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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3-21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添加者：佚名 - 小 + 大
| 导读：1950年6月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对其在内战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性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声明写好后提交政治局审阅。 王明竟写信提出：“1937年12月会议散会时，主席叫王首道同志把各同志笔记本都收下，不准带出去，我的笔记本也被收下了，要请人查出来还我，以便研究。” 王明所说的“收笔记本事件”，到底有何缘曲？ 此事还要从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说起。 一、王明佩带“尚方宝剑”归来，毛泽东热情欢迎“神仙” 1935年7月至8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1937年11月29日，王明回国。此时回国，意味深远。 两个多月前的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主要期望国民党所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来抗击日本侵略军，拖住日军不能向苏联进攻，因此，生怕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紧张起来，会使国民党退出抗日战争。王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的，某种意义上，王明背负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很大期望。 王明在回国前的11月11日，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克里姆林宫特地会见了他们。会见时，有人介绍王稼祥，“他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斯大林询问王稼祥，在中共中央领导的红军究竟有多少人，王稼祥回答说在陕北大约有3万人。 王明立即插话“纠正”：“是30万人！” 斯大林听了这两个不同的数字后，显然更相信亲自参加了长征并来自陕北的红军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所说的数字。 事实上，尽管王明夸大红军数字以期引起重视，可是斯大林却并不在意，板着脸说:“重要的是，每个红军战士都应当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只是会吃粮的。”显然，斯大林是高度务实主义者，说什么不重要，对苏联而言能起什么作用才重要。王明的小聪明，在斯大林面前毫无意义，反而显得弄巧成拙。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康生回到延安。同机回来的还有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前往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欢迎词中风趣地说:“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作‘喜从天降’。” 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真正会面，多么真诚地希望同他通力合作，共同开创抗战的新局面。然而，即使毛泽东度量如海，毫不计较在中央苏区时期王明及其左倾路线对他的排挤和迫害，诚恳希望与王明合作，但王明对毛泽东的以德报怨显然并不领情。 二、王明发起进攻，毛泽东自认“孤立” 王明回到延安后，不顾中国抗战的实际进展，全部照搬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处处以国际代表和领袖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在一个讲话中傲慢地说:“我们能回来，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斯大林派回来的。” 对于王明的讲话，连张国焘都看不过去了，认为:“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能让一向自视甚高、曾另立中央的张国焘产生如此感受，王明的飞扬跋扈可见一斑。 王明的狂妄不是没有资本的。由于王明自己说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那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这对与会者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时，又恰逢国民党的军队在淞沪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抵抗，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于是许多人根据王明提出的许多错误和片面的观点，检查总结自洛川会议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检讨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尚且如此，王明对整个革命队伍造成的思想上的冲击和影响可想而知。 对于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 由于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他的教条主义右倾思想在会上影响了相当多的同志，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评。由于会上的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处境十分困难。但毛泽东从不屈从什么权威，即使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那也不行。 对于王明的进攻，毛泽东的应对主要有两条。 第一，思想理论层面，战略迂回，不全面硬顶，有进有退。 他在会议第三天的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 对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见，毛泽东则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因为王明是打着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毛泽东还说，“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进到国民党方面去。”“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这些，其实都是对王明指责的回答。 总体上，毛泽东依旧坚持正确的意见，他和一些同志在会上发言，正面阐述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 第二，操作层面，会议散会时，毛泽东让会议记录王首道把各同志笔记本都收下，不准带出会场(包括王明的笔记本)。 这一招看似小事，实则非同寻常，在没有电子仪器储存记录信息的条件下，除了个人的脑子，信息的记录和传递全靠笔记本，把笔记本收下，就等于很大程度上切断了王明假传共产国际“圣旨”的不利影响。 这个小举措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力量对比，王明的支持力量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在遥远的莫斯科发来的指令，而经过长征洗礼以生死攸关之际用一场场胜利证明自己领袖能力的毛泽东，此时在思想上已赢得广大干部群众拥护和信赖，在实际上能够号令军民，这是王明远远无法比拟的，此时的王明尽管侃侃而谈，自比钦差，但实际上连自己的笔记本都保不住。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差距。 由于毛泽东等同志的抵制，王明的右倾教条错误主张未能形成正式决议。 这就是王明提到“收笔记本事件”的来龙去脉。 三、王明花招频出，毛泽东以德报怨，亲自做工作将其选进“七大”、“八大” 王明在延安只住了不到20天，就在蒋介石的邀请之下去武汉了。蒋介石急于了解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和军援，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王明历来害怕环境艰苦，蒋介石邀他去武汉大城市是求之不得的。王明到武汉后，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在中共长江局的领导工作中开始贯彻他的右倾主张。然而，中共中央的整个工作仍然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之下，受王明的右倾影响比较少。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也逐渐被广大的党员干部所接受。 随着1942年延安整风，王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但他对自己的错误推脱搪塞，拒不承认，最后以心脏病发作无法参会而告终。1945年七大召开时，大家对王明的态度非常不满，不愿意选他作中央委员，但毛泽东本着团结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亲自做工作，直到看到选举结果王明被选进中央委员才算松了一口气。但王明得票排倒数第二。 虽然党中央、毛泽东对王明一再抱以挽救的想法，但王明的顽固非同一般。鉴于他不深刻检查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的错误，不写检查错误的声明，甚至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话、批评他不尊重二中全会要他写检查错误的声明书后，一直拖延不写，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最后一天，通过《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对其在内战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性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声明写好后提交政治局审阅。 王明有病没有出席七届三中全会，直到7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把全会文件转交给他，他才看到全会对他的决定。对于中央的一再给机会，王明仍不悔悟。 王明于8月17日又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并提出： 1.三中全会决定要我把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件，均作出检讨来写声明书，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因此，请示究竟要我在好多时间内写成声明书？以便我好来计划支配时间。 2.1937 年12月会议散会时，土席叫王首道同志把各同志笔记本都收下，不准带出去。我的笔记本也被收下去了，要请人查出来还我，以使研究。其他如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延安的新中华报，由于疏散时送到瓦窑堡都遗失了，如中央存有，均请允许借我一用。 王明这封信，强调“作出检查来写声明书，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依旧表示对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采取不诚恳、不严肃和拖延的态度。 尽管王明如此不听劝告，中央和毛泽东对王明迟迟不深刻检查错误，仍抱有很大的耐心，还为他作检查、写声明书积极创造条件。 1956年2月1日，王明去苏联治病。9月下旬，中共八大前夕的会议筹备期间，邓小平代表中央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许可的条件下回国参加中共八大。然而，王明谎称病情严重，回避出席。 虽然，王明在莫斯科养病没有能够出席大会，在他身体好转后也没有向党中央写出自己犯严重错误的声明书，但是，党中央、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本着团结犯错误的同志，特别是反对过自己而被实践证明错了的人共同工作的原则，仍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许多代表在讨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时，深深体会到党中央治病救人、从团结出发的伟大精神。经过党中央的再做动员和反复做工作，许多代表才决定选王明，有的代表表示，是经毛泽东主席一再指示，才“忍痛投他一票”的。中共八大选举结果，王明虽仍然当选中央委员，但在中央委员中得票是最少的。 中共八大仍选王明为中央委员，给他留下认识自己的错误和为党工作的机会。然而，王明却迷途不知返，一错再错，一直走到长期污蔑、攻击祖国、诋毁党和党的领导人的可耻之路，最终客死异乡，再也没能回归故土，身后也未留下好名声。 参考资料： 1.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 年)第523页。 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 -194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4页。 3.程中原、夏杏珍著，《党史国史上的要人大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8月。 4.白云涛编著，《中共党史珍闻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