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叛国民革命，在上海发动了4·12 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几天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国民党阵营发生“宁汉分裂”。中共中央原本寄希望于武汉的国民党领袖汪精卫能够继续坚持与共产党的合作，但 7月 15 日汪精卫主持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分共”会议，也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后对共产党人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彻底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已经不再适合继续作为中共中央的驻地。在八七会议后新改组的中共中央对驻地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在两湖地区的秋收暴动没有取得预想进展、广东地区的革命形势还未好转的情况下，只有上海是最理想的办公地点。于是 1927年 9 月底至 10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又陆续秘密地搬回上海。

此时的上海虽然笼罩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但经历了大革命失败洗礼的中共中央也学会了如何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更加隐蔽地生存。

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部署下，党中央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隐蔽工作制度，包括将活动范围集中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内，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分散办公和居住，定期变动办公居住地点和身份信息，日常工作机关和交通联络机构分开设置，实现党员的职业化和机关的社会化、群众化，以及成立专门负责党中央安全保卫工作的机构——中央特别委员会及其下设的中央特科。

在这些措施的有力保障下，中共中央不仅在靠近敌人心脏的统治核心区里安全地生存下来，还成功地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组织召开了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及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领导全国革命斗争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个重大突发事件打破了党中央在上海平静。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年）位于上海市云南中路171-173号。1928年春，在上海担任党中央会计工作的熊瑾玎以商人身份，租得云南路447号生黎医院楼上的三间房间，并挂出“福兴”商号的招牌作为掩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办公地点。图源上海市网信办

1931 年4 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在奉命护送张国焘、陈昌浩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后，违反党的工作纪律，故意滞留武汉不归。24 日，顾顺章为赚取外快，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汉口的娱乐场所表演变魔术时，被叛徒认出并遭到逮捕。顾顺章被捕后主动向国民党方面承认自己的身份，表示愿意配合抓捕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顾顺章作为掌握党中央核心机密的高级干部，他的叛变无疑将对党中央的安全造成毁灭性的威胁。

万幸的是，立功心切的武汉当局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报告给了南京的国民党特务部门负责人徐恩曾，而接收电报的恰好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党中央在接到钱壮飞传来的消息后，立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员和机构的转移，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但仍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多年苦心经营的秘密机关全部废弃，恽代英等一批党的优秀领导人惨遭杀害。仅仅两个月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也被捕并叛变。

瑞金建政踏上漫漫长征路

接二连三的致命打击让党中央很难在上海继续平安工作，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撤离上海，转移到苏联或中央革命根据地等较为安全的地区。到1931 年9月时，仍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总人数的一半，上海方面不便再继续以党中央的名义开展工作，遂在共产国际的批准下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代行党中央的职权。

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本来就极其困难，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不懂得隐蔽和保存革命力量，不重视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导致党组织在“白区”的组织和工作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失去了外围掩护的临时中央愈发难以在上海立足，最终在 1933年 1 月彻底告别了熟悉的上海，迁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

位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杨友明/摄

临时中央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便在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其“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连中央根据地和中央红军的创立者毛泽东也被迫离开了军事领导岗位。

1933 年9 月，蒋介石经过充分的准备，调集了100 万兵力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以 50 万大军分路进攻中央根据地。直接领导第五次反“围剿”的临时中央，先是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 时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要求红军主动进攻，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在进攻受挫后，临时中央又转而实行消极防御方针和“短促突击”战术，强行命令装备很差的红军放弃擅长的运动战、游击战，去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

在临时中央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与敌人苦战近一年，未能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4 年10 月，在国民党军已深入中央根据地腹地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放弃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共同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一部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长征史，也是一部中共中央驻地两万五千里的迁移史。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每一次开拔，都意味着党中央驻地的每一次变更。

从离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党中央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先后途径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等省份，一路翻山越岭、穿江过河，经常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历经一次次激烈战斗、一次次生死存亡、一次次艰难抉择、一次次绝境逢生，终于在1935 年10 月到达了陕北吴起镇，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结束了历时一年的大“搬家”。

遵义会议会场复原陈列。长征伊始中央红军原计划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湘江战役后中央多数领导同志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图源遵义会议纪念馆

陕北：革命的“落脚点”与“出发点”

1935 年11 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位于今陕西省子长市），这是一年多来党中央的第一个较为稳定的驻地，中央政治局曾在这里召开过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1936年 7 月 3 日，因军事形势所迫，中共中央机关从瓦窑堡迁往保安（今延安市志丹县）。但不论是瓦窑堡还是保安，当时都是经济落后、人烟稀少的地方，长期来看均不具备成为中共中央和红色政权驻地的条件。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与共产党方面达成协议，把原本用于围剿红军的东北军收缩到西安周围，将陕北最大的城市延安交由红军接管。1937年 1 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进驻红色圣地 ——延安（今延安市宝塔区）。

1938年的延安县城，右侧为延安地标建筑宝塔山。图源新华社

延安，这个光辉灿烂的名字，在中国革命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从1937 年1月到 1947 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留驻的时间长达 10 年之久，如果按照今天延安地级市的辖区范围来计算，时间就更长了。中共中央在延安期间，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国民党共同领导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完成了全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总结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当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饱经苦难挫折后刚刚缓过一口气，深陷敌人的重重包围，远离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前途命运岌岌可危；当中共中央离开延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一百多万党员，领导着强大的武装力量，得到上亿民众的广泛拥护，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主要政治力量。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大会决定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图源新华社

1947 年3月，国民党当局为扭转在解放战争中全面进攻日渐吃力的局面，决定对共产党的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展开重点进攻，其中由胡宗南率领 25 万大军进攻陕北解放区。当时人民解放军在陕北的兵力只有约3万人，兵力和武器装备均处于绝对劣势。

为保存我军有生力量，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主动有序撤离，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了生活了10年之久的红色圣地延安。

在撤离延安之初，中共中央多数领导同志曾考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避敌人锋芒，应将党中央的驻地迁往黄河东岸的晋绥根据地，并电令晋绥根据地的负责人贺龙等人做好接应的准备。但毛泽东同志此时却在酝酿着一盘惊世骇俗的大棋，3 月25 日青化砭战役的胜利更加坚定了毛泽东下这盘棋的信心。

3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清涧县（今属榆林市）枣林沟村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郑重提出，中共中央继续留在陕北，暂不东渡黄河的主张。

他认为，陕北人民养育了共产党十几年，现在敌人一来，大家就跑了，这在感情上说不过去。更重要的是，只要党中央继续留在陕北，就能把胡宗南的20 多万精锐之师牵制在陕北，减轻其他解放区的压力。党中央在陕北人熟地熟，完全可以依靠当地群众的支持，保障自身安全。但他又清醒的认识到，“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非常时期，应当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分工进行必要的调整。

会议最终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解放区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开展党中央委托的部分工作。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转移到晋西北，组成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等负责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统筹后方工作。

就这样，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一支仅有数百人的精干队伍，开启了传奇般的转战陕北。为保密需要，这支队伍对外称“昆仑纵队”，实行军事化管理，任弼时担任纵队司令，陆定一担任政委。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也均以代号相称，毛泽东代号“李德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任弼时则代号“史林”。

转战陕北期间，党中央走过安塞、靖边、榆林、佳县、米脂、吴堡、绥德、清涧、延川、子长等 12 个县，所经之处皆是沟壑纵横、山峁林立，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生活条件更是极其艰苦。

比如，位于安塞县的王家湾乡是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待过的一处时间较长的驻地，毛泽东等人在此共居住了 53天，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 5个人挤在一个有“两间半”房子的破窑洞里：一进门是一整间窑洞（也是个过道），住着周恩来、陆定一和胡乔木；过道的左手边是一整间窑洞，住着毛泽东；过道右手边是半间窑洞，住着任弼时。毛泽东、任弼时出入自己的房间，都要经过中间周恩来他们的屋子，平时开会、谈话，即使声音不大也能互相听得见。党中央的领袖就是在如此简陋的办公和居住环境里，指挥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毛泽东同志在转战陕北途中。图源新华社

转战陕北期间，党中央不仅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时刻提防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为此总共换过 38 个驻地。两军相距最近时，天黑能看见山沟里敌人燃起的堆堆篝火，敌人的人喊马叫声听得清清楚楚。但凭借着西北野战军的策应、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以及毛泽东等人的高超智慧，昆仑纵队一行每次都能从敌人眼皮底下化险为夷。

从西柏坡到北平：

见证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到1948 年初，全国的战局已经有了根本好转，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都陆续转入了战略反攻，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预期目标已经实现。为适应形势的变化，更好地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从米脂县东渡黄河，结束了历时371天的转战陕北，先抵达山西省临县，与驻扎在这里中央后委会合，然后再一起继续向东进发。

4 月 23日，周恩来、任弼时等抵达中央工委的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一年前到达这里的刘少奇、朱德等人会合，不久后毛泽东也抵达了西柏坡，分离了一年多的中央领导机构又重聚在了一起。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当初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一行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后，在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平山县一带寻找驻地。考虑到西柏坡依山傍水，环境幽静，且位于山地和平原交界处，进可东向广大城市，退可西入太行山区，交通便利又有险可据，遂将此处作为中央工委的驻地。

从 1948年 5 月开始，这里又成为了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就是在这个太行山麓不起眼的小村子里，党中央指挥了震惊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1949 年3月 5日至 13 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确立了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

西柏坡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危文瀚/摄

为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将中央领导机关由西柏坡迁往未来新中国的首都北平。

1949 年3月 23 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乘汽车离开西柏坡。临行前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信心满满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应当都能考个好成绩！

当时的北平刚刚和平解放，城内秩序尚未恢复，中共中央机关抵达北平后没有直接进城，先暂时驻扎在北平西北郊的香山。党中央驻留香山的半年时间里，指挥了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进军，完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奠定了新中国经济工作的基础。（关于党中央进驻香山前后的有关史实，参见文化溯源公众号2019 年9月 23 日发布的文章《决胜时刻：1 949 中共中央在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