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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奉战争:北洋时代最大规模的火并,70万人大混战

时间:2022-01-07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添加者:佚名 - 小 + 大



北洋时代的军阀混战,有两个规律,一是霸主倒的快,二是嫡系衰落,旁系崛起。

霸主倒得快,是指最强大的派系,很容易被次一级的势力联合起来搞掉。比如最初的霸主皖系,就被直系和奉系联合打倒了,直系成为霸主后,又被奉系、冯玉祥、皖系残余联合打倒了,然后国民军和奉系联合称霸,奉系发生郭松龄倒戈事件后,国民军成了唯一的霸主,但是国民军又很快被奉、直、晋联合打倒,奉系成为霸主后,北洋时代不久就终结了。

嫡系衰落,旁系崛起,是指北洋军阀中的嫡系,比如皖系和直系不断衰落,杂牌如奉张、冯国、晋阎崛起。

今天要说的国奉战争,是冯玉祥国民军与张作霖奉系之间的争霸史,这段历史太乱太绕,以至于写这段历史的文章较少,很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听说“国奉战争”这个词。但是,历史是一个延续性的过程,不弄清楚这段历史,很难理解北洋军阀的崩溃,以及之后的北伐战争和新军阀混战。

(内容太多,只说脉络,细节以后再谈)


袁世凯剧照


1924年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当吴佩孚在前线与张作霖打得天昏地暗时,10月22日,陆军巡阅使兼中央陆军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也属于直系),联合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中央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幽禁了总统曹锟,直系军心大乱,一败涂地,吴佩孚乘军舰逃走。

10月25日,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决定将三支军队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冯玉祥发动政变之前,与张作霖签订了密约,约定双方一起对付直系,胜利后分享果实,包括共同建立中央政权、一起收编直系败军、划分势力范围等等。

但是,政变后冯玉祥有了顾虑:国民军总兵力不到7万人,而张作霖奉军有17万人,实力悬殊,虽然双方约定“奉军不入关”,但约定往往只有在实力对等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眼下,冯玉祥既面临直系残余卷土重来的威胁,又面临奉军大军逼境的压力,想要生存下去,国民军必须迅速扩张实力。因此,政变后,冯玉祥利用地理优势,率先成立了黄郛摄政内阁,然后出兵占领了天津、保定以及整个直隶,大肆收编直系败军。


吴佩孚
冯玉祥独吞战果,引起了奉系的不爽,张作霖不再遵守不入关的约定,将军队开到了天津附近,还将国民军收编的直系2个师包围缴械。国奉矛盾激化。但是考虑到直系还没有被彻底打倒,双方没有撕破脸。

就当时情况而言,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都没有足够的能力与声望独掌中央大权,于是双方相互妥协,共推北洋元老段祺瑞出山,出任临时执政代行总统和总理职权。

双方还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京绥路和京汉路是国民军的地盘,国民军可以沿京汉线南下,扫荡吴佩孚残余,但不得进入湖北;京奉路和京浦路是奉军的地盘,奉军可以沿京浦路南下,进攻山东、江苏、安徽,但不得攻入浙江。

到1925年初,段祺瑞进一步细化了双方的地盘:国民军方面,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李鸣钟、张之江分别出任绥远、察哈尔都统,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孙岳为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奉系方面,张作霖任东北边防督办兼奉天督办,张作相、吴俊升、李景林分别出任吉林、黑龙江、直隶督办,阚朝玺任热河都统,张宗昌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


从右往左;张树元、杨宇霆、卢永祥、段
发现没有?北中国几乎被张作霖和冯玉祥瓜分了,而且还比较对称,一个东北王,一个西北王,一个坐镇奉天,一个开府张家口,一起遥控北京的段祺瑞临时政府,主导北洋大权。

当然,上面的瓜分都是纸面上的瓜分,现实中还需要真刀真枪去打,才能使理论地盘成为实际地盘。



1925年1月到10月,国民军和奉军都在干两件事情。

一是发动战争征服属于自己的地盘,比如国民军击败了河南的镇嵩军,打开了西入陕甘的通道,拿下河南、陕西、甘肃,奉军也调集大军入关,一路南下,占领了山东、江苏、安徽、上海。

二是相互给对方使绊子,阻止对方扩张势力。这个很好理解,斗争的结果不仅在于自己得到了什么,也在于让对手失去了什么。

先是孙岳部占领了保定、大名,因为这两个地方是京汉路的要冲,但是保定和大名属于直隶,是奉系李景林的地盘,在奉系的压力下,国民军被迫让出了这两个城市,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之后,奉军暗中拉拢阎锡山和镇嵩军首领刘镇华(阎锡山担心河南落入国民军手里后,山西被国民军包围),企图消灭进攻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不料消息走漏,胡景翼迅速进攻,趁阎锡山和奉军还没反应过来就击败了镇嵩军,拿下了河南。


孙岳
在奉军控制山东时,国民军也在暗中联络鲁军联合反奉,只不过鲁军力量太过弱小,被张宗昌三下五除二缴械了,所以才没有搞出大问题。

最后,张作霖以张家口属于直隶为由,要求国民军归还张家口,还调集大军威逼北京。张家口是国民军大本营所在,张作霖此举就是想和冯玉祥摊牌,只不过这时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反帝爱国成了主旋律,打乱了老张发飙的节奏。

当然,老张不敢发飙的原因还在于国民军势力太大。北京政变时,国民军没有地盘,军队不到7万人,一年后,也就是1925年10月底,国民军的地盘包括绥远、察哈尔、河南、陕西、甘肃以及京畿一带,其军队也猛增到了42万人。

此外,冯玉祥还通过李大钊的关系搭上苏联,从苏联搞到了大批武器弹药,并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设立了干部学校,建立了兵工厂,还尝试了多兵种建设,骑兵、炮兵、铁甲车、空军都在稳步发展强化。

对付国民军,老张自忖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即使打胜了也是惨胜,便宜第三者,国民军方面,虽然势力很猛,但是底子薄,基础弱,需要时间消化地盘,巩固成果,也不愿与奉系发生冲突,于是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胡景翼
这时,孙传芳出来带节奏了。

孙传芳属于直系杂牌,其地盘在浙江,奉军占领江苏和上海后,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人人自危,孙传芳也寝食难安,于是他秘密联络其他直系军阀,密谋共同反奉。国民军是奉军的潜在对手,自然也是孙传芳的联络对象,双方一拍即合结成了同盟。

当时,奉系的势力从东北延伸到上海,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字长蛇阵。孙传芳和国民军约定,孙军打蛇头,河南的岳维峻(孙岳病逝,岳继任河南督办,国民军第二军军长)打蛇腹,冯玉祥打蛇尾。



1925年10月10日,孙传芳率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发动了浙奉战争,奉军猝不及防,一路北退,丢失了上海、安徽、浙江以及江苏大部。

10月21日,孙传芳对记者说,按照约定,五省联军只把奉军打到徐州以北,剩下就交给国民军了。但是冯玉祥看到奉军在战争中实力损失不大,放了孙传芳鸽子,倒是岳维竣不顾冯玉祥的劝阻,发动了攻鲁图直的战争。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国民军已经成功吸引了张作霖的怒火。


孙传芳
从10月下旬开始,张作霖大驱奉军主力入关,11月上旬,关内奉军主力突破了40万人。老张将40万主力摆在京津路和京浦路北段,就是要和冯玉祥练练,而冯大个也相当强硬,想陪张作霖过两招。11月12日,张作霖通过张学良向前线奉军将领下达进攻国民军的命令,但是因李景林、郭松龄的反对而暂缓执行,段祺瑞也夹在中间尽力斡旋双方关系。

此时,吴佩孚正在两湖一带整合直系残余力量,试图卷土重来,国奉联盟还有存在的意义,因此,11月16日国奉双方在天津签订和约,重新分配了各自的利益,双方矛盾得到了缓和,一触即发的国奉战争再次延后。

这时候,郭松龄又出来带节奏了。

郭松龄是奉军高级将领,但是他对张作霖及其左右很不满,这种不满既体现在理念上,也体现在利益上。从理念上讲,郭追求进步,与奉军高层的胡匪文化格格不入,从现实利益上讲,郭松龄有大功却无大赏,觉得老张不公平。当然也不排除郭有个人野心。总之,他要造反。

除了造反的动机,郭松龄还有造反的能力,他和张学良关系极铁,铁到除了老婆不能共用什么都能共用,这使得他掌控了七八万奉军最精锐的部队,另一方面,张作霖将奉军主力都调到了关内,关外空虚,以七八万精锐猛击空虚的东北,没有不成功的理由。


郭松龄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郭松龄还拉拢了两股势力入伙,一个是冯玉祥,一个是奉系杂牌李景林(李景林入伙的理由较复杂,不展开了),李景林掌控直隶,他的入伙帮郭松龄解决了造反的后顾之忧。

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通电讨奉,冯玉祥随即通电声援,要求老张退休,还派张之江部进驻丰台、落垡,宋哲元部进驻多伦,名义上是说要帮助郭松龄,实际上是想浑水摸鱼。

郭松龄的部队不愧是精锐,东北防务也确实空虚,郭军一路推进到了锦州,奉天震动,张作霖都收拾行李打算跑路了。

眼见奉系内部火并,国民军开始趁火打劫,出兵吞噬奉系的地盘。奉系和国民军之间隔着李景林,这本是盟友,但冯玉祥认为郭松龄进兵神速,张作霖必败无疑,所以不打算按约定办事,国民军向热河、直隶了发动进攻。

李景林派人问冯玉祥到底想干什么,冯玉祥明确表示,李景林必须让出直隶,因为国民军需要天津这个重要港口。来人问冯玉祥,如果郭松龄失利,搞不倒张作霖,国民军即使占领了天津,能稳得住吗?冯玉祥表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冯玉祥
北洋军阀中虽然不乏朝秦暮楚之徒,但像冯玉祥反反复复的人,确实少见,基本上跟他合作过的人,都被他坑过,后来他在自传《我的生活》中,把责任推给了国民军二、三军,说事情都是他们搞的,我劝都劝不住,我太难了。



12月1日,李景林在天津召开会议,决定抵抗国民军,第二天,他宣布与山东的张宗昌组成直(直隶)鲁(山东)联军,4日,李景林通电讨伐冯玉祥,国奉战争爆发。

国民军大军云集,南北两路分进合击天津,李景林一面调集部下深沟壕垒,凭险据守,一面向张作霖、张宗昌求援。

段祺瑞眼见战争爆发,急电各路诸侯派代表来京开会,商量解决办法,但各方都没有反应,这说明老段的号召力真的用完了,没兵没地盘,面子用一点少一点,不能总拿面子说事吧。

天津之战是国奉战争的第一阶段,交战双方是国民军和奉系杂牌李景林。国民军素以训练有素、战力强大而闻名,但一交战,就暴露了其实战经验缺乏、战术呆板落后的缺点。在北路,国民军第一军投入了8万大军,激战20多天才击溃李景林的2.7万防御部队,在南路,国民军二、三军10万大军,硬是打不过李景林的2万多人。


国民军进入天津
战况之惨烈,连外国评论家都认为这是民国建立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之一。

12月24日,国民军凭借一腔血勇和人多,占领了天津。同一天,郭松龄兵败被杀。

郭松龄兵败,是因为两个没想到,一个是冯玉祥在背后挖坑,把李景林推向了对立面,导致郭军后方不稳,弹药冬装供应断绝;二个是张作霖通过卖国来换取日本出兵干涉。二者一结合,郭松龄必败。

通过郭松龄反奉和天津之战,北方局势大变。国民军打下天津后,势力到了巅峰。而张作霖经过郭松龄倒戈,元气大伤,伤到了什么程度?士兵和武器损失超过两次直奉战争的总和,还丢失了热河、直隶以及山东部分地盘,政治上被迫退出中央政府。

这个时候,开头所说的规律又起作用了。冯玉祥国民军成了北方最强大的势力之后,吴佩孚和张作霖这对难兄难弟逐渐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冯玉祥,一同加入的还有李景林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李景林和张宗昌属于奉系杂牌,半独立性质)。


张作霖与吴佩孚
冯玉祥明白大事不妙,玩起了“下野”的套路,打算以此转移火力,分化直奉同盟。但是吴秀才和马匪张这次很有默契,一致认为冯玉祥两面三刀,还和苏联搞在一起,是极其危险的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

1926年1月20日前后,国民军与奉系、直鲁联军以及直系的战争,在山海关、山东、河南等地全面打响。



面对三方势力围殴,国民军表现很垃圾。

冯玉祥下野后,张之江接任西北边防督办,成了国民军名义上的话事人,但国民军是家长制管理,冯玉祥是唯一权威,没有二当家,所以张之江指挥不动其他大佬。另一方面,天津战役之后,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等人联名反对冯玉祥把直隶地盘给国民军第三军,对冯玉祥刺激很大,冯下野也有平息内部矛盾的考虑。

冯玉祥退居幕后,张之江又玩不转,国民军因指挥不一而陷入混乱,几位大佬自行其是,派系矛盾逐渐激化。比如在对待直奉联盟上,张之战主张收缩兵力,与直奉双方讲和,甚至不惜割让地盘,但鹿钟麟只想联合直系,李鸣钟态度游移不定,彼此相互拆台。

其实,国民军还是吃了读书少的亏。国民军统兵将领大多是和老冯一起打天下的穷苦出身,读书人和科班出身的军官,在老冯的军队里不受重视,只能干些参谋和文书工作,这使得西北军的整体素质跟不上形势发展,对时局的判断能力有限。


张之江
直奉联盟看起来吓人,其实没那么厉害。吴佩孚的嫡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都败光了,新整合的部队,战力有限,还不一定完全听吴秀才指挥;张作霖经历郭鬼子事件后,元气大伤,经济困难,内部矛盾也很尖锐;而直鲁联军是新败之军,尚需时间恢复实力。

如果冯玉祥强硬到底,认真备战,胜负未可知。但西北军高层都不主战,一意求和,让自己陷入了被动。

1月19日,直鲁联军向山东的国民军第二军发动进攻,国民军第二军中收编的直系败军响应吴佩孚的号召,前后夹击,国民军第二军退往河南。

1月20日,吴佩孚兵分三路进攻河南,并大肆收编红枪会和镇嵩军残余,国民军第二军大多是新兵和招降纳叛的部队,战斗力较差,其在河南的统治也并不得人心,因此节节败退,3月初,拥兵20余万的国民军第二军在河南完全溃败,只剩李虎臣和弓魁富保存了下来,一个逃回了陕西(李虎臣和杨虎城守长安就发生在这之后),一个辗转到了居庸关。


直鲁联军
吴佩孚拿下河南,直鲁联军拿下山东,猛攻直隶,形势一片大好,3月11日,张作霖挥军入关,加入了团战。3月22日,国民军从天津撤退,反冯联军直逼北京。此时,冯玉祥为了躲避三·一八惨案(即鲁迅写《纪念刘和珍君》的背景事件)的责任,跑到了苏联。

守不守北京,国民军高层又出现了分歧。冯玉祥临行前指示放弃北京,撤到北京以西的南口,但以鹿钟麟、李鸣钟为首的大多数将领都不想放弃这棵摇钱树,逼得张之江以辞职相威胁,才勉强达成一致。



南口,位于北京以西的昌平和居庸关之间,是华北通往西北的天险隘口,冯玉祥的地盘在西北,因此他很重视南口的防御——守住了南口,就守住了西北大门。早在1925年下半年,冯玉祥就在苏俄顾问的帮助下,在南口修筑防线。三个工兵营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在南口修筑了一道近代化防线。

此时,国民军总兵力约20万人,除了驻守甘肃等大后方的几万人马外,能够投入南口作战的兵力约16万人,其对手包括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以及后来加入的阎锡山、镇嵩军刘镇华、甘肃刘兆钾,总兵力超过50万。

阎锡山之所以要加入团战,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民军地盘多为贫瘠之地,想拿下山西这个富裕省份,顺便把地盘连成一片,二是直奉联盟声势浩大,向阎锡山施加压力。

1926年4月下旬,反奉联军从察北多伦到直隶易县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发起了进攻,阎锡山从晋北出兵,切断了国民军生命线——京绥线。


绥远和察哈尔
为了恢复交通线,国民军制定了“守南口,防多伦,攻晋北”的战略,对南口、多伦一线采取守势,对阎锡山采取攻势。很快,宋哲元率领石敬亭、石友三、韩复榘等猛攻晋北,不久,徐永昌率领的国民军三军等部队也参与了攻晋战事。

6月中旬,国民军占领了晋北大部分地区,但晋军仍坚守着大同、天镇、蔚县等要地,国民军各自为战,军火也难以为继,始终没拿下晋军重兵防守的雁门关一线,战争陷入僵持。

晋北战事劳师无功,还严重分散了多伦一线的兵力。7月20日,多伦失守,国民军防线全线动摇,张之江急调宋哲元回防高地,8月上旬,宋哲元收复多伦,稳定了战线。但他不死心,又掉转马头猛攻晋北,死磕阎锡山。


奉军飞机航拍南口

奉军战车队配合步兵
8月5月,南口正面经长期的消耗战后,直奉联军发动了总攻击,大炮狂轰滥炸,坦克、装甲车配合步兵冲锋,双方大战三天,肉搏百余次,惨况空前。

此时,阎锡山缓过了神,调集兵力在晋北发动了反攻,而宋哲元走后,多伦很快再次失守。国民军长期处于内陆,缺乏海港,进口武器很不方便,地盘上又没有拿得出手的兵工厂,武器完全不能自给,所以打不起长期的消耗战。


奉军观测官
8月11日,南口正面的国民军已无法继续维持,国民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张之江一面派人请冯玉祥回国主持大局,一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军向绥远方向实施总退却。

8月13日,国民军开始从南口撤退,15日,下达全军总退却令。

士气低落,物资缺乏,指挥混乱,加之绥远偏远贫困,无法供给大军,前途无望,人心不一,总退却变成了大溃败,无数士兵溃散,剩下残兵败将被各方瓜分收编了,比如阎锡山就收编了韩复榘、石友三、郑金声、张自忠等部人马。



发生于1925年12月到1926年8月的国奉战争,是北洋时代规模最大的混战,双方参战军队接近70万人,死伤人数也创历次军阀混战之最,战争波及包括河南、山东、直隶、京津、热河、察哈尔、绥远、山西、陕西以及甘肃部分地区,损失和创伤难以估计。

国奉战争吸引了北洋军阀的火力,为两广发动北伐战争创造条件,加速了北洋军阀的覆灭,这也算是它的一点“积极”意义吧,但相比它的破坏性而言,这点意义只能说聊胜于无。

一句话: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


选自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3244994092039655&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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