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对苏联究竟做了多大贡献,在苏联享有盛誉？ 不管苏联谁做领导，好像王明都很讨苏联人喜欢。难道王明有很奇特之处？王明一个重要纲领就是要武装保卫苏联，当时共产党自身都困难，也要想办法保护苏联，这个也许就是王明深得苏联领导人器重的原因之一吧。
王明是中共党史上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其功过是非，虽早有定论，但随着历史的积淀，史料的发掘，认识的深入，对王明的评价亦应日趋客观。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王明，肯定他在党的宣传方面所做的积极贡献。
1929年3月，在莫斯科中央大学学习的王明根据中共中央与中山大学商定的意见和安排回到了上海，开始在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
同年7月下旬，王明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兼《红旗》报通讯员。善于理论工作的他从1929年9月到1930年1月期间，先后在《红旗》和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37篇时论文章。这些文章以革命为主题主要体现在两个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包括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动力、领导中国革命道路前途等问题。他在《反对两个严重错误的倾向》中说：“一是否认或忽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说明他认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并不是根本不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不能独立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它们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畸形的、变态的，是宗主国的经济附庸的，而不是向着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发展的”。可以看出他了解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并指出民族资本主义所要面临的困境，鼓动其投身于革命，这对于革命发展是有积极正面的影响的。
第二，关于国内形势与党的当前任务。国际上，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国内，国民党统治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他在《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中，对中国现状作了分析，明确了当时混战所反映深层原因；“即此次军阀混战是整个世界及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危机尖锐化的具体表现”。指出当时中国军阀混战不仅仅是各派系之间的争夺，更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更加明确当时政府性质、反帝任务仍然不能松懈，也是对当前党的任务的明确，坚定人们反帝决心和斗志。
1930年1月，王明在上海英租界内一次秘密集会时被逮捕。出狱后，被调到全国总工会，担任《劳动》编辑，后又重回担任秘书。
同年，王明又发表了《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还是没收一切土地》。主要针对土地革命问题进行探讨：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但反对没收“一切土地”，即承认农民私有土地的合法性。这样区别对待土地所有者不仅符合生活生产实际，也能更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而确保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但他反对富农拥有土地并实行没收。这种态度显然深深打上苏联教条、经验主义的烙印。
1931年末王明写出了《两条路线》意见书，即后来的《为中共中央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这个小册子基本上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但在反对国名党统治、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
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他说根据地“政治上可以形成与反动统治明显对立的中心，可以统一和集中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可以建立起强固的红军与强固的军事后方根据地”。
在经济方面，比较客观的分析当时中国国情，明确指出当时中国经济性质，是半殖民半封建性质。他在文章写到“中国是半殖民的地位的国家，所以中国的经济充分表现出殖民地经济的特点，即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原料榨取、资本输出及廉价劳动利用的市场”。他还指出“民族资本主义在极端痛苦迂回、畸形的情态下发展着，而且主要限于一部分轻工业，并对帝国主义有极大依耐性”，这让人们明确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特点：发展畸形、重点在轻工业、对外有依赖性。弊端丛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的。
在建立工农红军方面，革命政权建立在武装斗争基础之上的，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队伍尤为重要。“改善红军的社会成分――使大部分红军士兵是真正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贫农、中农、苦力”，可以看出他重视农民大众最基本需求，这一点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在土地革命方面，他认为“党要宣传国有土地的中心口号，这个口号的施行，应当和全国革命高潮以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胜利联系起来”，强调土地问题宣传的重要性。将最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落实在政策方针上。这样党不仅在宣传上有所侧重在决策上也能有相应的侧重。
此外，在对少数民族这方面，重视少数民族的重要性，主张调动少数民族对党的事业的支持和积极参与性，建立统一的各民族共同反帝反封建的战线同盟。促进了党在少数民族工作方面的宣传。
总体而言，王明的《两条路线》是左倾思想路线的集中体现，但也是党在个别问题方面观点的折射，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作为王明个人观点和当时西方授意下政论性文章，比较客观的反映了党的理论形态，同时也要明确一点，后期并不是他在主持党的日常工作，且当时中共属于共产国际的下属机构，政府的决策不是个人所能左右，个人影响是有限的。他的文章里正确有益的内涵成为革命事业的指引，具有积极的宣传作用。
王明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条道路上，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开始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日本建立了第二个伪满洲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亟需建立。
1933年1月17日，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起草并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项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把共同抗日宣言》，提出三个条件下同一切国名党军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发端。
接着在1月26日，与康生共同起草《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方针，同时提出“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注重中上层力量的团结，不得不说具有重要意义。
同年10月27日，在莫斯科的王明又给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六条抗日纲领”的指示。中央依据此指示信，在次年4月20日，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即著名的抗日六纲要。这样更明确提出抗日群体的扩大，扩大抗日民族战线的群众范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1934年11月，王明写了《新条件与策略》一文，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在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争取团结一切反蒋势力，结合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王明在探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一个重大贡献，为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作了突破性探索。
1935年6月，由王明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表，号召“停止一切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将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至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军队，宣言还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国保安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并提出十大方针为未来国防政府的施政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的基本形成。
1936年，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的《新形势与新政策》，从多某方面论述联合抗战来强调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中国红军以及苏维埃力量相对弱小，而国民党仍然国内合法政权且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与国民党合作符合全民族的利益。
1937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了逼蒋抗日的主张。王明参加此次会议后，也写了篇同样主张的文章。在他的《新中国论》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还系统论述中共要组织什么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联、国防政府的问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表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所有参加的武装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政治制度，均保存其原有的军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员成分”；“这个政府不是任何一党一派和组织的政权，而是抗日民族战线的政权”。
在王明宣传共产国际相关理论带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从1933年初中共开始探索，到1937年9月正式形成，期间不断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不是个人努力可以成功的；但这一战线形成过程中，作为国际共产主义中共代表的王明在这形成过程中，功不可没。“王明在促进国共合作和开展抗日宣传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综上，王明在实际宣传中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以及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王明对党的事业一直给予莫大的热情，积极宣传国际共产主义思想，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添砖加瓦。我们在批评他时，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看待其错误，同时也不能忽视他对党事业不断宣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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