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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10-10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添加者：佚名 - 小 + 大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 近代中国可谓是内外交困，并一直处于世界列强的欺凌之中，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欺凌中国，并试图灭亡中国。面对日本侵略时，中华民族有志之士无不加入其中，再这些奋不顾身的英雄中，不乏一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 众所周知，赵一曼是东北大地上的抗日英雄，她虽是女人之躯，却做出了很多热血男儿该做的事情。她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奋不顾身的参加抗日，尽管被日军俘虏，赵一曼也从未害怕过。 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折磨下，女英雄赵一曼英勇就义。赵一曼牺牲以后，给儿子留下一封遗书。为何这份遗书20年后才被儿子看见？儿子看见赵一曼遗书后有什么反应？赵一曼儿子的最终结局又如何呢？ 其实想要了解以上这些，自然还要从赵一曼儿子的生平经历说起。 一、英雄之后，却流离失所 对于赵一曼，我们都有过详细的了解，赵一曼是抗日女英雄，在东北大地上英勇的抗击日寇。那么，对于女英雄的唯一的儿子，你又了解多少呢？ 其实，作为赵一曼唯一的儿子陈掖贤，他的前半生也是非常凄苦的。因为国家动荡和战事频发，导致陈掖贤从出生的时候便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当时，赵一曼在东北地区负责抗日活动，根本无暇顾及陈掖贤，这样一来，也阿明一定程度上说明陈掖贤少年时期是严重缺乏母爱的。 据悉，陈掖贤从出生以后，便在他的伯父家里生活。陈掖贤在伯父家里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关怀，但毕竟是寄人篱下，在少年陈掖贤的心里，便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有时候他看到伯父一家其乐融融，想到他的父母不在身边，心里难免会有落差。 也可以说，这种落差伴随了陈掖贤大半生。 虽然陈掖贤在伯父家健康成长，但陈掖贤并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也有可能是缺乏长辈管教的缘故，陈掖贤的生活习惯很不好。首先是陈掖贤的个人习惯，他不讲卫生，不爱洗澡，就连自己的衣服、床单被罩也不洗。 其次便是陈掖贤的花钱习惯，有钱的时候，陈掖贤大手大脚、不管不顾，等到没钱的时候，陈掖贤又让大家感受到什么叫做节俭。据悉，当时的陈掖贤还有到处借钱的习惯，只不过所借金额都是非常小的。 综上所述，陈掖贤从出生的时候，便在伯父家里寄养。可以说，陈掖贤过了很久寄人篱下的生活，等到可以自食其力的时候，陈掖贤也没有任何良好的习惯。所以说，陈掖贤一生都没有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他的一生几乎都处于颠沛之中。 谁也想不到，陈掖贤活了二十多年，竟然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直到二十年后，陈掖贤才看到赵一曼留给他的绝笔遗书。 二、母子相认，却阴阳相隔 1936年，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此时，赵一曼只不过31岁。赵一曼遇害前，曾给儿子陈掖贤留下一封亲笔信，也就是赵一曼的遗书。在遗书中，赵一曼明确自己的经历和对儿子的期望。 赵一曼遗书中写到：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可以看出，赵一曼在写这份遗书时的诸多不舍，她想尽做一个母亲的责任，但是侵略者不给她机会。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出赵一曼对于儿子的期望，她渴望儿子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使得这份遗书二十年后才被陈掖贤看到，此时的陈掖贤心里是非常复杂的，从看到遗书的那一刻起，他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抗日英雄赵一曼。作为一个儿子而言，他感到非常惭愧。 随后，陈掖贤用钢针在手背上刻上了“赵一曼”三个字，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让自己记住自己的母亲以及母亲遗书上的敦敦教诲。 可以说，作为女英雄后代的陈掖贤是一个孝子，但作为孝子的陈掖贤的结局着实让人唏嘘。 三、结局荒诞，死因成谜 陈掖贤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以后，便到北京工业学院任教，在这里，陈掖贤成为三尺讲台上的老师，每个月有着一个相当不错的收入。按照当时的情况，陈掖贤的生活环境已经相当不错了。 随后，陈掖贤同自己的一个女学生结婚，一时间，陈掖贤成为周围人中最幸福的人。没过多久，陈掖贤的夫人为他生下一个女儿，使得原本幸福的家庭变得更加美满起来。 但是好景不长，结婚没几年，陈掖贤夫妻二人却因性格不合而迅速离婚。离婚以后，陈掖贤的夫人精神受到刺激，只能被迫住进医院，而陈掖贤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也是每况日下。 无可奈何下，陈掖贤夫妇选择复婚，但是这次复婚以后，他们的家庭并没有什么改善。 此时的陈掖贤夫人经常住院，需要一笔不少的开支，加上陈掖贤二女儿的诞生，使得陈掖贤精神压力增大。可以说，此时陈掖贤的家庭已经失去昔日的快乐。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982年，陈掖贤竟然无声无息的自杀在家里。就这样，作为英雄后代的陈掖贤悄然离去。 对于陈掖贤的死，社会各界一直众说纷纭，但始终没有统一结论。 有人说，陈掖贤是因为妻子生病，工作不顺而放弃活下去希望的。也有人说，陈掖贤因为顶不住妻子病重需要花钱，养活孩子需要花钱而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才自杀的。还有一种说法，陈掖贤因为患上精神疾病，一时想不开才自杀的。 其实，不管陈掖贤因为什么原因自杀已经不重要了。但是，作为英雄后代的陈掖贤最终死于自杀 ，着实挺让人遗憾的。 结语： 客观来说，陈掖贤的前半生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父母的缘故，他只能流落伯父家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活了二十多年，竟然不知道母亲是谁，对于一个儿子来说，这是天大的遗憾和罪过。这样看来，陈掖贤的前半生可谓是非常凄苦的，也可以说陈掖贤也是一个苦命人。 虽然陈掖贤的前半身很不容易，但是陈掖贤的后半生还算得上比较顺利。以当时陈掖贤的情况来看，也是很多人所不能比的。作为大学教授，娶了自己的学生，一家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因为生活的不如意，他便选择自杀这个极端的办法。 如此选择，对不起他的父母妻儿，更对不起他自己。尤其是作为英雄后代的他，这样潦草的结束自己的一生，实在是让英雄脸上蒙羞。 不知道陈掖贤在地下见到母亲时又会说些什么？ 参考资料：《赵一曼遗书》
揭秘1955年陈达邦和儿子陈掖贤(右)在北京的合影 以下为陈掖贤的同事对他的回忆: 1958年3月，北京工业学校的20多名教职员被下放到北京市房山县河北乡当"新社员"，我和陈掖贤都在下放行列中。最初几个月我们的任务是和农民一起修建班各庄水电站的引水渠。当时，我们住在陈家台大队。每天，天一亮我们就吃早饭(机米饭、腌萝卜)，再带上两饭盒米饭当午餐，翻过一座山，蹬过一条河，走到水电站工地。我和陈掖贤的任务都是往工地运石料。在河滩上有老乡专门挑选适用的鹅卵石，每块近200斤，两个人抬起来放到我们腰上，连背带挎把石头背到半山腰的水渠旁。每天不知要往返多少次。当时的口号是"大干快上"，干到天黑了还要挑灯夜战，每天劳动14小时以上。回到住处，喝上几碗玉米渣子粥就赶快躺倒睡觉了，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而且，在当时也不能说累，否则会被扣上"怕苦怕累，不愿思想改造"的帽子。我的身体要比陈掖贤好得多，我都累成这样，陈掖贤的感受就可想而知了。 修完水电站，回到陈家台大队参加农业劳动。一回来就赶上抗旱，在"人定胜天"的口号下，每天担水14个小时，从河滩把水挑到半山腰的白薯地里。经过几个月的劳动，陈掖贤的体质有所增强，后来随社员走30里山路到深山背回七、八十斤杏核也能胜任了。 1959年1月，我们回到学校仍担任原来的工作。这时，张友莲已经怀孕，学校想办法在为拆迁农民盖的房子里挤出一间平房，分给陈掖贤做家属宿舍。不久，张友莲生下了他们的大女儿。 这时，他们的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由于两人在婚前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彼此对另一方的性格、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都不怎么了解。婚后他们又聚少离多，没有一个很好的磨合、适应过程。因此，在生活上产生不少摩擦和矛盾，经常争吵。也由于陈掖贤仍然不会好好安排经济生活，尽管他俩的工资合起来已超过100元，应该能应对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但是，由于安排不好，到月底总是很困难，于是便吵得更凶。几个月后他们竟然离婚了。女儿被送到四川，由陈掖贤的姨妈抚养。张友莲由于受到离婚和离开孩子的打击，不久便得了精神疾病，不能工作，有时还需住院治疗。陈掖贤的情绪也日益消沉郁闷。 1960年3月，朝阳区委组织辖区内几个中等专业学校的政治课教师到楼梓庄公社劳动锻炼。我和陈掖贤又一起被派去了。白天到小麦专业队劳动，晚上住在老乡家里。这时的劳动强度不大，最大的困难一是饿，二是困。当时每天两顿饭，每顿到公共食堂领一个"双蒸法"窝头，没有菜，没有油。晚饭后，每天都要与社员一起"大辩论"，主题是"粮食到底够吃不够吃"。这种会每天都开到半夜。这时的陈掖贤除了参加劳动和开会，其余时间都是躺在炕上，一言不发。两个月后，我因母亲病危提前离开，其他同志到暑假才回来。 陈掖贤从楼梓庄回来后，情绪降到最低点。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奇缺，一些不要票证的"议价"商品又特贵。陈掖贤的工资虽已增加到77元，但仍不够用，到月底总是没有吃饭的钱了。学校领导很为这件事着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让我帮助陈掖贤安排工资开支。具体做法是:每月发工资时帮他还清欠款，买够全月用的饭票，剩下的钱作零用钱放在我这里，我把这些钱分成四份，每星期给他一份。领导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保证陈掖贤全月都有钱吃饭，也有零用钱了。 这个办法不久便执行不下去了。原因是他总要提前支取零用钱。我则坚持原规定，坚决不给。为此，我们两人发生过口角和争吵。这时他便改变办法，向私人借钱。他借钱有个特点，就是下月发工资时准还。但是，发工资后还清借款、买够饭票以后，零用钱就剩不下多少了。于是，他又向别的同志说，他的饭票买多了，用不完，把饭票换成现钱去花。这样，到月底他又没钱吃饭了。有一次，我耐心地问他零用钱为什么花那么多。他告诉我:有一天他路过金鱼胡同和平宾馆，发现那里有零售的议价西凤酒，每两2.70元。他就买了2两，一饮而尽。可是，这5元4角钱差不多是他一周的零用钱了。 1960年，正值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奇缺，一些不要票证的"议价"商品又很贵。陈掖贤的工资虽已增加到77元，但仍不够用，到月底总是没有吃饭的钱了。这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对他后半生有重大影响的事情。1960年秋天，他的生父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七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当时凭票供应的猪肉是每斤0.81元，这一餐只是未交肉票。但是，这顿饭却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动，造成极大烦恼。因为，这顿饭触动了他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党没有和人民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而自己也享受了"特权"。在回来路上看到奔忙的饥饿人群，陈掖贤觉得羞愧难当，不敢正面看人，他为此越来越苦恼。他向党委副书记郝连科同志汇报了这些苦恼，并把这些思想写成一首诗交给郝连科。党委领导一面给他解释，说政协餐厅只是照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共渡难关才设立的，让他不要有思想负担。同时，为了安慰他，也和诗一首。但是，这些并没有解除他的苦恼。 陈掖贤的教学效果也随着他心情好坏和备课是否充分而起落很大。1961年春天，学校党委看到陈掖贤情绪苦闷，担心他患了精神忧郁症，便让他去安定医院检查治疗。经诊断后，医生要求住院治疗，陈掖贤在医院轻症病房里住了几个月。 1969年6月，北京工业学校被解散，与精密机械研究所组成第六机床厂，全体教职员除少数人当干部外，全部下放当工人，陈掖贤也到了这里，一直干到1982年逝世。此间陈掖贤的心情更加郁闷，每天低头上下班，很少与人交谈。因陈掖贤的爱人经常住院，造成经济更加拮据。1974年秋，陈掖贤好几天没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时，发现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原来他因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医院抢救。 1981年，机电研究院盖起两栋单元式家属宿舍楼，按条件我和陈掖贤都有资格住进去。但是，凭工龄我们只能住四、五层。我住四层，陈掖贤被安排住在一层向阳的单元，说明机电院领导对他还是有照顾的。随后，我离开机电院，调入北京工业大学第一分校(现北京联合大学机电学院)。从此，我和陈掖贤就不在一个单位了。 1982年8月，陈掖贤又是几天没上班，8月15日同事们到他家看他，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见到张友莲，听说已经因病去世了。 陈掖贤的一生确实是个悲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当然，我也认为陈掖贤还有其性格缺陷方面原因，也是他个人的悲剧。他从参加工作起就"居有其屋"，这在当时是很多人得不到的。但是，他并没有很好地为自己创造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生活狼狈，婚姻草率。婚后又没有很好地协调夫妻关系，离离合合，婚姻很不稳定。在"文革"中又轻易被人利用，造成很坏后果，也给自己带来命运的大起大落。 注:本文作者为原北京联合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宣传部长袁宝珊，笔者曾于1956年至1981年与陈掖贤同在第六机床厂(即原北京工业学校，后改称机电研究院)共事。 赵一曼丈夫陈达邦 陈达邦(1900-1966)，又名陈大榜，湖南长沙人;革命烈士赵一曼丈夫，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之兄;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赵一曼认识并结婚;后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后被共产国际派到法国工作;1942年回国参加抗日斗争，未能接上组织关系而"自行脱党";1950年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入党，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全权代表，赴苏联处理、协调人民币代印事项;1958年7月5日第7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文化大革命"时，陈达邦被诬为"苏修派遣的特务"、"叛徒"，1966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昭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