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机坦克已经得到普遍应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上对垒的中日两军仍装备着军刀，并且频繁发生刀对刀的白刃战——这大概是整个二战战场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从日本方面来说，明治维新后日本“全盘西化”，逐渐建立起了一支现代化军队，但其武士道传统的影响却根深蒂固。操着洋枪洋炮的日本军人仍然自视为古代武士的传人，认为佩带军刀有一种睥睨众生的高贵感。
1933年2月，荒川五郎、栗厚彦三郎等人在东京下议院向政府提出复兴日本刀剑的建议案，以提倡武士精神，获得一致通过。一个月后，侵占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以重兵突袭我长城防线，在喜峰口遭中国第二十九军大刀队重创。因此，在荒木陆军大臣、柳川陆军次官、山冈军务局长等皇道派头面人物的倡导下，日军于 1934年废弃了华而不实的“P”字形握柄西洋式军刀，军官和士官的军刀一律改为日本传统的长把子“东洋刀”。
从中国方面来看，抗战期间军队重型武器不足，士兵的基本武器为毛瑟步枪和手榴弹，且很多步枪都没有刺刀。为了应对白刃战，很多非中央系的军队普遍给士兵配备了一把大刀，并将刀术作为基本军事技能进行训练。
至于抗战期间中日白刃战如此频繁，则取决于两军的主导兵器的现代化水平。战争中的基本规律是，用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当时，中日军队的主导兵器都是非自动步枪：日本是“三八大盖”，中国是“中正式”或“汉阳造”步枪，都是打一枪拉一下枪栓，打完五发子弹就要换弹夹。如此慢的射击节奏，发起冲锋后自然难以凭火力压制对方，靠近了就必须拔出军刀来干了。相反的例子是，在日本与苏联进行的诺门罕之战，及日军与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战斗中，尽管日本兵一次次举着军刀、挺起刺刀发起“白刃突击”，却总是在距离对方阵地很远的地方成片倒下，因为苏军的“波波沙”冲锋枪和美军的M1伽蓝德自动步枪根本不给日军提供表演东洋刀术的可能。
曾有人讲述了当年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山西打造大刀、训练刀术的情景。据说刀是用山西东南出产的镔铁打制，刀的形状脱胎于“前锐后斜”的宋代手刀，并借鉴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所用大刀的形制。刀术训练则是依照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刀法。为了便于缺乏武术功底的青年士兵掌握，武术教头提炼出了最具实战作用的一招 “缠头裹脑”。其操作要领是：遇敌时，右手单手握刀自然垂于身体右侧，当日军以刺刀突刺时，迅速以刀背在胸前磕开刺刀，顺势将刀从背后绕一周至右上方，而后双手握刀照准对方尽力劈下，力道猛的可以将对方从左肩砍至右胁。此招法将防御与进攻融为一体，不给对方招架之机，为绝杀之技，在战场上屡试不爽。
日军一直将中国军队的大刀叫做“青龙刀”，这大概是受了《三国演义》中关羽那柄“青龙偃月刀”的影响。一些日军士兵在战场上捡到中国大刀，都拿着照相做纪念，有人还在家信中说要缴获中国的“青龙刀”带回去，可见中国大刀已经蜚声岛国。事实上，此刀没有传说中“青龙偃月刀”那么大，也没有那么多的花哨装饰，特别是刀柄没有那么长，但又比传统的单刀要长一些，便于双手持握，使劈砍有力。这显然是出于实战考虑。
可以将中国大刀和日本刀做个比较：日本刀钢质好，锻造及淬火工艺精良，刀身虽窄但强度很高，刀刃锋利，刀鞘及护手的造型和装饰精美；而中国大刀钢质一般，刀刃宽阔，分量较重，美观不足。虽然中国大刀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日本刀，但是大刀是根据实战需要产生的：钢质和工艺的低要求，使得任何一个农村铁匠都能锻造；宽厚的刀身让锋利的日本刀也对它无可奈何，在砍劈时还能以自身重量来弥补锋利程度的不足，所以在与日本刀的对战中并不吃亏，而且在两军大规模白刃战中更占优势。因为大刀中国官兵人手一把，日本军刀仅军官和士官配备，大部分日军士兵都只是端着装有刺刀的步枪，而大刀是刺刀的“克星”。
中国大刀是在长城抗战中一战成名的。1933年3月，侵占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八万余众，分别向我长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处进攻，长城抗战爆发。当月 11日，二十九军109旅赵登禹旅长率董升堂、王长海两团夜袭喜峰口外的日军。当时日军正在宿营，未料到中国军队会主动出击，一时被中国军队的大刀砍杀数百人，其中包括一名炮兵大佐。其中用大刀砍杀日军最多的几位留下姓名的英雄是：士兵王元龙半小时内砍杀日军十二人；244团班长侯万山砍杀日军七人，阵亡后留下一对双胞胎遗孤，被军长宋哲元收养；副营长过家芳在设在狼洞子附近二寺庙中的日军指挥所内，砍杀日军十五人，缴获其兵力分布图一份；旅长赵登禹和副旅长何基沣也亲手操刀砍杀日军多人。此外，在四年后爆发的卢沟桥抗战中，二十九军37师一名十九岁的山东籍士兵陈永，以大刀砍杀日军十三人，并生擒一人。
中国大刀之威震撼东瀛，当时的日本报纸惊呼：“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以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此事在当时中国国内的媒体上更是被广泛宣传，深受感染的上海青年音乐家麦新据此写了一曲浩气长存的《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成为抗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后方民众到前线慰问，也对大刀情有独钟。上海妇女慰劳会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等女士手捧大刀的留影，在当时很是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而从广东长途跋涉到前线的广东女师学生，更是专门送给了二十九军一大堆新打造的大刀。
中国大刀渐渐成为抗战精神的象征。且白刃战几乎贯穿了八年抗战的始终。在平型关伏击战中，八路军115师最后是冲下乔沟用大刀和刺刀才解决战斗的。据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参谋处长何章海的回忆，在台儿庄血战中，西北军的大刀发挥了很大威力，“有一人手刃敌兵九人者，也有一人杀死五人者。参战的大刀队，平均每把大刀砍死敌人一个半”。即便是国军装备最好的机械化部队第五军，在昆仑关战役中也多次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
弹指一挥六十年过去，大刀片和东洋刀殊途同归，都进了纪念馆或博物馆。中国在抗战胜利时受降收缴的日本军刀有三十万把之多。由于旋即陷入内战，这些军刀大多在战乱中散落民间。直到今天，我们走到一些偏僻的乡间，偶尔还会见到用破布缠着把子的东洋战刀倚在农家的柴扉上，干着所有切切剁剁的杂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