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末，在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剿压迫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路红军被迫离开苦心经营的苏区根据地，相继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全国红军主要分成四路，一路是从江西苏区西征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一路是从湘赣苏区北上的红二方面军；一路是从鄂豫皖苏区北上的红四方面军；还有一路是红四方面军的25军，作为偏师从鄂豫皖苏区出发单独北上。在差不多整整2年时间里，各路长征红军穿梭强敌，倦旅奔袭，披荆浴血，无日不战，其间几度分合，兄弟阋墙，二涉雪山，三过草地，万里征尘，埋骨路畔，其所遇之艰难困苦，其所为之英勇豪迈，均可至人类超越自身极限之峰巅。
1935年9月，红25军首先到达陕北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1个月后，毛泽东、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第二个结束长征。又过了1年，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辗转万里，也到达了陕北。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3大方面军胜利会师，全国规模的红军长征终于结束。
然而，此时的形势依然十分危急。蒋介石见全国红军都集中到了陕北，立即调集大批国民党中央军入陕，配合当地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发起“通渭会战”，乘红军立足未稳，一举将共产党和红军围歼在陕北狭小的地域里。当时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都很同情红军，但又不能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只好一面尽量拖延时间，一面速通情报给中共中央，要红军速做定夺。为了求生存，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意红军向黄河以西的宁夏和甘肃方向发展，力争打通与当时被苏联所控制的新疆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得到苏联援助的大批武器弹药，再杀回河东。为此，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决定由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部组成西征部队，在10月下旬执行打过河西的作战计划。
1936年10月21日，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各路国民党军队向红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亲自飞到西安督战。当时红四方面军第30军已控制了黄河岸边的靖远渡口，正在抓紧时间造船准备抢渡。国民党中央军集中了3个军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由南向北推进，与红四方面军的后卫部队4军、5军和31军发生激战。国民党军在火力上占有很大优势，而战场上又到处是光秃秃的黄土坡，无险可守。红四方面军部队长征方息，弹药缺乏，武器也很差，虽拼死奋战，付出巨大牺牲，但仍然抵挡不住国民党军的进攻，被迫步步后退。
危急关头，10月24日夜，李先念率红30军由靖远偷渡黄河成功，经过战斗，打垮了对岸的国民党军，占领了渡河桥头堡。红军立即在河上架设了浮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及前敌指挥部于27日渡过黄河，后续的红9军也于28日渡河成功。按照原定计划，红四方面军的4军、5军和31军应相继在靖远渡河，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一部在打退南线国民党军的进攻后，应于中卫渡口西渡黄河。然而国民党军的推进速度太快，29日就追至靖远渡口。看守渡口的红5军抵挡不住，只好仓促渡河。国民党军的飞机迅即炸断了渡河浮桥，渡口亦被占领。未来得及渡河的红4军和31军独对强敌，只好退向打拉池一带，与彭德怀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此时，红军如要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只有击退国民党军队，重新控制黄河渡口，打通与河西部队的联系。可这时彭德怀却不能统一指挥部队，原因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想保存实力，不想让红4军和31军与强大的国民党军拼消耗。彭德怀既指挥不动红四方面军，而红一方面军的力量又太单薄，阻挡不住国民党军的进攻。结果国民党军快速推进，相继占领靖远、打拉池和中卫等黄河渡口，截断了宁夏通道，过河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与河东红军的联系也被隔断。至此，“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法实行。
11月8日，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电令彭德怀、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退回陕北，再图发展。而已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3个军则组成红军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单独执行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于是，河西红军开始了悲壮的浴血西征。
渡过河西的红军为3个军，其中9军和30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5军则为原来的红一方面军部队。11月10日，西路军正式组成，成立了军政委员会，最高领导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任西路军总指挥。下辖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有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5发子弹；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有6500余人，枪2500支，平均每枪15发子弹；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有7000人，枪3200支，平均每枪25发子弹。此外，还有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及机关人员，全军总数为21800余人。可以看出，西路军的武器只能装备全军一半人马，弹药更是缺乏，此次远征前途多难。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一手创建了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在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后，他指挥红军进行了许多次重大战役，作战风格以狠、勇、缠著称，令国民党军非常头疼。蒋介石当年对这个学生并没放在眼里，不料日后竟成了心腹大患。蒋介石出了10万大洋买徐向前的人头，价码和毛泽东、朱德的一样。陈昌浩则是留苏学生，当年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此人年轻气盛，作战勇猛，因紧跟中央路线而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委，成为红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之下的人物。
西路军渡过黄河后，即向一条山方向杀去，将挡路的青海军阀马步青的部队杀了个落花流水，前锋直向西进。初战胜利，红军上下充满了乐观情绪，认为马家军不过如此。其实，大错特错了。马家军是指青海和宁夏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和马鸿逵的部队，都是封建家族世袭统制的军队，其中马步芳被称为“青马”，马鸿逵则被称为“宁马”。西路军所要作战的对象正是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青马。青马部队士兵主要来自甘、青两省交界地区信奉***教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人。在上层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观念蒙蔽驱使下，也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与仇杀，青马士兵在对外族的征战中表现了很强的内聚力和奋勇精神以及残暴行为。青马军队作起战来极为凶悍顽强，擅长骑兵奔袭与白刃格斗，经常残杀俘虏，臭名远扬。此次红军大举西进，所过之处正是马步芳的地盘，他惟恐红军会占着不走，急忙调集青马军队主力步、骑共7万余人，大举向红军杀来。
西路军以红30军为先头部队出凉州，红9军出古浪，红5军断后。因为地势和人口稀少的原因，全军成一字长蛇阵形，一个团与另一个团之间也隔着一天路程。11月15日，红9军占领古浪城。古浪为河西走廊的要冲，南北两面临山，只有东西一条狭长的通路。红9军以2个师驻于古浪城外制高点，军部及机关人员驻于城内。因为对马家军估计不足，红军的战斗情绪松懈了下来。16日清晨，马家军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和4个民团兵力向古浪发起突袭。马家军骑兵在旷野戈壁上奔驰迅速，闪电而至。9军仓促迎战，陷于被动之中。马家军武器虽比不上国民党中央军，但比红军可强多了，而且还有山炮助战。城外红军很快被分隔开，许多人被压缩进古浪城中。守卫南山的1个团部队孤军无援，在马家军的反复攻击下几乎全军覆灭。马家军随即向古浪城发动猛攻，古浪城墙残破，多处有缺口，红军阻击火力薄弱，终被马家军突破。马家军骑兵冲入城内，沿街道猛烈砍杀。城内有许多红军机关人员，并没有枪，结果死伤惨重。9军组织反击部队顽强苦战，总算把马家军赶出城去。这时红军又犯了一个错误，竟出城进行追击。不料马家军进退神速，骑兵很快杀回将出城红军截断于旷野之上。经过苦战，这些红军全部战死。马家军又返回攻城，红9军官兵拼死守城，用木棍、大刀片、甚至砖头瓦块与敌血战。危急关头，城外的红9军1个师冲破马家军封锁，向古浪接应而来。马家军见天色已晚，又不惯夜战，便收兵而去。
古浪之战，红9军损失2000多人，达全军三分之一，特别是电台及技术人员损失很大，可以说元气大伤。当日夜里，红9军放弃古浪向永昌退去。许多红军重伤员无法带走，只好留在古浪，并留书信希望马家军善待俘虏。第二天马家军进入古浪空城，第一件事就是把红军伤员全部杀光。
古浪一战的失利，已暴露出西路军面临的困境。西路军装备低劣，人数又远少于马家军，从作战态势上就处于下风。而马家军盘踞河西多年，地形熟悉，且多是骑兵作战，机动迅速，战斗力甚至强于国民党中央军。河西地区人烟稀少，物产贫瘠，西路军补充不易，粮弹缺乏，前途不容乐观。
11月19日，中共中央电示西路军，要求他们暂停西进，在永昌、山丹、凉州一线建立根据地。实际上这里地形狭窄，南北都是高山沙漠，村庄零落，居民回汉杂处，实不容易建立根据地。以徐向前为首，西路军高级指挥员都对中央的这个命令很不理解。许多年以后，徐向前才弄明白，当时国民党重兵云集陕北，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的情况极为危急。中央此令意在摆出河东红军可能渡河向西与西路军会合的假象，使国民党分兵扼控黄河沿岸，陕北红军主力可借机向东或向南突围。
从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西路军苦苦坚守于永昌、山丹、凉州一线。马步芳见红军在自己的地盘里停下不走了，不由大急，连日驱动马家军向西路军发动进攻。红军以劣势疲惫之师顽强抗击马家军的攻击，因弹药不足只好用大刀、木棍拼搏。马家军骑兵众多，忽来忽去，红军困守各个堡垒土围，几乎无日不战，伤亡极大。一直打到12月初，西路军已伤亡达6000余人，马家军死伤也差不多，双方打得筋疲力尽，战斗渐渐停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谏”，扣压了在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有意发动第二次长征，率陕北的红军主力向南渡过黄河另寻根据地。西安事变的发生，真可以说是绝处逢生。中共中央立即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永昌，西路军将士一片欢腾。对面的马家军也有些傻了眼，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停止了向红军的进攻。12月22日，中央来电令西路军东返。因这时南京的亲日派已调集大军进逼西安，高呼要营救蒋介石。红军已和东北军、西北军订立三位一体的联盟，准备联手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央令西路军东返，意在从西面牵制国民党军，以策应西安局势。此时河西走廊已是寒冬天气，西路军缺乏补给，伤员病号又多，大军行动非常不便。如果回头向东，面对的将是国民党军和马家军主力，如果再向西走，则只有马家军的拦击。就现时情况而言，向东不如继续向西。然而中央下了命令，西路军只有执行。正在大军集合的时候，中央又来电，说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蒋介石已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路军仍执行向西打通新疆的任务。中共中央的意思还是希望西路军能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因国共谈判还没有结果，万一不行，中央也好有个依靠。
12月下旬，西路军以5军开路，9军和指挥部居中，30军断后，顶风冒雪向西开进。1937年1月1日，红5军攻占高台县城。这一带粮食较多，西路军停下来进行短期休整。如果红军继续向西走，马步芳是乐得让他们快点离开的。可红军一停下来，他又急了，立即调动2万部队围攻过来。1月5日，西路军指挥部各机关和红9军在甘州（今张掖市）西南的甘浚堡遭到马家军骑兵突袭，结果部队被打散，损失200余人及大部分电台等通讯设备。此后西路军各部队联系不便，严重影响了统一指挥。
1月16日，中央来电要求西路军分兵向东。此时西路军人困马乏，损失严重，可说已到危急时刻，中央如何这样要求呢？原来此时蒋介石已回到南京，将张学良扣押，国民党大军兵围西安，局势又紧张起来。中央又有了放弃陕北的打算，想让西路军东进配合。而马步芳已看清了形势，立即向蒋介石表示效忠，同时集中兵力开始猛攻西路军。
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进攻红9军和30军，主力则绕道向西围住了高台。此时高台城内有军长董振堂在内的红5军3000余人，5军政委黄超带着5军仅有的一部电台和部分兵力驻守临泽，高台守军遂与西路军总部失去了联系。马家军猛烈进攻高台，红军苦守数日，顽强击退了马家军的一次次进攻，最后枪弹耗尽，开始展开肉搏。军长董振堂一面指挥部队战斗，一面准备突围。不料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一信，要求5军死守高台。董振堂长叹一声，这个自宁都起义以来屡建战功的红军著名战将，已决心与高台共存亡。
1月20日，马家军再次向高台发动猛攻。红军用刺刀、砖瓦与敌拼搏，董振堂手提大刀亲自登上城墙指挥部队战斗。马家军仗着兵力优势一次次轮番进攻，终于攻进城内。红军战士依托城内建筑，逐街逐屋地与敌人展开巷战，城内到处是惊心动魄的浴血拼搏。激战至最后，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壮烈牺牲，3000多红军战士大部战死，少数重伤被俘。马家军不但屠杀了全部俘虏，还残忍地将董振堂和杨克明的头颅割下，送到西宁去向马步芳请功。几十年后，董振堂的遗孀见到了当时拍下的首级照片，泪如泉涌。
西路军总部开始并不知道高台被围的消息，直到1月23日才得讯，急派唯一的骑兵师前去救援。路上遭遇优势的马家军骑兵，经过一场血战，红军骑兵大部伤亡，骑兵师长董俊彦和政委秦道贤也牺牲了。
高台既失，临泽的红5军余部转而向西路军主力靠拢。不想路上又遭到马家军骑兵截杀，红5军损失数百人，辎重也大部丢失。幸好红9军政委陈海松带一部人马前来接应，经过苦战，总算将5军剩余部队救出。高台之战后，西路军实力大损，而马家军仍穷追不舍。陈昌浩、徐向前等西路军领导决定全军东返，趁实力仍在杀回河东。
月28日，西路军全军集结到了倪家营子，还剩1万多人，其中能战斗的人员只有不到一半。这里是个小村落，稀稀拉拉地分布着几十个土围院落。马家军立即尾随而至，开始发起进攻。每日清晨，马家军以土炮向倪家营子轰击，然后密密麻麻的步兵发起冲锋。红军子弹缺乏，只能以手榴弹阻击一下，然后手持大刀、长矛、木棍等扑上去御敌于营垒之外。双方反复厮杀，从旷野杀进土围内，又从土围内杀回旷野，一直到日落方息。这样的战斗持续了近10天，倪家营子内外鲜血已流成了河，很多红军女战士和伤员也加入了拼杀，有的伤员为了不拖累部队，握着手榴弹就扑进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西路军至此已是弹尽粮绝，伤员众多，且又全无补充。而马家军有后方供给，源源不断而来，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西路军再在倪家营子坚守下去，只有覆灭一途。这时中央又来电，要求西路军就地坚持。因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总算是停止了对陕北红军的围剿，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之中，将来要划分防区，西路军如能在河西坚持下去，则等于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指挥红军可以说是调度有方，得心应手。可这次为了顺应瞬息万变的形势，朝令夕改，生生将西路军拖垮了。
陈昌浩和徐向前觉得不能再坐等下去，便向中央发电请示行动并要求派红4军和31军前来接应。2月17日，中央发了一封措辞严历的电报给西路军，批评他们不听指挥并将之提到了政治上的高度。因为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领导下曾于1935年9月犯了南下分裂的错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陈昌浩和徐向前也背了严重的政治包袱。这回中央如此电示，将过去的错误与眼下的行动联系在了一起，二人顿感压力沉重，无法动弹。
经过西路军委员会开会讨论，明摆着眼下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大多数人支持东返。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向东突围，边战边走。2月23日，西路军到达西洞堡。这时马家军又追了上来，红30军88师在师长熊厚发的带领下，猛烈出击，将追敌1个团全部消灭，缴获了相当多的武器弹药和物资。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可陈昌浩此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提出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和各军主要领导一齐反对这个建议，认为好不容易冲出来了，只能一鼓作气杀回河东，绝没有再入虎口的道理。然而陈昌浩原来曾反对过中央，这次为了表示回到正确的中央路线上来，不顾实际情况，只是机械地坚持要执行中央要求的就地坚守的命令。陈昌浩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是西路军最高领导，有最后决定之权，徐向前等人只好表示服从。
2月底，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这里已是一片焦土，留在村里的红军伤员全遭马家军杀害。马家军见红军返回，立即又围上来发动进攻。红军缺粮少水，有限的弹药很快又耗尽了，指战员们再次抡起大刀与马家军展开血战。马家军兵力源源而来，轮番围攻，加以炮火轰击，红军有耗无补，伤亡惨重。
此时陈昌浩也知大势已去，急电中央请求增援。毛泽东得知西路军的惨况后心急如焚，西路军部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共产党还要依靠着他们打天下呢！毛泽东急忙致电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要他出面请求蒋介石下令让马步芳停止进攻西路军。同时电令前方的彭德怀、刘伯承等将领，命立即抽调红军部队组成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克日西渡黄河以解西路军之危。可是，蒋介石想消灭红军还来不及，怎么会让自己的部下停手呢？马步芳更是纯粹的地方军阀，他不管是什么军，侵入他的地盘就是不行。而援西军虽于2月27日组成，可渡河、造船、长途行军都需要时间，起码要1个月才能与西路军会合，无论如何来不及了。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日夜血战，牺牲消耗巨大，援军又久盼不至，再也坚持不住了。3月5日，西路军乘夜向祁连山突围。马步芳则严令马家军，务必将红军赶尽杀绝！3月8日，西路军进至了临泽以南的三条流沟地区，马家军尾随而至，残酷的战斗又展开了。红军被马家军分隔包围在三条低洼的古流水沟里，以大刀、木棍顽强拼杀，每天都要承受马家军的数次猛攻。马家军发现红30军人最多，也最能打，就重点向他们进攻。30军将士与马家军苦苦缠斗，无数在雪山草地中都没有倒下去的战士，在这里倒下了。30军政委李先念亲自上阵指挥，而最勇的88师师长熊厚发则在混战中被打断了左臂。三条流沟里的血战直持续到了3月11日夜里，西路军总部集合各部人马互相接援，杀出重围向祁连山口的梨园口退去。
雄伟的祁连山横穿河西走廊，而梨园口则是进入山谷的一个关口。徐向前命红9军政委陈海松带9军余部1000余人把守关口，掩护西路军总部及伤员向山中转移。马家军很快围攻上来，陈海松带领9军将士冲出阵前，挥舞大刀奋勇御敌。马家军人多势众，骑兵部队往来奔袭，轮番进攻。红军战士筋疲力尽，仍苦战不退，最后全部牺牲。陈海松，这位被朱德称为“极有前途和希望”的红军将领也战死沙场，年仅29岁。
9军全部伤亡后，30军又冲上来堵住敌军。为了掩护总部和伤员转移，30军将士同样血溅沙场，以无畏的奋勇精神殊死战斗，在打光了全军的2个主力团后，终于击退了马家军。西路军全军陆续汇合到了祁连山中的康龙寺地区，而妇女独立团则在转移路上被马家军截断，全部覆灭。3月12日夜，陈昌浩、徐向前再次向中央告急。中央回电要西路军化整为零，轻装突围。
3月13日，马家军追至康龙寺，一场血战后，虽然击退了敌人，但红30军也终于垮掉了。至此，西路军全军已不到2000人，且大部为伤员病号，枪弹已尽，粮食断绝，已无力再战。3月14日，残余部队来到了一个叫石窝的地方，马家军又追了过来，李先念带30军剩余部队掩护全军边打边撤，直至傍晚才摆脱追敌。当日夜，西路军所余高级将领开了一个会，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脱离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西路军余部则分散打游击，突围出去一个算一个。
3月16日夜，徐向前和陈昌浩在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悄然向东而去。余下西路军则分成数股，各自突围。西路军的河西远征至此失败，遗下了不尽的人间血恨。
徐向前、陈昌浩带警卫排走出祁连山后，即分散行动。徐陈一路，走了几日，投宿到一个湖北医生家中，陈昌浩是湖北人，见到老乡分外高兴。第二天再要走时，陈昌浩提出太累，要休息几天。徐向前是山西人，留下来有危险，便单独上路。徐向前化装成羊倌，一路谨小慎微，晓行夜宿，靠讨饭为生，一直走过黄河，总算出了马家军的地盘。其后翻过六盘山进入平凉地区，在这里遇到了红军援西军部队，终于苦尽甘来。徐向前很快被护送回陕北，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西路军的血战征程。日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徐向前仍受重用，被任命为以红四方面军组成的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再往后，徐向前又指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山西，直至1955年被授予为共和国元帅。
陈昌浩在湖北老乡家病了一场，病好后却没回陕北，反而去了武汉，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回到延安。陈昌浩向中央写了报告，检讨了在西路军的指挥上及红军南下时所犯的错误。然而中央认为他开始时紧跟张国焘，后来又极力洗刷自己，不老实，将他送到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审查。直到1952年才回国，被分配到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任副局长。一个曾叱咤风云的红军高级领导人，就这样沉落了。
在分散而行的西路军部队中，副总指挥王树声、红9军军长孙玉清等人一路，结果遭遇马家军被打散。王树声靠讨饭走回了陕北，日后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孙玉清则受伤被俘，坚贞不屈，被马步芳杀害于西宁，年仅28岁。
李先念、李卓然等率最大的一股近千人的红军队伍直向西行，沿路躲避马家军的搜查，餐冰饮雪，历尽辛苦，终于走出祁连山。那个英勇善战的88师师长熊厚发，因臂伤严重，不想拖累部队，自愿留下。后被马家军仍获，押到西宁，残忍地绑在炮口上，活活轰死了，年仅24岁。在甘肃西部，又遭遇马家军的围攻。李先念率部队且战且走，在戈壁滩中顽强突围，沿途很多人伤亡掉队。直至1937年4月底，终于到达新疆，只剩420余人。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正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结盟，对中共也比较友好，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亲自将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接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日后李先念返回陕北，再起武装，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中。再后来，他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西路军21800余名将士中，力战牺牲的超过了一半，被俘的有6000余人。除了被马家军残忍杀害的外，日后国共合作期间被中共中央陆续营救，加上流落民间通过各种途径返回陕北的共约6000余人。西路军苦战4个多月，以巨大的牺牲支援了河东红军的行动，功不可没。然而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西路军的历史在很长时期内被说成是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路主义路线，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很多老战士都是带着遗恨离开人世的。直到90年代后，中共中央才为西路军恢复了名誉。
文/第一直播网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二：[红军西路军全军覆灭的真相]西路军全军覆没的真正原因
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
河西走廊绵延两千里，它的荒漠、戈壁、雪山、草原里，湮埋着一段离我们只有60多年但却令人惊骇的历史，尽管这些历史的当事人、见证者不久前都还健在，然而知道或谈论这段历史的人却不多。原因是人们不愿又不敢提起这段惨烈而又伤心的历史。
人们不愿意提起这段历史，因为它是由中央军委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整建制21800人在河西走廊全军覆灭。其中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内中被俘2000多名女战士的遭遇尤其悲惨，大部分被*污后或遭残杀或转配他人或流落异乡，受尽人间苦难。被杀6000多人中，有3267人在张掖死难：2609人被活埋，575人被枪杀，36人被烧死，27人被扒心、挑喉、割舌、断筋致死。
人们不敢谈论西路军，是因为它长期被视为张国焘路线，备受鞭挞。毛泽东把西路军的失败责任完全推到张国焘头上，说西路军的行动是张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张国焘有野心，要到河西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与中央闹对立；说西路军是被敌人吓倒了，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右倾逃跑路线造成的恶果，等等。
数十年来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对待。川陕省苏维埃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十一位成员之一的熊国炳，建国十年后于1960年冬冻饿死在酒泉公园门前风雪中，无人理睬。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随李先念支队撤到新疆后惨遭秘密杀害。原因就是李、黄深知西路军失败乃中央军委指挥失误所致，对批张过火内心不服，并声言要到共产国际去说理，终招杀身之祸，直到1996年才平反。
而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备受摧残，死于非命。1967年，61岁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张国焘忠实走狗”。当年没有死于敌人的屠刀下，却死在自己的政权手中。这个教训之惨痛，丝毫不逊色于西路军的失败本身。
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毫不相干
从1935年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到1936年第二次会师，一年多时间，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1935年11月，斯大林关于不反对中央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由从莫斯科归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共中央。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将此意电告转战在川陕的朱德、张国焘。至此中共党内军内对此皆无异议。1936年陕北红军的东征和拟议中的西征，都与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密切相关。张国焘前此南下另立中央，则与打通国际路线背道而驰。1
936年6月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以造成西北抗日局面，赞成打通国际路线，是其错误路线破产的标志。故而毛泽东说，陕北方面与张国焘之间已无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双方应以协和团结为目标。此后，双方虽在军事部署上有些歧意，但已不属路线之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组成的中央军委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主席，统一军事决策，其成员包括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等人。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和军委决定，对全军作战进行组织指挥。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计划》，准备实施打通苏联的宁夏战役。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军造船、选择渡河点，准备西渡黄河。毛泽东令红一方面军收集材料、寻找技工，送往造船部队。10月24、26日，三十军、九军先后奉中央军委命令渡河。30日，因战局突变，留守渡口的五军亦奉朱德，张国焘命令西渡待机。事实证明，三个军西渡黄河，完全是按军委和红军总部命令行事的。1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徐向前为总指挥，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征战近150天，其进退行止，都由中央和军委及红军总部具体指挥部署，每项命令都有既存的电报为依据。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电复西路军，同意向凉州前进，并告之苏联放在新疆的接济物资正在准备中。20日前后，中央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以吸引敌军西向，掩护面临困境的河东红军准备战略大转移(以一、二年为期再来一次长征)。此时，西路军经古浪、永凉血战，己减员到一万五千人。由于不了解河东红军正准备转移，12月上旬，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要求河东主力红军西迸与西路军合兵。这个意见是否可行，姑且不论；西路军领导人殷切期望与河东红军会合，绝非继续张国焘分裂错误，却是不言而喻的。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西路军奉命停进以配合事变的和平解决。18日，中央电示西路军准备西进，限明年1月夺取甘州、肃州。几天后，西路军又接中央停进东返命令。27日，中央军委又电示西路军继续西进。刚过十天，1937年1月7日军委主席团电令正准备开进的西路军停进，在甘、肃州建立根据地以牵制蒋军对西安用兵。西路军请求派军西援，中央不允。张国焘随即来电令西路军遵照中央指示就此坚持，并威胁说：“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此语一出，谁也不能坚持自己意见了。结果高台一战，第五军全军战殁，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壮烈牺牲，并被传首西宁。西路军仅余一万多人，此时，西安危急，中央连电催令西路军东返。敌军七万多人乘势围截，双方在倪家营子一带展开二十多天血战。
2月中旬，中央又电令西路军放弃东进就地坚持待机西进，而不同意西路军请求东出青海解决部队补充问题。电令把四方面军南下错误同西路军当前行动联在一起，与张国焘上述威胁语言如出一辙，西路军如不唯命是从，便被视为继续执行张国焘往日的分裂路线。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讨论，一致赞成自救东返。部队从倪家营子突围，初战得胜，缴获军资甚多。但此次突围未经中央批准，本来就有顾虑的陈昌浩提议重返倪家营子，建立甘北根据地。中央亦同时电令西路军固守五十天待援。西路军重陷敌围，血战七昼夜后突围东移，又在临泽与敌苦战，全军仅余三千人。为保存骨干，军政委员会电请中央批准分散游击，徐、陈离队东返。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在祁连山深处石窝山顶召开干部会议，宣布上述决定。随后，王树声率领的右支队遇敌溃散，左支队四百人在李先念率领下到达新疆，受到奉中央命令来迎的陈云的接待。这四百人是西路军的硕果仅存者。
惨痛的历史教训
西路军成军之时，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共五万多人，内中红四方面军约四万人。西路军两万将士约占红军总数2/5，四方面军的1/2，她是参加两次长征、三过草地的百战之师。西征之艰苦不亚于长征，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有这样的描述“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全军有枪七千支，每枪子弹少则五发，多则不过二十五发。没有一门迫击炮。敌军约十多万人(正规军三万人，余为民团)，武器完备，且多骑兵。敌人进攻多先以炮火猛轰，而后集团连续猛冲。子弹每人携三、五排，射完再补，以免被我缴获。遇我出兵反击，即速退诱我远追，然后快速反击包抄。倪家营子血战，我军全靠近战肉搏。子弹缺乏，步枪几乎无用。战士手持大刀、长矛、木棍，进行拼杀。我军孤立无援，有耗无补，敌军则有后备支撑，攻势不断加强。西路军将士身处戈壁，面对强敌，以血肉之躯忠实地执行了中央和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指挥部署，歼敌二万多人，牵制敌军十万多人，有力地配合了河东主力红军和友军(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的作战，为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巨大牺牲。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都有精辟分析。概括言之，第一，西路军孤军外线作战，由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军委遥控指挥，自始至终任务多变，时进时退，欲进又止，旷日持久，迟疑徘徊，卒陷绝境。徐向前指出，西路军应该配合河东主力红军行动，问题在于如何配合？他说，假如西路军渡河后照直往西打，取得苏援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东指，结果远非如此。指导思想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徐向前当时就是这种意见，但不被采纳。第二，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毫无主动地位。自身长期形成的近战、夜袭、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无法充分发挥，失去战场主动权。第三，缺乏战场上的机断专行。徐向前指出，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末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有些指令(如二次建立根据地的指令)根本行不通却硬要下面贯彻。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陈昌浩曾追随张国焘南下，此次真诚执行中央路线，但对上级指示盲目服从，不敢根据实际情况临机处置，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并且压制正确意见。徐向前则自云：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过不同意见，但受到指责后便缩手缩脚，无意坚持了。两位战场最高指挥官的心态如此，能不影响作战指挥？
西路军蒙冤与昭雪
西路军的行动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21800人大军的命运及其影响，自然关系重大。因此，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己经毫无道理地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却无根据地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3月17日，距西路军残部分散游击仅仅三天，何以如此匆忙地对它的失败责任草率盖棺论定？
更有令人骇异者，20多年后出版的毛泽东写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谈到西路军时赫然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1936年12月，西路军尚且苦战河西走廊，并未失败。而毛在同一时间给西路军总部的电报中，一再强调西路军“面前无大敌”，“前途甚佳”，甚至希冀蒋介石发善心压迫马家军不打西路军。显然，这段诿过于西路军的文字是后来才加进去的。
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大批干部被整肃，并发生以许世友(时任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为“主谋”的“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十名高级将领被捕公审判刑。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这个弥天大谎，被当作正确的历史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最终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应当首推陈云同志，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同志。
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有些事尚少为人知。据近年出版的《陈云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记载：1936年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成一个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派回中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红军部队。代表团由陈云任团长、藤代远任副团长。代表团组成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驻地留克斯饭店集中三天。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设家宴招待陈云、藤代远，问他们需要什么。陈云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要武器弹药。季米特洛夫遂通过苏共中央要了九十辆坦克、九十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半年之后，1937年5月，西路军李先念支队突围到达新疆星星峡时，陈云、藤代远已经迎侯在那里。
四十五年后，1981年11月29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向题。李先念谈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朱玉：《西路军疑》）。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由新疆返回延安后，职务被降六级，从军政治委员变成营教导员。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1949年后，一贯喜欢看战争题材小说、电影的李先念，却拒绝看有关西路军的作品，也不愿见西路军老战士。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在根本是非问题末解决之前，他能公开表示什么呢？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打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同年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一个政党及其领导者如此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恰好说明这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开明大度，富有远见。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又是西路军的总指挥，作为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照中央的口径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忆》一书，内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1991年，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新版发行，内中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以后，经中央批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徐向前逝世中央的讣告及徐帅生平等，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均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
然而，由于历史包袱沉重，某些著作依然有意无意掩饰历史真相。1991年7月8日，李先念致信杨尚昆等同志，针对即将推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西路军历史的所谓“奉命”的模糊表述，愤怒而严厉地批评说：“奉命”“奉命”，究竟是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1991年1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红军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再探讨》，刊于《新华文摘》1991年第1期)。现在这本著作竟对恢复西路军历史真相的事实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西路军将士吗？在李先念的干预下，人民出版社把已经装订待发的7万本成书中相关书页全部撕去重装。正式出版时改正了上述提法。在此前后，反映西路军悲壮历程的史学、文学和影视作品不断问世，从而为深入研究西路军创造了较好的环境。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发表讲话，并同时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中共中央在新世纪之初，对红军西路军所做出的明确公正的评价。
西路军的历史说明，世间没有任何人物或政党没有犯过错误。“一贯正确”、“战无不胜”的神话，只在那些不合格的宣传品中存在。真正的史学著作应该客观地揭示历史真相，科学地总结历史教训。中国革命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即使在正确路线之下也难免失败与成功交织，正确与错误并存。失败和错误，既不会因人为的淡化而消逝，也不会因揭示真相总结教训而令人意气消沉。
相反，它将使人们从历史教训中省思自我，提高自信，并对敢于正视历史引以为戒的政党及其领导者更加增强信任感，从而提高其威望。那种迷信“隐恶扬善”，文过饰非甚至诿过于人，掩尽天下人耳目，其实是最愚蠢的。前苏联党史以极尽美己之丑、丑人之美为能事，用假历史蒙蔽苏联人民，一旦被戳穿，其结果之惨已举世皆知，人们能不引以为戒？！ 三：[红军西路军全军覆灭的真相]【悲壮】红军西路军全军覆没的真相
【悲壮】红军西路军全军覆没的真相
导读
1936年末，红军四方面军部队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过黄河西征，组成西路军。在几个月的转战中，遭优势的青海军阀马家军围攻，因战略错误，苦战不脱，最后全军覆灭。全军二万一千余人中，一万余人战死，六千余人被俘，余下大部逃散，最后冲到新疆的仅四百余人。
1934年末，在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剿压迫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路红军被迫离开苦心经营的苏区根据地，相继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
全国红军主要分成四路：
一路是从江西苏区西征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
一路是从湘赣苏区北上的红二方面军;
一路是从鄂豫皖苏区北上的红四方面军;
还有一路是红四方面军的25军，作为偏师从鄂豫皖苏区出发单独北上。
在差不多整整2年时间里，各路长征红军穿梭强敌，倦旅奔袭，披荆浴血，无日不战，其间几度分合，兄弟阋墙，二涉雪山，三过草地，万里征尘，埋骨路畔，其所遇之艰难困苦，其所为之英勇豪迈，均可至人类超越自身极限之峰巅。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形成了元帅徐向前所说的“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而蒋介石派张学良、杨虎城组织“通渭会战”，以进一步打击疲弱的红军。这时，张学良已与中共达成合作，所以将作战计划通报给中共中央，提议红军早日进行宁夏战役，通过内蒙古，打通与苏联的联系。
为了求生存，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意红军向黄河以西的宁夏和甘肃方向发展，力争打通与当时被苏联所控制的新疆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得到苏联援助的大批武器弹药，再杀回河东。为此，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决定由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部组成西征部队，在10月下旬执行打过河西的作战计划。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
中共中央在征求意见后，于10月11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其中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防御，拒阻南面敌人的进攻；迅速造船，以三个军渡河进攻宁夏。然而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后，由于绥远抗战的爆发，共产国际决定：
……现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
徐向前
而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发生了争执，导致丧失了宝贵的战机，后反被分割包围，形势极为不利，使得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转而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1月8日发布《作战新计划》，命令徐向前、陈昌浩所部组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准备以一年为期，直接打通新疆，与苏联加强联系。中共中央很清楚这一命令执行起来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已经过河的红军大约有两万一千人，我们可以命令他们向哈密方面前进，但要通出五千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很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你们除非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荒无人烟的沙漠。
西路军西进行动
西路军成立后不久就遭到重创，先是红九军在甘肃古浪遭到马家军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四个民团的围攻，损失惨重，军长孙玉青等人被俘，后被马步芳下令处决。
而中共中央为了造成河东红军随时可以在河西与西路军会合的战略态势，以便河东红军出敌不意，进行战略大转移，命令西路军在建永昌、凉州立根据地，使得西路军接连数日在四十里铺、八坝、水磨关、永昌、山丹等地与马步芳所部展开战斗，毙伤敌6000余人，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西向，但西路军自身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时部队减员到15000人。
11月8日，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电令彭德怀、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退回陕北，再图发展。而已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3个军则组成红军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单独执行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于是，河西红军开始了悲壮的浴血西征。
悲壮的浴血西征
渡过河西的红军为3个军，其中9军和30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5军则为原来的红一方面军部队。11月10日，西路军正式组成，成立了军政委员会，最高领导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任西路军总指挥。
下辖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有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5发子弹;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有6500余人，枪2500支，平均每枪15发子弹;
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有7000人，枪3200支，平均每枪25发子弹。
此外，还有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及机关人员，全军总数为21800余人。
可以看出，西路军的武器只能装备全军一半人马，弹药更是缺乏，此次远征前途多难。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一手创建了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在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后，他指挥红军进行了许多次重大战役，作战风格以狠、勇、缠着称，令国民党军非常头疼。蒋介石当年对这个学生并没放在眼里，不料日后竟成了心腹大患。蒋介石出了10万大洋买徐向前的人头，价码和毛泽东、朱德的一样。
陈昌浩则是留苏学生，当年着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此人年轻气盛，作战勇猛，因紧跟中央路线而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委，成为红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之下的人物。
凶残的马家军
西路军渡过黄河后，即向一条山方向杀去，将挡路的青海军阀马步青的部队杀了个落花流水，前锋直向西进。初战胜利，红军上下充满了乐观情绪，认为马家军不过如此。其实，大错特错了。
马家军是指青海和宁夏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和马鸿逵的部队，都是封建家族世袭统制的军队，其中马步芳被称为“青马”，马鸿逵则被称为“宁马”。西路军所要作战的对象正是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青马。青马部队士兵主要来自甘、青两省交界地区信奉***教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人。在上层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观念蒙蔽驱使下，也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与仇杀，青马士兵在对外族的征战中表现了很强的内聚力和奋勇精神以及残暴行为。青马军队作起战来极为凶悍顽强，擅长骑兵奔袭与白刃格斗，经常残杀俘虏，臭名远扬。此次红军大举西进，所过之处正是马步芳的地盘，他惟恐红军会占着不走，急忙调集青马军队主力步、骑共7万余人，大举向红军杀来。
西路军以红30军为先头部队出凉州，红9军出古浪，红5军断后。因为地势和人口稀少的原因，全军成一字长蛇阵形，一个团与另一个团之间也隔着一天路程。11月15日，红9军占领古浪城。古浪为河西走廊的要冲，南北两面临山，只有东西一条狭长的通路。红9军以2个师驻于古浪城外制高点，军部及机关人员驻于城内。因为对马家军估计不足，红军的战斗情绪松懈了下来。16日清晨，马家军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和4个民团兵力向古浪发起突袭。马家军骑兵在旷野戈壁上奔驰迅速，闪电而至。9军仓促迎战，陷于被动之中。马家军武器虽比不上国民党中央军，但比红军可强多了，而且还有山炮助战。城外红军很快被分隔开，许多人被压缩进古浪城中。守卫南山的1个团部队孤军无援，在马家军的反复攻击下几乎全军覆灭。马家军随即向古浪城发动猛攻，古浪城墙残破，多处有缺口，红军阻击火力薄弱，终被马家军突破。马家军骑兵冲入城内，沿街道猛烈砍杀。城内有许多红军机关人员，并没有枪，结果死伤惨重。9军组织反击部队顽强苦战，总算把马家军赶出城去。这时红军又犯了一个错误，竟出城进行追击。不料马家军进退神速，骑兵很快杀回将出城红军截断于旷野之上。经过苦战，这些红军全部战死。马家军又返回攻城，红9军官兵拼死守城，用木棍、大刀片、甚至砖头瓦块与敌血战。危急关头，城外的红9军1个师冲破马家军封锁，向古浪接应而来。马家军见天色已晚，又不惯夜战，便收兵而去。
古浪之战，红9军损失2000多人，达全军三分之一，特别是电台及技术人员损失很大，可以说元气大伤。当日夜里，红9军放弃古浪向永昌退去。许多红军重伤员无法带走，只好留在古浪，并留书信希望马家军善待俘虏。第二天马家军进入古浪空城，第一件事就是把红军伤员全部杀光。
古浪一战的失利，已暴露出西路军面临的困境。西路军装备低劣，人数又远少于马家军，从作战态势上就处于下风。而马家军盘踞河西多年，地形熟悉，且多是骑兵作战，机动迅速，战斗力甚至强于国民党中央军。河西地区人烟稀少，物产贫瘠，西路军补充不易，粮弹缺乏，前途不容乐观。
11月19日，中共中央电示西路军，要求他们暂停西进，在永昌、山丹、凉州一线建立根据地。实际上这里地形狭窄，南北都是高山沙漠，村庄零落，居民回汉杂处，实不容易建立根据地。以徐向前为首，西路军高级指挥员都对中央的这个命令很不理解。许多年以后，徐向前才弄明白，当时国民党重兵云集陕北，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的情况极为危急。中央此令意在摆出河东红军可能渡河向西与西路军会合的假象，使国民党分兵扼控黄河沿岸，陕北红军主力可借机向东或向南突围。
从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西路军苦苦坚守于永昌、山丹、凉州一线。马步芳见红军在自己的地盘里停下不走了，不由大急，连日驱动马家军向西路军发动进攻。红军以劣势疲惫之师顽强抗击马家军的攻击，因弹药不足只好用大刀、木棍拼搏。马家军骑兵众多，忽来忽去，红军困守各个堡垒土围，几乎无日不战，伤亡极大。一直打到12月初，西路军已伤亡达6000余人，马家军死伤也差不多，双方打得筋疲力尽，战斗渐渐停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谏”，扣压了在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有意发动第二次长征，率陕北的红军主力向南渡过黄河另寻根据地。西安事变的发生，真可以说是绝处逢生。中共中央立即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永昌，西路军将士一片欢腾。对面的马家军也有些傻了眼，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停止了向红军的进攻。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此后，中共中央在西路军西进还是东返的问题上多次反复，使得西路军不得不在“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结果使得马家军将西路军包围在高台县，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等3000余人壮烈牺牲。
牺牲的西路军战士
西路军一万余人突围后，又被马家军7万余部队围困在倪家营子地区。当时的局势，正如徐向前所说：“敌人有补充，有后备力量，攻势不是减弱，而是不断加强。我们与敌相反，孤军血战，有耗无补，勉力支撑，处境越来越艰险。”
12月22日，中央来电令西路军东返。因这时南京的亲日派已调集大军进逼西安，高呼要营救蒋介石。红军已和东北军、西北军订立三位一体的联盟，准备联手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央令西路军东返，意在从西面牵制国民党军，以策应西安局势。此时河西走廊已是寒冬天气，西路军缺乏补给，伤员病号又多，大军行动非常不便。如果回头向东，面对的将是国民党军和马家军主力，如果再向西走，则只有马家军的拦击。就现时情况而言，向东不如继续向西。然而中央下了命令，西路军只有执行。正在大军集合的时候，中央又来电，说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蒋介石已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路军仍执行向西打通新疆的任务。中共中央的意思还是希望西路军能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因国共谈判还没有结果，万一不行，中央也好有个依靠。
12月下旬，西路军以5军开路，9军和指挥部居中，30军断后，顶风冒雪向西开进。1937年1月1日，红5军攻占高台县城。这一带粮食较多，西路军停下来进行短期休整。如果红军继续向西走，马步芳是乐得让他们快点离开的。可红军一停下来，他又急了，立即调动2万部队围攻过来。1月5日，西路军指挥部各机关和红9军在甘州(今张掖市)西南的甘浚堡遭到马家军骑兵突袭，结果部队被打散，损失200余人及大部分电台等通讯设备。此后西路军各部队联系不便，严重影响了统一指挥。
1月16日，中央来电要求西路军分兵向东。此时西路军人困马乏，损失严重，可说已到危急时刻，中央如何这样要求呢?原来此时蒋介石已回到南京，将张学良扣押，国民党大军兵围西安，局势又紧张起来。中央又有了放弃陕北的打算，想让西路军东进配合。而马步芳已看清了形势，立即向蒋介石表示效忠，同时集中兵力开始猛攻西路军。
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进攻红9军和30军，主力则绕道向西围住了高台。此时高台城内有军长董振堂在内的红5军3000余人，5军政委黄超带着5军仅有的一部电台和部分兵力驻守临泽，高台守军遂与西路军总部失去了联系。马家军猛烈进攻高台，红军苦守数日，顽强击退了马家军的一次次进攻，最后枪弹耗尽，开始展开肉搏。军长董振堂一面指挥部队战斗，一面准备突围。不料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一信，要求5军死守高台。董振堂长叹一声，这个自宁都起义以来屡建战功的红军着名战将，已决心与高台共存亡。
1月20日，马家军再次向高台发动猛攻。红军用刺刀、砖瓦与敌拼搏，董振堂手提大刀亲自登上城墙指挥部队战斗。马家军仗着兵力优势一次次轮番进攻，终于攻进城内。红军战士依托城内建筑，逐街逐屋地与敌人展开巷战，城内到处是惊心动魄的浴血拼搏。激战至最后，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壮烈牺牲，3000多红军战士大部战死，少数重伤被俘。马家军不但屠杀了全部俘虏，还残忍地将董振堂和杨克明的头颅割下，送到西宁去向马步芳请功。几十年后，董振堂的遗孀见到了当时拍下的首级照片，泪如泉涌。
西路军总部开始并不知道高台被围的消息，直到1月23日才得讯，急派唯一的骑兵师前去救援。路上遭遇优势的马家军骑兵，经过一场血战，红军骑兵大部伤亡，骑兵师长董俊彦和政委秦道贤也牺牲了。
高台既失，临泽的红5军余部转而向西路军主力靠拢。不想路上又遭到马家军骑兵截杀，红5军损失数百人，辎重也大部丢失。幸好红9军政委陈海松带一部人马前来接应，经过苦战，总算将5军剩余部队救出。高台之战后，西路军实力大损，而马家军仍穷追不舍。陈昌浩、徐向前等西路军领导决定全军东返，趁实力仍在杀回河东。
月28日，西路军全军集结到了倪家营子，还剩1万多人，其中能战斗的人员只有不到一半。这里是个小村落，稀稀拉拉地分布着几十个土围院落。马家军立即尾随而至，开始发起进攻。每日清晨，马家军以土炮向倪家营子轰击，然后密密麻麻的步兵发起冲锋。红军子弹缺乏，只能以手榴弹阻击一下，然后手持大刀、长矛、木棍等扑上去御敌于营垒之外。双方反复厮杀，从旷野杀进土围内，又从土围内杀回旷野，一直到日落方息。这样的战斗持续了近10天，倪家营子内外鲜血已流成了河，很多红军女战士和伤员也加入了拼杀，有的伤员为了不拖累部队，握着手榴弹就扑进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西路军至此已是弹尽粮绝，伤员众多，且又全无补充。而马家军有后方供给，源源不断而来，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西路军再在倪家营子坚守下去，只有覆灭一途。这时中央又来电，要求西路军就地坚持。因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总算是停止了对陕北红军的围剿，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之中，将来要划分防区，西路军如能在河西坚持下去，则等于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指挥红军可以说是调度有方，得心应手。可这次为了顺应瞬息万变的形势，朝令夕改，生生将西路军拖垮了。
陈昌浩和徐向前觉得不能再坐等下去，便向中央发电请示行动并要求派红4军和31军前来接应。2月17日，中央发了一封措辞严历的电报给西路军，批评他们不听指挥并将之提到了政治上的高度。因为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领导下曾于1935年9月犯了南下分裂的错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陈昌浩和徐向前也背了严重的政治包袱。这回中央如此电示，将过去的错误与眼下的行动联系在了一起，二人顿感压力沉重，无法动弹。
经过西路军委员会开会讨论，明摆着眼下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大多数人支持东返。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向东突围，边战边走。2月23日，西路军到达西洞堡。这时马家军又追了上来，红30军88师在师长熊厚发的带领下，猛烈出击，将追敌1个团全部消灭，缴获了相当多的武器弹药和物资。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可陈昌浩此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提出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和各军主要领导一齐反对这个建议，认为好不容易冲出来了，只能一鼓作气杀回河东，绝没有再入虎口的道理。然而陈昌浩原来曾反对过中央，这次为了表示回到正确的中央路线上来，不顾实际情况，只是机械地坚持要执行中央要求的就地坚守的命令。陈昌浩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是西路军最高领导，有最后决定之权，徐向前等人只好表示服从。
2月底，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这里已是一片焦土，留在村里的红军伤员全遭马家军杀害。马家军见红军返回，立即又围上来发动进攻。红军缺粮少水，有限的弹药很快又耗尽了，指战员们再次抡起大刀与马家军展开血战。马家军兵力源源而来，轮番围攻，加以炮火轰击，红军有耗无补，伤亡惨重。
此时陈昌浩也知大势已去，急电中央请求增援。毛泽东得知西路军的惨况后心急如焚，西路军部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共产党还要依靠着他们打天下呢!毛泽东急忙致电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要他出面请求蒋介石下令让马步芳停止进攻西路军。同时电令前方的彭德怀、刘伯承等将领，命立即抽调红军部队组成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克日西渡黄河以解西路军之危。可是，蒋介石想消灭红军还来不及，怎么会让自己的部下停手呢?马步芳更是纯粹的地方军阀，他不管是什么军，侵入他的地盘就是不行。而援西军虽于2月27日组成，可渡河、造船、长途行军都需要时间，起码要1个月才能与西路军会合，无论如何来不及了。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日夜血战，牺牲消耗巨大，援军又久盼不至，再也坚持不住了。3月5日，西路军乘夜向祁连山突围。马步芳则严令马家军，务必将红军赶尽杀绝!
3月8日，西路军进至了临泽以南的三条流沟地区，马家军尾随而至，残酷的战斗又展开了。红军被马家军分隔包围在三条低洼的古流水沟里，以大刀、木棍顽强拼杀，每天都要承受马家军的数次猛攻。马家军发现红30军人最多，也最能打，就重点向他们进攻。30军将士与马家军苦苦缠斗，无数在雪山草地中都没有倒下去的战士，在这里倒下了。30军政委李先念亲自上阵指挥，而最勇的88师师长熊厚发则在混战中被打断了左臂。三条流沟里的血战直持续到了3月11日夜里，西路军总部集合各部人马互相接援，杀出重围向祁连山口的梨园口退去。
雄伟的祁连山横穿河西走廊，而梨园口则是进入山谷的一个关口。徐向前命红9军政委陈海松带9军余部1000余人把守关口，掩护西路军总部及伤员向山中转移。马家军很快围攻上来，陈海松带领9军将士冲出阵前，挥舞大刀奋勇御敌。马家军人多势众，骑兵部队往来奔袭，轮番进攻。红军战士筋疲力尽，仍苦战不退，最后全部牺牲。陈海松，这位被朱德称为“极有前途和希望”的红军将领也战死沙场，年仅29岁。
9军全部伤亡后，30军又冲上来堵住敌军。为了掩护总部和伤员转移，30军将士同样血溅沙场，以无畏的奋勇精神殊死战斗，在打光了全军的2个主力团后，终于击退了马家军。西路军全军陆续汇合到了祁连山中的康龙寺地区，而妇女独立团则在转移路上被马家军截断，全部覆灭。3月12日夜，陈昌浩、徐向前再次向中央告急。中央回电要西路军化整为零，轻装突围。
悲壮的突围，徐向前乞讨回陕北
3月13日，马家军追至康龙寺，一场血战后，虽然击退了敌人，但红30军也终于垮掉了。至此，西路军全军已不到2000人，且大部为伤员病号，枪弹已尽，粮食断绝，已无力再战。3月14日，残余部队来到了一个叫石窝的地方，马家军又追了过来，李先念带30军剩余部队掩护全军边打边撤，直至傍晚才摆脱追敌。当日夜，西路军所余高级将领开了一个会，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脱离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西路军余部则分散打游击，突围出去一个算一个。
3月16日夜，徐向前和陈昌浩在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悄然向东而去。余下西路军则分成数股，各自突围。西路军的河西远征至此失败，遗下了不尽的人间血恨。
徐向前、陈昌浩带警卫排走出祁连山后，即分散行动。徐陈一路，走了几日，投宿到一个湖北医生家中，陈昌浩是湖北人，见到老乡分外高兴。第二天再要走时，陈昌浩提出太累，要休息几天。徐向前是山西人，留下来有危险，便单独上路。徐向前化装成羊倌，一路谨小慎微，晓行夜宿，靠讨饭为生，一直走过黄河，总算出了马家军的地盘。其后翻过六盘山进入平凉地区，在这里遇到了红军援西军部队，终于苦尽甘来。徐向前很快被护送回陕北，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西路军的血战征程。日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徐向前仍受重用，被任命为以红四方面军组成的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再往后，徐向前又指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山西，直至1955年被授予为共和国元帅。
陈昌浩在湖北老乡家病了一场，病好后却没回陕北，反而去了武汉，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回到延安。陈昌浩向中央写了报告，检讨了在西路军的指挥上及红军南下时所犯的错误。然而中央认为他开始时紧跟张国焘，后来又极力洗刷自己，不老实，将他送到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审查。直到1952年才回国，被分配到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任副局长。一个曾叱咤风云的红军高级领导人，就这样沉落了。
在分散而行的西路军部队中，副总指挥王树声、红9军军长孙玉清等人一路，结果遭遇马家军被打散。王树声靠讨饭走回了陕北，日后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孙玉清则受伤被俘，坚贞不屈，被马步芳杀害于西宁，年仅28岁。
李先念、李卓然等率最大的一股近千人的红军队伍直向西行，沿路躲避马家军的搜查，餐冰饮雪，历尽辛苦，终于走出祁连山。
那个英勇善战的88师师长熊厚发，因臂伤严重，不想拖累部队，自愿留下。后被马家军仍获，押到西宁，残忍地绑在炮口上，活活轰死了，年仅24岁。在甘肃西部，又遭遇马家军的围攻。李先念率部队且战且走，在戈壁滩中顽强突围，沿途很多人伤亡掉队。直至1937年4月底，终于到达新疆，只剩420余人。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正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结盟，对中共也比较友好，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亲自将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接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日后李先念返回陕北，再起武装，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中。再后来，他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西路军21800余名将士中，力战牺牲的超过了一半，被俘的有6000余人。除了被马家军残忍杀害的外，日后国共合作期间被中共中央陆续营救，加上流落民间通过各种途径返回陕北的共约6000余人。西路军苦战4个多月，以巨大的牺牲支援了河东红军的行动，功不可没。然而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西路军的历史在很长时期内被说成是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路主义路线，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很多老战士都是带着遗恨离开人世的。直到90年代后，中共中央才为西路军恢复了名誉。
悲惨的西路军
西路军指战员英勇作战，顽强杀敌，也使得自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牺牲在战场上的有7000余人；被俘的有9200余人，其中5600余人被敌惨害；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包括被俘后逃跑出来的部分)或历尽艰辛回到鄂豫皖和四川老家的有4000余人；经党中央、兰州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当地群众营救(包括进抵新疆部分)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有4700余人。”
由新疆归来的西路军将士
马家军对没能到达新疆的的西路军将士展开了血腥的屠杀，在西路军幸存将士的回忆中屡屡提及此事。如倪家营子，敌人将西路军的一位连长“吊在一个庙前的树上，脱去衣裤，用刀剥皮致死”；还有更多的人被活埋、枪杀刀砍、火烧等残忍方式迫害致死。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的女战士被俘后处境同样凄惨，或是遭受非人的酷刑折磨后被杀害，或是遭受百般凌辱。
可叹的是，达到新疆及回到陕北根据地的将士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进入新疆后，有人问李先念是打算去苏联还是回延安，李先念答道回延安。李先念后来才知道这次谈话是一次生与死的抉择，很多回答去苏联的人都被秘密处决了。李特、黄超等人则被诬为托派、反革命，然后被枪决。
李先念
西路军的失败曾长期被认为是张国焘的错误。中共中央《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指出：“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宣告最后的破产。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而同时也证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也正因为如此，导致西路军指战员长期没有得到公正、公平的待遇。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也表示自己应对西路军的失败负责，但又指责陈昌浩应对指挥错误负责。
改革开放后，李先念于1983年向中共中央写了一篇《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指出：
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如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这些说法，可能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40多年来对有些情况也确实不清楚。现在，许多情况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忙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西路军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不应该公开争论。我写的这个材料不发表，如果中央认为合适，是否可将此材料存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供研究西路军历史的同志参考，以便今后在讲西路军历史的时候，能注意到中央当时的指示，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总之，在这件事件上，也要体现中央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陈云对西路军的情况也有一定的了解，他赞同李先念的意见，认为：
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的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1984年，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及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正式解决在乡西路军的红军老战士称号和生活待遇问题。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终将还西路军数万将士以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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