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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2-13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添加者：佚名 - 小 + 大
1943年4月1日胡宗南派高级参谋胡公冕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到延安与中共谈判。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一直同情共产党。康生认为胡公冕是来联系延安特务的，所以在他到达延安的前一天夜里下令大逮捕。4月1日夜里逮捕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数字。据任弼时秘书师哲回忆，超过四百人。这些人都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 康生有自己的逻辑：“有材料还需要审问吗？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弄清问题。”先逮捕人，后逼供口供，这是康生惯用的伎俩。关押在窑洞里的人，除夜间连轴转逼供外，还施加暴力。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为特务，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太大，超过对肉体的折磨。自杀的，逼疯的，哭喊的，充满阳光的世界变成悲惨世界。这就是延安的抢救运动。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他亲眼见到的抢救的“惨状”：“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来不时涌上心头……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动的安全部人员，回忆1943年3月末康生是如何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 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 1943年7月15日中央机关召开挽救失足者动员大会，康生发表了胜利者的演说。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尔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意外地邀请我们参加在杨家岭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彭真宣布开会，他告诉共产党员们，形势十分严重，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遭逮捕。……彭真说：‘特工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彭真讲完话，一些悔悟的‘特务’排队上台—自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恳求宽恕，发誓要在毛泽东领导下忠实工作。一共十二个人上台讲了话……”接着由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弗拉基米尔写道：“第二个发言的是康生。这个情报局头子怒气冲冲。他咬牙切齿，发了风似地挥手叫喊：‘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们一离开这个礼堂，就会发现你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踪！要是今天在这里参加会的许多人明天被关起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然后，康生开始要求会议的参加者和延安的所有党员行动起来清除特务，挽救特区。‘你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替国民党做特务！’康生大叫大喊。‘你们干嘛要搞破坏？我们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你们什么都有，有房子，有口粮……为什么你们要置我们于死地？只要悔过，我们就宽恕你们，但你们也必须记住，悔过不都是诚心诚意的！再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康生的讲话起了吓唬人的效果。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礼堂，听众显然都吓呆了。”令康生意想不到的是会议结束前，朱德上台发言： “朱德以平静的声调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开过会后，我就该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战友了？’‘这是不是说，从现在起，我就该担心自己被捕，或等着看我的朋友被捕？你怎么敢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党的积极分子，对待党的优秀分子和骨干？’朱德讲完掉头就回到他座位上。”作者没写康生的反应，想来是愕然、气愤，但亦无可奈何。反对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的领导不止朱德一个，陈云便不在自己领导的组织部内搞抢救运动。但他们都没有制止康生的能力，因为总学委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康生是总学委副主任，只服从正主任毛泽东。 李锐评价这次会议时写道：“康生的这个报告被称为‘恐怖’的报告，把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几个月的时间里，清凉山解放日报社系统95%的人都成了‘特务’，以至后来再抓出‘特务’、斗争‘特务’的人也都是‘特务’。”李锐先生说4月15日康生的报告把“反奸”推向高潮，把“反奸”的高潮推向各抗日根据地。但抢救的发源地是西北公学，“张克勤事件”炮制出来后，抢救运动很快在延安各单位展开。自张克勤现身说法，在大会上坦白交代自己当特务的经过后，各地竞相召开坦白大会，“特务分子”纷纷上台坦白交代。绥德师范学校召开坦白大会，十六岁的马逢臣跳上主席台，大喊了一声“我交代”，接着说：“我是受过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任命我当石头队长。”说着他举起一块石头。“这就是我的物证。他们让我用石头杀人。” 会场上的人感到惊愕不解。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更加让人无法理解的事。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跑到主席台前，痛哭流涕地说：“我根本不是真心实意参加革命，而是受万恶的特务指使。他们让我用美人计腐蚀干部，从他们身上搜集情报，把他们拉下水。”康生欣赏自己的“杰作”，但中央领导人不能不过问了。很多领导干部对康生的做法有意见。但要想制止康生的所作所为，只有他的顶头上司总学委主任毛泽东一人。周恩来和任弼时劝告毛停止抢救运动，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特务。然而毛认为他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为纯洁革命队伍，运动继续下去又有何妨？他这样说，心里也不相信延安有那么多的特务，但要找一个适当的口实收场。 这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没有指导中共的国际机构。但就在这时毛泽东收到共产国际前主席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以个人名义发来的电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二，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 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间，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 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外，而应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 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 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他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 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务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 抢救运动是在季米特洛夫直接干预下刹车的。季米特洛夫指出“康生的所作所为正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话说得很重。季米特洛夫虽已不担任共产国际主席，但毛泽东知道他同斯大林的亲密关系，也许这封电报是斯大林让他发的，毛泽东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已对康生表示不满，除前面提到的朱德外，还有周恩来、陈云、任弼时等人，对毛也有一定影响。但毛仍然袒护康生，自己承担责任，公开向被受害的党员道歉，康生则没有作自我批评，不肯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康生在莫斯科和延安犯下的罪行没有清算，以至到“文革”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后，犯下更大的罪行。康生一生风光，死后哀荣。四人帮粉碎后才得到彻底的清算。（摘自深圳新闻网） 选自 https://m.hexun.com/book/2013-10-28/159128953.html?from=groupmess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