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

民国时期西康省政府主席   

刘文辉（1895年1月10日—1976年6月24日），字自乾，法号玉猷。刘湘的叔叔，俗称“刘幺爸”。民国第二十四军军长，陆军上将。四川省主席，四川争霸战的主角之一，在川军五行中他属火。政治上神通广大，人送外号“多宝道人。”曾主政西康省十年之久，人称“西康王”。1944年冬加入民革，任中央委员 [1]  。1949年12月9日率部起义，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1976年病故。
早年从军
刘文辉，1895年1月10日出生于四川大邑一农民之家，在6个兄弟中排行老六。刘氏祖籍安徽徽州，清初移民入川安居名山县（今四川省雅安市辖），后迁居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世代务农。

刘文辉小时其父刘公赞对其备加宠爱，在刘文辉年龄稍长的时候就送他到刘家祠堂读书。刘文辉自小聪慧不凡，成绩优异，深受老师的喜爱。13岁时，为报考成都陆军小学，刘文辉虚报年龄16岁。就试时，另发议论“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将兆瓜分之祸。裕国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兴工固农，救民之道在因势利导……”离题万里，夸夸其谈。校长拍案称奇，特召面试，破格录取。从此，刘文辉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后来刘文辉被保送至西安陆军中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就读，直至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民国六年（1917年）夏，刘文辉从保定军校第二期读完炮科毕业。大哥刘文渊陪他到成都，拜望已是川军将领的嫡亲堂侄刘湘。保举引荐刘文辉投奔川军第八师陈洪范，在陈洪范属下任上尉参谋。
在陈洪范师五年间，刘文辉由上尉参谋升为营长、团长、旅长，升迁之快与刘湘照拂是分不开的。任下级军官的刘文辉对侄子刘湘忠顺不逆，让侄儿喜欢上了幺爸。 任川军第二军军长的刘湘，经一番策划，让刘文辉由陈洪范师的普通旅长，改任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明白侄儿的良苦用心，这混成旅旅长能摆脱陈洪范的约束，就可以自立门户、自主发展。

立足宜宾
金沙江和岷江汇流的宜宾，是长江上游的军事重镇。不仅物产丰富，而且为云贵入川孔道，川边和云、贵物资集散中心。当上混成旅旅长的刘文辉，在刘湘的襄助下驻防宜宾，总揽这里的军、政、财、文大权，开始了势力突飞猛进的新阶段。
率部驻防宜宾后，刘文辉要在宜宾站稳脚跟，麾下这点兵是不行的。忠心耿耿的刘文彩为助刘文辉当四川督军，敛财范围越来越广，从银号到商号、从信用放贷到变相高利贷、从办加工作坊到近代工业企业、从田赋预征到统税杂捐，都能驾轻就熟，大获成功。为了弄钱，只要有赚头的刘文彩都干。刘文彩弄到的钱，大多支持了刘文辉发展势力，扩大防区，抢夺地盘，提升权位。刘文辉在军政上有刘湘提携援手，在经济上有刘文彩支持，做四川督军、称霸四川的野心在心底萌动、膨胀。
20世纪20年代初川军逐出滇、黔军后，刘湘被川系军阀举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不久，熊克武在重庆的忠县、合江等地向刘湘的第一军发起攻击。受过堂侄提携的刘文辉自告奋勇倾全旅兵力，由宜宾赴重庆为刘湘守老巢、维护后方秩序。虽然刘湘败在熊克武手下让刘文辉有些难堪，但是却能以重庆卫戍司令的名义与保定军校的老同学邓锡侯谈判，达成“省军对刘文辉旅在渝维持治安表示慰劳，所部开拔宜宾驻原防，护送既已辞职的刘湘回籍”等项协议。 [2] 
左右逢源
刘湘的失败让刘文辉受到很大震动，刘文辉从这场战争中得到启示：四川军队间的人际关系无定，联合、倒戈，各有套路。刘文辉思考如何应付多变的形势。
一、二军战后第二年夏，因分赃不均，又爆发了一军、三军、边防军和三师、七师、二十一师之战，3月下旬，邓锡侯突发奇兵，间道偷袭成都，围熊克武、刘成勋于孤立无援的空城。这时，身为第九师师长的刘文辉率兵抵成都，刘文辉本来是支持刘成勋的，但这时眼看形势不对，马上当起了和事佬，对刘成勋说他是来殿后掩护撤退的，对邓锡侯等保定同学说他是来帮着打刘成勋的。刘成勋等让成都与刘文辉，刘文辉护送刘成勋等部出城。他左右逢源，在成都兵工厂装备了足足5个步兵团的枪支后，才把成都交给邓锡侯退回防地。在南北斗争的关键时刻，刘文辉和杨森、邓锡侯等10多位川军将领联衔通电拥戴刘湘出山，推为四川善后督办，攻击孙中山任命的熊克武一系。 1924年，刘湘倒熊克武，刘文辉虽没有直接参战，但倾宜宾财力相助。大获全胜的刘湘让刘文辉收编和接管熊克武部分残部及防地，作为自己的帮手。
1925年春，杨森反对四川统一之战，兵锋直指占据自流井富庶之地的刘文辉，这时刘文辉的兵力已经扩充到4个师，但还是抵挡不住杨森的凌厉攻势，被迫撤兵重庆，向刘湘靠拢以求自保。7月，刘湘和邓锡侯、袁祖铭组成联军，打垮了杨森，并逼得杨森单身出川。不忘刘文辉鼎力支持的刘湘，让刘文辉接管杨森在川东的部分防区，还将其扶上四川军务帮办交椅。这时，刘文辉与保定校友邓锡侯和田颂尧组成联合军，共驻成都。
1926年，因分赃不均，刘湘和袁祖铭爆发战事，刘文辉将收编不久的杨春芳部调往成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举收该部万余人缴械。同年4月，以出兵帮助刘湘讨伐袁祖铭为理由，将占据宜宾南六县防区的吕超安以袁祖铭帮凶的名义，迅速将其部击溃，夺占了他的防区。
北伐军占领武昌后，蒋介石任命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十一军军长、加委川康绥抚委员长。至此，四川军阀代表皆为蒋介石收买。表面上看，虽然四川已受南方国民政府领导，但是川军各派系争夺防区和四川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未停片刻。
势力崛起
1926年至1927年间，刘文辉率军驻成都，据有下川南的眉山、青神、仁寿、宜宾、南溪、屏山、资阳、威远、容县等20余县，实力日渐强大。他决心统一全川。然而从叙（宜宾）嘉（乐山）至成都的通道，却被盘踞在雅（雅安）属、宁（西昌）属及上川南的彭山、双流、新津等县的西康屯垦使刘成勋所遮断。这严重阻碍了刘文辉的势力发展，成了他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1927年年6月，刘文辉突然出兵攻击老朋友，前省主席刘成勋，占领西康、邛崃、雅安地区，并收编陈鸣谦、陈献周等部队。同年冬，刘文辉、刘湘联手击败赖心辉，又占领泸州、合江、永川、纳溪、古蔺等地。迫使赖心辉退到云南境内。
1928年10月，以杨森为首的“八部同盟”联合向重庆刘湘进攻，发动了下川东之战。 刘湘为了取得刘文辉的帮助，乃将资中、内江、隆昌、荣昌等防地交给刘文辉管辖，并使刘文辉牵制李家钰，自己集中兵力打败了杨森和罗泽洲，统一了下川东。至此，四川基本形成刘湘、刘文辉和邓锡侯、田颂尧四家分割的格局，被人称为四巨头。这一年，南京国民政府指定刘湘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
1929年4月9日，李、罗、杨因对下川东之战中刘文辉帮助刘湘极为不满，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推李家珏为总指挥，以何金鳌、刘莅冰等分三路进攻刘文辉防地资中。刘文辉得到消息后，知道一场恶战不可避免，积极着手备战。他委派向育仁为前敌总指挥，夏首勋为副总指挥，将兵力集中在荣昌、隆昌一带布防。另外，刘文辉还借自己是四川省主席之便，采取政治手腕，极力拉拢邓锡侯、田颂尧，以达到抑制其部属李家珏、罗泽洲的目的。一切准备好之后，经过五天激战，将联军击溃。占据了遂宁、南充和顺庆等县。 此时。刘文辉拥有7个师20多个旅140个团12万以上兵员，拥有人口稠密、物产丰饶的70余县防区，占四川过半。兵源军需无虞，踌躇满志的刘文辉想起五哥刘文彩在宜宾时说的话：“你未必不能当四川督军！”为实现“四川督军”的“宏图”，刘文辉在成都创办起培养刘氏军事集团干部的国政学校，开设甲级参谋、兵工、炮兵、无线电等班别，除军事专业课外还讲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比一般川系将领更重视政治军事理论。

二刘争川

此时的刘湘任四川善后督办、二十一军军长，他们成为四川的主要统治者。此后由于刘文辉不甘心只在四川发展，刘文辉跟刘湘商量两人中一人外出作战，另一个留在四川当后援。但刘湘自己不想带兵带出，也不想让刘文辉出去。另外，刘文辉二十四军的主要将领都是保定系的，而刘湘是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两人的政治见解不一样，刘湘保守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有“四川王”野心的刘湘，自忖在全国大军阀中相形见绌，不得不投靠蒋介石争取支持。刘湘提出的“拥蒋统川”口号，正中蒋介石下怀，因而在政治上比刘文辉先占一着。
面对刘湘咄咄逼人的格局，在川内挟保定系以自重的刘文辉，扶植滇军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独霸贵州，投靠汪精卫、拥护冯玉祥以反对蒋介石。同时，良苦用心的是威胁刘湘，进而统一四川，控制西南。刘文辉和刘湘都在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互相挤压、攻击，旨在削弱、瓦解、整垮对方势力，以达到自己控制四川的目的。
1931年，刘文辉以200万元巨资，从英、日等国购进武器和飞机散件，从上海起航经万县港被刘湘扣留。多次协商无果。刘文辉赴重庆交涉，刘湘拒绝发还。5月，刘文辉以吊唁刘湘母丧名义赴渝，以30万元和15万元收买刘湘属下师长范绍增、陈兰亭。范绍增将实情告刘湘，贿款被刘湘当场发回当做奖励。密受不宣的陈兰亭被刘湘撤职查办，沦为阶下囚。白扔45万块钱的刘文辉不动神色，命其兄弟刘文彩派了一个叫胡文鹏的刺客到重庆行刺刘湘，事情败露，刘文辉命令驻防江津的部队截断重庆粮源，二者矛盾一触即发。
1932年10月1日，在武胜的刘湘部，由罗泽洲带领首先发难，向刘文辉驻南充的林云根部打响了第一枪，揭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刘文辉随即下令部属，奋力抵抗，在川北击败了来犯的李家珏、罗泽洲等部，在遂宁、南充各县防地。
刘文辉在荣威战事较顺利进行之际，与部下夏首勋、冷寅东计划分兵两部：一路由荣威追击刘湘部；另一路由乐山绕道犍为的罗成铺，包抄刘湘后路，合攻自贡，收复富顺、泸州等地。在此情形下，刘湘立刻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向刘文辉请和，致电请求邓、田二人出兵，分化拉拢刘文辉的部将。刘湘的措施很快就奏效，同时刘文辉的部队连续发生了重大失误，使得刘文辉部军事上的优势不但不能发挥，且局势于己不利。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刘文辉只有同意和刘湘讲和停战。21日，双方在老君台签订了停战书。刘文辉遂回军对付邓、田两军。
刘文辉经过泸州、荣威两战，失去了川北、上川东和川南的众多防地，部属杨尚周、田冠五等将领也倒戈投靠刘湘。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邓锡侯，愤恨邓锡侯不讲信义，决定不惜一切与邓锡侯拼搏一场，以解其恨。此时的刘文辉，虽有兵力100个团，但士气不旺，粮饷不充足，而邓锡侯部不足50个团，防地狭小，弹药缺乏，不足与刘文辉抗衡。
1933年5月上旬，刘文辉预谋密计设宴“款待”邓锡侯，欲将邓锡侯扣留，然后一举解决邓部。结果被邓的旅长周绍芝探悉内情后，告诉了邓锡侯。邓锡侯获悉后，就以打猎为名，从成都北门至新都宝光寺部下陈离防区，急令部下加紧战备。邓军陈部立即派一团兵力，扼守毗河渡口，阻断刘文辉追击的路线。午后刘文辉率领大军赶到，双方对垒于毗河两岸，沿河交火。尽管刘文辉自认为兵强马壮，对邓锡侯部作战是必胜无疑，然而邓锡侯部事先炸毁了毗河上游的大坝，导致毗河水势猛涨，成了防守的天然屏障。刘文辉的先头部队又无渡河准备，只有沿河对垒。同时刘文辉部将领大多数人都和邓锡侯一样同为保定系，认为保定系不打保定系，不愿意出战，而且刘文辉部师长张清平等暗地已经同二十八军师长陈书农等计划议和，刘军内部产生分裂。再加上刘湘已决定向邓锡侯部增派援兵，刘文辉在毗河和邓锡侯对峙了一个多月，在毫无进展的情况下，撤退至新津。
1933年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所谓的“安川会议”，组建安川军，旨在联合消灭刘文辉。6月6日，刘湘挥戈西进，刘文辉遭到了田颂尧从川北调来的军队的进攻。6月下旬，刘文辉扼守犍为、乐山、井研、仁寿一线，与刘湘血战于荣县、乐山之间。7月上旬，刘湘攻占了井研、仁寿；邓锡侯反攻毗河，对成都形成夹击之势。独力难支的刘文辉无奈地退出成都，守护岷江防线。然而岷江防线并非固若金汤，旋即被刘湘联军突破，刘文辉部迅速土崩瓦解。8月，大势所去的刘文辉退守雅安，凭河防守。28军杨秀春师跟至驻兵雅河，炮击雅安。一枚炮弹落入雅城附近，正中刘文辉的烟榻，伤亡一人，所幸是刘文辉当时不在场，得以幸免于难。此刻，直属特科团某营长叛变，拖走两营部队，刘文辉呆坐半日无语。这时，刘湘的安川军兵临城下，炮声隆隆，枪声哒哒，行营在火网控制中，惊恐万状的刘文辉狼狈撤离雅安，退守汉源，陷入绝境大势已去，刘文辉一面让大哥刘文渊劝刘湘不要豆箕相煎，一面向刘湘通电认错，拥护他统一四川。
刘文辉失败了，雅安地盘也未保住，第二十四军和川康边防军被刘湘收编、改编，吃掉了大部，一部分自找出路了。仅剩残兵两万的刘文辉，惟恐刘湘穷追不舍！同时，刘湘担心一旦邓锡侯等势力壮大了，也会成为争霸对手！与其如此，不如手下留情，放刘文辉一条生路。拿定主意的刘湘决定给么爸一点面子，召见刘文辉的忠实朋友、下台的川康边防军副总指挥冷寅东时说：“我幺爸腰杆不能硬，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压压他的气焰。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总是一家人吗。我还是让他保留部分军队，以待西康建省由他任省主席。” [3-4] 
主政西康
1933年10月24日，刘文辉返雅安。开始经营这片治安混乱、政治不稳、藏彝回汉蒙满多个民族杂居、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地区。面对地理与西藏相连，宗教与拉萨密切，教权大于政权，主持宗教的喇嘛寺势力渗透社会各层面且有武装的现实，刘文辉推行“以教辅政，以政翼教”的政策。为改善同藏族地区的关系，刘文辉到靖化广法寺皈依佛法，虔诚信奉佛教，府中设经堂，聘请喇嘛讲经布法。经过一番治理，刘文辉总算有了一块立足之地。
935年败走雅安后的刘文辉刚在西康站住脚，正值红军北上。蒋介石既想消灭异己，又想利用刘湘、刘文辉等地方实力派出兵“围剿”红军。5月，红军通过西康地区时，蒋一面严令刘文辉的24军在大渡河沿岸堵截；一面派其嫡系薛岳率中央军跟踪追击。当时的刘文辉，既怕蒋趁机吃掉他，又恐红军占其西康，事到临头，只好奉蒋令亲赴汉源督战。结果，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二十四军防线，胜利通过康境。刘文辉在与红军作战中遭到了重大损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表明抗日立场，刘文辉捐款50万元。1938年1月，出川抗战的刘湘死于汉口，蒋介石即令撤销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命其亲信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川康绥靖公署列裁除之名。四川地方实力派面对蒋介石的咄咄攻势，人人自危。刘文辉联络邓锡侯等抵制张群主川，刘湘生前高级幕僚张斯可谒见刘文辉驻蓉代表，邀刘文辉共商大计，他即从雅安启程赴蓉。
此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刘文辉的儿女亲家张叔明、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等与刘文辉接上关系。刘文辉因反蒋未成，自岷江大败之后，更感处境岌岌可危，认为国内可与蒋家王朝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为图生存，刘文辉明智地决定走“亲共”的道路。
1938年4月，刘文辉因张群初度主川被拒、川局动荡以及西康建省之事赴武汉见蒋介石。中共派吴玉章与刘文辉会晤于汉口四明银行楼上。同年夏天，中共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王明）等去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路过成都，与刘文辉进行了短暂的会晤。1939年夏，刘文辉又与王若飞、董必武和林伯渠在重庆潘文华公馆里会晤。不久，吴玉章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川与刘文辉商量救亡图存。刘文辉表示：“以后我一定按照尊意努力。”
蒋介石对四川实力派的联合抵制让步了，以建立西康省为条件，同意由刘湘旧部王缵绪任川省主席。1939年1月，刘文辉如愿登上西康省主席位。与四川实力派达成共识，同中共接上关系的刘文辉虽然军事势力较小，但是毕竟恢复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反对蒋介石并与之周旋到底的信心。
西康置省后，蒋介石设行辕于西昌，派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任专管情报的第2处处长监视刘文辉。同时，蒋介石加快了对四川实力派封官加爵、分化瓦解的步伐，王缵绪充当了蒋介石在四川的代理人。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都有联合起来抵制蒋介石控制的愿望，于是由刘文辉牵头，约集邓锡侯、王缵绪、潘文华、龙云等在成都密订协议：共同抵制蒋介石控制西南。密会未结束，王缵绪就向蒋介石报告了。各派将领对王缵绪大为不满，蒋介石不得不同意王缵绪辞去川省主席职务。王缵绪下台后，蒋介石宣布自兼川省主席。次年，蒋介石让张群接替自己兼任的川省主席职务，四川完全为蒋介石控制了。刘文辉坚持反对控制，使西康成为蒋介石难于插手的省份之一。
联共自保
1941年3月，刘文辉在雅安接待了中共中央代表华岗，由此结识了许多进步文化人，政治立场更加转向进步。 1942年2月的一个夜晚，经张志和安排，周恩来在民族资本家吴晋航公馆与刘文辉会见。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刘文辉反对蒋介石的控制，商定了今后联系的问题。7月下旬，周恩来指派王少春赴雅安设立与延安直接联系的电台。一段时间后，徐远举有所察觉，暗中架设电台侦察、干扰。刘文辉接报即行收缴，警告蒋介石安插在二十四军搞“特工”的丁国保：“有奸人密设电台图谋不轨，我已没收。以后发现，定要严办。”徐远举及手下的军统特务抓不到刘文辉掩护中共电台把柄，只得忍气吞声。 每天深夜，王少春都和延安联系、汇报、请示，抄录新华社电讯稿。明码电报抄与刘文辉，托他转在成都、重庆、昆明等地的军政朋友。当刘文辉一口气读完王少春抄送的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电讯稿，连声称赞是一篇好文章！
1943年—1944年间，是刘文辉较为紧张的一年。蒋介石向刘文辉节节进逼，既要改组西康省政府，又要刘文辉出兵打西藏，还要派中央军进驻西康，使刘文辉面临一次次的考验。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刘文辉给予资助。民盟开始吸收个人盟员，刘文辉于1944年9月入盟。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一举占领了南京，摧垮了蒋家王朝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紧接着杭州、武汉、上海等城市以及华东、华南等地相继解放，战争的重心转移到西南。中共中央迅速决定进军大西南，摧毁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基地。而蒋介石在面临总崩溃的形式下，仍作困兽之斗，调令胡宗南等主要部队集结西南地区，力图以川、康、云、贵为根据地，以重庆为据点，固守西南，作决战大西南的态势。
率众改编
应中共中央南方局约请，刘文辉请民盟中央委员曾庶凡全权代表赴香港商谈起义；派参谋长与邓锡侯商量统一川康起义事。1949年8月，刘文辉向周恩来报告起义准备、请示行动。周恩来电告：大军即将西指，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招致不必要损失。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飞到成都即召见张群、刘文辉、邓锡侯等，为他们打气。翌日蒋介石造访刘文辉，观察其动静。刘文辉沉着应付，未露破绽。对刘文辉不放心的蒋介石派张群、胡宗南约同邓锡侯来刘公馆开会，要刘文辉、邓锡侯与胡宗南“合署办公”，将各自家属先运台湾。刘文辉、邓锡侯大发受中央军排挤的牢骚以搪塞，胡宗南不肯离去。佯装气愤的刘文辉说：“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能容我吗！”此话堵住了张群和胡宗南的口，蒋介石看这着不行，通知刘文辉、邓锡侯在成都北较场谈话———拘捕。意识到蒋介石要下手的刘文辉、邓锡侯即逃出蓉城，12月8日，他俩同微服的潘文华相会都江堰。12日9日，刘文辉以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名义和邓锡侯、潘文华亦联名从彭县向毛泽东、朱德发出起义通电，郑重声明:刘、邓、潘三部从即日起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通电由杨家祯参谋长交王少春电台转发。中共兵不血仞占领西康。 [5] 
1950年6月，刘文辉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合并。改编后，原第二十四军军长刘元瑄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副军长，原第二十四军中将副军长刘元琮担任六十二军一八六师师长。刘文辉本人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委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被任命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四川省委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文辉作为一个开明绅士，处处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政治觉悟。在土改时期，刘文辉曾在一次大会上表态说：“我以前是大地主，现在要无条件无保留地把土地分给农民。”他的表态赢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鼓掌。
1955年获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已经65岁的刘文辉调任林业部部长，到了北京后，国务院分配住在史家胡同，即是荣毅仁家的那座四合院。先后视察了江西等地的林业发展情况，为中国林业的发展鞠躬尽瘁。
晚年生活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文辉的住宅门口突然贴了大字报，上称：“刘文彩的弟弟还住这种房子！”很快引来了红卫兵抄家，周恩来总理闻讯后将其转进解放军医院保护起来，1972年，刘文辉不小心摔断了腿。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民革领导人陈此生、刘文辉、刘斐、朱蕴山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6]  ；同年又被发现患了癌症再次住院治疗。
1976年1月初，刚出院的刘文辉得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后极为伤心，他强忍悲痛，让人用担架抬着他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不久，因病情恶化，刘文辉再次住进医院，6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遗著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
刘文辉从军从政一生，雄心壮志，经历刀光剑影；晚年回归平淡，他教导子嗣“搞政治没意思”；在弥留之际，他反复跟家人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逸闻轶事
1935年，四十岁的刘文辉被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主政西康期间，他十分重视教育。1939年，在一次演讲中，他语重心长地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 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
1930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好奇的孙明经 就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7-8]  刘文辉的话是有些不中听，但话粗理不糙：教育不兴，焉何能把西康“变边地为腹地”？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然而西康人民付出的代价是被预征了未来几十年的税款，在1939年时就把1939年到1997年的近60年税款全部预征了。当然这比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一口气预征到2050年还是稍微厚道了一点。今天的德格县依然偏僻落后——然而，70年前，那里的校舍却也这般的气派，学生们更是朝气蓬勃、精神抖擞，和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物质上的贫瘠可能会使人羸弱，但真正使人丧失自我的却是精神上的颓唐，而教育则是提振士气、昂扬民风的绝好途径。勤俭为政、倾囊兴教，开化民智、建设桑梓，是刘文辉一以贯之的思想。他的执政理念，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透射着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展示了那个时代地方实力派兼容并包、继往开来的特质，是民国发展进程中“黄金十年”的一个缩影。 [9
亲属成员
据刘氏族谱记载，大邑刘氏开山始祖刘应良系安徽徽州人，清初移民入川。
到了第七代孙，刘宗贤中举，名闻乡里，其生三子：刘公晶、刘公敬、刘公赞。
刘公敬有四子，长子刘文纲生三子：刘湘、刘元树、刘元职。
刘公赞生六子：刘文渊、刘文成、刘文远、刘文昭、刘文彩、刘文辉。
刘文辉父亲刘公赞是晚清贡生（一种经考试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家境相当于富裕中农 [3]  。
刘公赞有六儿一女，长子刘文渊是个书生，曾考中秀才，后学习法律，担任四川省谘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早年刘文渊曾在刘家祠堂设塾，为弟男子侄授课，所以他是最受刘家人尊重的。父母去世后，他被尊为族长。
次子刘文远是农民，心眼很窄。二十年代中期六弟兄分家就起因于他。刘文彩与他很疏远。
三子刘文昭素好老庄，“无欲无为”，颇具散仙风范。文昭右腿略有残疾，以裁缝为业。成天伏案缝纫，与世无争，性淡如水。刘文彩与刘文昭交情甚笃，晚年组织“公益协进社”，请刘文昭坐头把交椅，自己屈就副职。素来不问红尘之事的刘文昭这次竟也欣然应允。
老四刘文成早年经营烧酒坊，后来凭藉刘文辉的关系，当上了“机械修理厂”厂长，其实是个造币厂。造钱的人哪会缺钱花，于是他开银行，买房田，由于在成都房产很多，被称为“刘半城”。虽然富甲四方，刘文成却很吝啬，他的众多孙子们出去拜年，个个都有赏钱得，但别人家的小孩子给他拜年，却很难指望得到赏钱。
五子：刘文彩
六子：刘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