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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8-11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添加者：佚名 - 小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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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既强大又虚弱，既卑琐又崇高，既能洞察入微又常常视而不见。——狄德罗地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们以极少的人员占有大量的土地，通过雇佣方式占有剥削他人的生产成果。在我国解放战争期间，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将地主占有的土地分配给贫下中农，号召广大贫下中农参与到革命中来，这在当时对中国革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期间，文学创作也主要围绕着地主与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来进行描写，其中高玉宝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中塑造的周扒皮的形象，以其吝啬、一毛不拔而著称。特别是他半夜起床学鸡叫，逼迫雇工摸黑下地干活的形象家喻户晓，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地主的憎恨，对贫下中农遭遇的感同身受，打土豪恶绅的热情越发高涨。然而近年来却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周扒皮作为一个子女众多、雇工数十人的年过半百的恶霸地主，他却天天半夜起床学鸡叫，是否真的确有其事？这与他的地位年龄相称吗？公鸡在半夜里会叫吗？工人半夜起来干活能分清草和苗吗？种种问题的提出，都让人怀疑，周扒皮半夜学鸡叫、逼迫雇工干活这件事，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一、文学创作手法的艺术性小说《高玉宝》的作者高玉宝是公认的革命作家，他只上过一个月的学，他创作的作品都是"图文"并茂，不会的字一律用图画代替，各种象形象义的"图形字"占了绝大多数。上世纪50年代初，他作为一名战士写出了25万字的《高玉宝》草稿，受到了当时军中上层的重视，特意安排作家荒草手把手指导他对小说进行删改，历时数月定稿为20多万字的《高玉宝》。可以说这本书不是高玉宝自己完全自由思想的体现，而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小说一经出版后，周扒皮的形象不胫而走，人们对其痛恨不已，恨不得食其肉。小说创作时正值国家进行土地改革，各地掀起了对地主富农的打击运动，将他们打倒并将其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分给贫下中农。与《高玉宝》处于同一时代的还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革命作品，宗旨就是配合和宣传土地改革运动。后来还有《红旗谱》、《苦菜花》、《创业史》、《艳阳天》等等，其中塑造了一系列罪恶滔天的恶霸地主形象，冯老兰、王柬之、马小辫等坏蛋形象深印在一代人的心中。从今天看，这些小说在创作上同《高玉宝》一样都普遍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其语言风格更是鲜明突出，夸张到极致，坏者恒坏、贫者愈贫，这是有其时代烙印的。高玉宝有一个外甥叫孔庆祥，有一次问高玉宝历史上是否发生过"半夜鸡叫"，高玉宝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这是写作的艺术创作手法，他还说即使东北这里没有发生，全国其他地方也会存在的。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高玉宝认为全国的地主里肯定会有这么一个地主去干这样的事，事实上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就是，他并没有坚持"半夜鸡叫"实有其事。二、历史还原真实的"周扒皮"周春富和高玉宝的家乡在辽宁省瓦房店，在全国上下纷纷响应"打倒一切地主恶霸"的口号下，周春富自然不能幸免，他的后人们也受到了波及。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追寻探索，他找到了当时在周春富家干活的长工王义桢，王义桢回忆说，周春富开始时家里很穷，但这个人能干又特会过日子，省吃俭用攒的钱都用在买地上了。他当时见人就问："你卖地吗？"就这样一分地一分地买下了大量的田地。显然周春富的土地来历没有问题，不偷不抢不贪不占。这要放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一个勤俭持家慢慢发家致富的典型，比现代一些靠侵占国家资产犯下"原罪"起家的所谓富翁干净多了。周富春和他的子女都亲自参加劳动，本人省吃俭用，吃剩的粉条都要捞出晾干下顿再吃，对工人也是好吃好喝地对待，他的"幸福日子"没过多久，就消失在打倒地主土豪的运动中。王义桢说当时长工们确实早起，但是不仅仅长工起来干活，而是周春富一家人都跟着早起，这是周家养成的习惯。只有冬天是天不亮的时候起，东北的冬天天亮都得6点多钟，起来后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长工伙计起来没事挎筐拣狗粪，根本没提"半夜鸡叫"的事。十年浩劫期间，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他"揭露"在周春富家干活时吃饭的情况说，当时在周家吃的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孔兆明于是被干部赶紧拉下台。从当时历史亲历者口中说出的话语，应该更接近历史真相，他们没有一个回忆并说出周春富"半夜鸡叫"的事，这就更加加大了人们对此事真实性的质疑。三、文学作品中的不同描写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以后，反思十年浩劫期间的伤痕文学逐渐兴起，以地主为题材的作品也不断出现，但这些描写却与上世纪50、60年代的作品风格截然不同，"周扒皮"这种符号式的地主形象再未出现。陈忠实《白鹿原》中的地主白嘉轩，对长工鹿三亲如手足，不反对子女参加共产党，是一个集智慧、贪婪、义气于一身的人。上世纪90年代在文学作品中鲜有地出现了不是坏得透腔的地主形象，这应该是符合真实人性特点的认知的。地主西门闹是莫言小说《生死疲劳》中的人物，他被枪毙后到地狱里向阎王告状申冤，即使轮回为驴、猪、狗、猴也一直不忘申冤，这令人感觉地主是富有人情味的。再就是让人思考他的冤屈得有多大才会如此执著，这时候的地主形象已经与"周扒皮"相去甚远，虽然他们都是同一个时期的地主。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则写了姓孙的地主被贫农法庭枪毙未死，贫农出身的童养媳将他藏在地窖20年的故事，描写了他的才华与善良，这个地主的形象就是极为正面了。这些同样描写地主题材的作品，在地主形象的塑造上可谓是有褒有贬，而不是极端的批判，一味的丑化。地主本身也更加充满人情味，有了烟火气，他们也有真情流露，有过做好事的念头和事实，而不是像周扒皮那样被描写得坏得流脓，没有一点人的感情，所有坏事都落到他的头上。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周扒皮这种极端恶毒的形象再未出现。四、细节上的几点反思高玉宝后来曾在记者访问时，亲口承认"周扒皮"的原形周春富确实做过"半夜鸡叫"的事，他将周春富定义为"身上有血债的恶霸地主"，他还对记者讲述了周春富做过的几件坏事。高玉宝说周春富曾偷过人家媳妇的银簪，偷过老太太的葫芦，可是我们思考一下，这种小偷小摸一般都是力量较弱的人干的事，能是一个高玉宝描写的横行乡里的恶霸干的事吗。他完全可以奉行暴力哲学，用武力去夺取，周春富如果真的那么手段毒辣，他做什么事别人也不敢吱声，他有必要偷吗？再有他偷个没用的葫芦干什么？高玉宝描述中的周春富只对自己的老婆好，别说对长工了，甚至自己的儿媳妇都得在吃饭时伺候他们夫妻。据他说周春富吃一个饭要花很长时间，几个儿媳妇得一直在旁边等着，等他吃完收拾打扫干净才能吃饭，这就更加背离人们的正常思维了。首先，他这样对待儿媳妇，他的儿子们能一直忍受吗？其次，他既然那么重视时间，半夜都要学鸡叫把长工弄起来干活，让儿媳妇干站着侍候不是耽误时间吗，让她们干活不是更符合周扒皮的形象吗？再有，苦出身的周春富啥时候能见过这么大的排场，摆这么大的谱？最后，自古都说婆媳关系紧张，几乎很少有公公对儿媳不好的，相反对儿媳好的比比皆是，这与常情不符。最后回到"半夜鸡叫"这件事上，他要半夜学鸡叫，在没有闹钟的情况下，他上半夜是不能睡的，否则就无法在半夜起来，长期这样不睡觉，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身体能受得了吗？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地主，周春富应该什么农活都会做，他难到不知道半夜把长工喊起来上地干活，没人看着的长工不可避免地会偷懒磨洋工的，甚至只是换个地方睡觉而已。再有半夜的时候有月亮还好些，没有月亮时漆黑一团，什么样的眼神也不能看清草和苗，一锄头下去那就不知道铲的是什么东西了。无论是对高玉宝话语、小说中的描写，还是对历史上周春富其人的调查研究，以及50年代和90年代文学作品对地主形象描写的大转折上，可以看出，地主形象是从符号化片面化恶霸式的形象描写，逐步过渡到有血有肉、有坏有好、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形象塑造。地主也有好的一面，贫农也出过坏蛋、土匪，"周扒皮"只能是特定时期文学创造的结果，现实中的"半夜鸡叫"是极端不真实的。霸地主周扒皮，半夜学鸡叫逼迫雇工干活，是否真的确有其事？ 人类既强大又虚弱，既卑琐又崇高，既能洞察入微又常常视而不见。——狄德罗 地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们以极少的人员占有大量的土地，通过雇佣方式占有剥削他人的生产成果。 在我国解放战争期间，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将地主占有的土地分配给贫下中农，号召广大贫下中农参与到革命中来，这在当时对中国革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一期间，文学创作也主要围绕着地主与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来进行描写，其中高玉宝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中塑造的周扒皮的形象，以其吝啬、一毛不拔而著称。 特别是他半夜起床学鸡叫，逼迫雇工摸黑下地干活的形象家喻户晓，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地主的憎恨，对贫下中农遭遇的感同身受，打土豪恶绅的热情越发高涨。 然而近年来却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周扒皮作为一个子女众多、雇工数十人的年过半百的恶霸地主，他却天天半夜起床学鸡叫，是否真的确有其事？这与他的地位年龄相称吗？公鸡在半夜里会叫吗？工人半夜起来干活能分清草和苗吗？ 种种问题的提出，都让人怀疑，周扒皮半夜学鸡叫、逼迫雇工干活这件事，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 一、文学创作手法的艺术性 小说《高玉宝》的作者高玉宝是公认的革命作家，他只上过一个月的学，他创作的作品都是"图文"并茂，不会的字一律用图画代替，各种象形象义的"图形字"占了绝大多数。 上世纪50年代初，他作为一名战士写出了25万字的《高玉宝》草稿，受到了当时军中上层的重视，特意安排作家荒草手把手指导他对小说进行删改，历时数月定稿为20多万字的《高玉宝》。 可以说这本书不是高玉宝自己完全自由思想的体现，而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小说一经出版后，周扒皮的形象不胫而走，人们对其痛恨不已，恨不得食其肉。 小说创作时正值国家进行土地改革，各地掀起了对地主富农的打击运动，将他们打倒并将其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分给贫下中农。 与《高玉宝》处于同一时代的还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革命作品，宗旨就是配合和宣传土地改革运动。 后来还有《红旗谱》、《苦菜花》、《创业史》、《艳阳天》等等，其中塑造了一系列罪恶滔天的恶霸地主形象，冯老兰、王柬之、马小辫等坏蛋形象深印在一代人的心中。 从今天看，这些小说在创作上同《高玉宝》一样都普遍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其语言风格更是鲜明突出，夸张到极致，坏者恒坏、贫者愈贫，这是有其时代烙印的。 高玉宝有一个外甥叫孔庆祥，有一次问高玉宝历史上是否发生过"半夜鸡叫"，高玉宝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这是写作的艺术创作手法，他还说即使东北这里没有发生，全国其他地方也会存在的。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高玉宝认为全国的地主里肯定会有这么一个地主去干这样的事，事实上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就是，他并没有坚持"半夜鸡叫"实有其事。 二、历史还原真实的"周扒皮" 周春富和高玉宝的家乡在辽宁省瓦房店，在全国上下纷纷响应"打倒一切地主恶霸"的口号下，周春富自然不能幸免，他的后人们也受到了波及。 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追寻探索，他找到了当时在周春富家干活的长工王义桢，王义桢回忆说，周春富开始时家里很穷，但这个人能干又特会过日子，省吃俭用攒的钱都用在买地上了。 他当时见人就问："你卖地吗？"就这样一分地一分地买下了大量的田地。显然周春富的土地来历没有问题，不偷不抢不贪不占。 这要放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一个勤俭持家慢慢发家致富的典型，比现代一些靠侵占国家资产犯下"原罪"起家的所谓富翁干净多了。 周富春和他的子女都亲自参加劳动，本人省吃俭用，吃剩的粉条都要捞出晾干下顿再吃，对工人也是好吃好喝地对待，他的"幸福日子"没过多久，就消失在打倒地主土豪的运动中。 王义桢说当时长工们确实早起，但是不仅仅长工起来干活，而是周春富一家人都跟着早起，这是周家养成的习惯。 只有冬天是天不亮的时候起，东北的冬天天亮都得6点多钟，起来后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长工伙计起来没事挎筐拣狗粪，根本没提"半夜鸡叫"的事。 十年浩劫期间，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他"揭露"在周春富家干活时吃饭的情况说，当时在周家吃的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孔兆明于是被干部赶紧拉下台。 从当时历史亲历者口中说出的话语，应该更接近历史真相，他们没有一个回忆并说出周春富"半夜鸡叫"的事，这就更加加大了人们对此事真实性的质疑。 三、文学作品中的不同描写 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以后，反思十年浩劫期间的伤痕文学逐渐兴起，以地主为题材的作品也不断出现，但这些描写却与上世纪50、60年代的作品风格截然不同，"周扒皮"这种符号式的地主形象再未出现。 陈忠实《白鹿原》中的地主白嘉轩，对长工鹿三亲如手足，不反对子女参加共产党，是一个集智慧、贪婪、义气于一身的人。 上世纪90年代在文学作品中鲜有地出现了不是坏得透腔的地主形象，这应该是符合真实人性特点的认知的。 地主西门闹是莫言小说《生死疲劳》中的人物，他被枪毙后到地狱里向阎王告状申冤，即使轮回为驴、猪、狗、猴也一直不忘申冤，这令人感觉地主是富有人情味的。 再就是让人思考他的冤屈得有多大才会如此执著，这时候的地主形象已经与"周扒皮"相去甚远，虽然他们都是同一个时期的地主。 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则写了姓孙的地主被贫农法庭枪毙未死，贫农出身的童养媳将他藏在地窖20年的故事，描写了他的才华与善良，这个地主的形象就是极为正面了。 这些同样描写地主题材的作品，在地主形象的塑造上可谓是有褒有贬，而不是极端的批判，一味的丑化。 地主本身也更加充满人情味，有了烟火气，他们也有真情流露，有过做好事的念头和事实，而不是像周扒皮那样被描写得坏得流脓，没有一点人的感情，所有坏事都落到他的头上。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周扒皮这种极端恶毒的形象再未出现。 四、细节上的几点反思 高玉宝后来曾在记者访问时，亲口承认"周扒皮"的原形周春富确实做过"半夜鸡叫"的事，他将周春富定义为"身上有血债的恶霸地主"，他还对记者讲述了周春富做过的几件坏事。 高玉宝说周春富曾偷过人家媳妇的银簪，偷过老太太的葫芦，可是我们思考一下，这种小偷小摸一般都是力量较弱的人干的事，能是一个高玉宝描写的横行乡里的恶霸干的事吗。 他完全可以奉行暴力哲学，用武力去夺取，周春富如果真的那么手段毒辣，他做什么事别人也不敢吱声，他有必要偷吗？再有他偷个没用的葫芦干什么？ 高玉宝描述中的周春富只对自己的老婆好，别说对长工了，甚至自己的儿媳妇都得在吃饭时伺候他们夫妻。 据他说周春富吃一个饭要花很长时间，几个儿媳妇得一直在旁边等着，等他吃完收拾打扫干净才能吃饭，这就更加背离人们的正常思维了。 首先，他这样对待儿媳妇，他的儿子们能一直忍受吗？其次，他既然那么重视时间，半夜都要学鸡叫把长工弄起来干活，让儿媳妇干站着侍候不是耽误时间吗，让她们干活不是更符合周扒皮的形象吗？ 再有，苦出身的周春富啥时候能见过这么大的排场，摆这么大的谱？最后，自古都说婆媳关系紧张，几乎很少有公公对儿媳不好的，相反对儿媳好的比比皆是，这与常情不符。 最后回到"半夜鸡叫"这件事上，他要半夜学鸡叫，在没有闹钟的情况下，他上半夜是不能睡的，否则就无法在半夜起来，长期这样不睡觉，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身体能受得了吗？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地主，周春富应该什么农活都会做，他难到不知道半夜把长工喊起来上地干活，没人看着的长工不可避免地会偷懒磨洋工的，甚至只是换个地方睡觉而已。 再有半夜的时候有月亮还好些，没有月亮时漆黑一团，什么样的眼神也不能看清草和苗，一锄头下去那就不知道铲的是什么东西了。 无论是对高玉宝话语、小说中的描写，还是对历史上周春富其人的调查研究，以及50年代和90年代文学作品对地主形象描写的大转折上，可以看出，地主形象是从符号化片面化恶霸式的形象描写，逐步过渡到有血有肉、有坏有好、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形象塑造。 地主也有好的一面，贫农也出过坏蛋、土匪，"周扒皮"只能是特定时期文学创造的结果，现实中的"半夜鸡叫"是极端不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