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出身于红四军，长征时转入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抗战初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通信排长，结束时任三十团团长。解放战争结束时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建国初期任志愿军十二军副军长。1955年任十二军军长，授少将衔。1968年9月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0年4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1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直至1985年６月调任国防大学政委，1990年4月退休。
李德生是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8月，当选为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74年底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因病于2011年5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李德生夫人曹云莲13岁参加八路军，育有二子四女：儿子李和平（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任秘书长）、李南征（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军衔），女儿李远征（军医）、李雅雅、李晓沪和李优优。
陆军十二集团军在红军时期属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第十师师长王友钩（后王近山代）、政治委员叶道志；第十一师师长周世元、政治委员陈锡联；第十二师师长张贤约、政治委员胡奇才。由于后来红四军跟随红军主力行动，没有参加西路军，逃过了一劫，得以幸存。而跟随西路军的红五军、32军、9军、30军、31军、33军包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几乎全军覆没，其中军长政委就牺牲了六个。
解放战争初期12军属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王近山，杜义德，韦杰，尤太忠，李德生，李震，曾绍山，肖永银，赵兰田都出自这个纵队。
李德生一生有四个成名点。一是抗美援朝战争时由李德生任师长的35师在被敌包围的情况下，灵活地将全师转移从山区完整撤退。而墨守成规的60军138师全军覆没。二是任12军副军长的李德生参预指挥了上甘岭战役。三是文革期间在安徽支左获得毛泽东的好评，四是1971年林彪事件协助周恩来稳定军队。
文化大革命时，从朝鲜回国的12军驻防安徽合肥。
1962年接任曾希圣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是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到任后为受到曾希圣在肃反、反右派、反右倾三大运动中的干部平了反，而曾希圣时代受重用的干部被冷落，这种做法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文革发生后，这种矛盾开始激化。1967年合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因“一.二六”夺权发生激烈冲突，最终演变成武斗。在中央做出撤销“一、二六”权力机构后，时任60军军长的钱均带60军进皖并任军管会主任。67年中央又调12军入皖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由军长李德生任军管会主任。由于两派矛盾，安徽陷入“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状态。
1968年，安徽芜湖、安庆、淮南、淮北等地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李德生曾亲自爬梯子与造反派谈判。当时安徽各地到处都是“打倒李德生！”、“打倒宋佩璋!"的标语。
在李德生为首的12军支左部队的努力下，1968年4月成立了安徽省革委会。新成立的省革委会中结合了两名原省级干部担任副主任，一位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1919-1983)，他在曾希圣时代是受重用的，在李葆华时代也保留下来。另一位是1957年受曾希圣打击的杨效椿，他在李葆华来皖后平反，并于文革前夕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这种做法体现出对两派干部的一碗水端平，受到中央的肯定和毛泽东的赞扬。实际上两派干部的矛盾又绵延了很久。
李德生支左的这种做法与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支一派打一派，从而导致了著名的“五.二０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这是外界的看法，其实十二军的安徽支左存在问题很多，与几次大的武斗事件都有关联。
1969年李德生奉调进京，虽然仍兼任安徽一把手，但具体工作由政委宋佩璋负责。宋佩璋在文革后的1977年划入“四人帮”集团被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原因据说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卖力，定性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1989年70岁时病逝于南京，退休前为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
李德生在文革中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以少将上位从而位极人臣又在文革后平安无事是少有的。邓小平为什么文革后没有整肃李德生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李德生出身于刘邓大军的第二野战军，12军是刘邓的嫡系，而老军长王近山一直受邓小平青睐。这从王近山去世时把他由正军职调到大军区正职可以看出来。
第二是李德生请辞中央副主席后，这个位置由邓小平接替。如果追究李德生的问题，则预示着邓小平上位的不光彩。
第三是李德生在林彪事件中紧跟周恩来，成为事实上的保护伞。否定李德生容易让人产生肯定林彪排斥周恩来的印象。
第四是李德生虽然积极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斗争，因为军人身份有许多说辞。后来主动请辞又摆脱了文革派的嫌疑。
第五是文革后期李德生一直在沈阳军区司令任上，远离了政治斗争激烈的中央，没有参预“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权力争夺。
有一种说法是受到“四人帮”的迫害，李德生在“三五放火烧荒事件”中落马。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不赞成“批林批孔”，被划入林彪线上。这种说法并不合理也不符合事实。
李德生在十届一中全会上位中央副主席比较好解释。因为当时提倡的“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李德生从年龄上属于“中”，又是毛泽东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信任的干部，具有很大人合理性。
事实上李德生的政治前途在1973年底就注定了。在1973年12月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以总政治部主任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同时免去了总政治部主任。总政的工作由田维新（原沈阳军区副政委）、魏伯亭（原26军政委、总政干部部长）两位副主任负责。以大军区司令员职担任中央副主席显然不合适。而1974年中央没有开全会，他党的副主席一职免除没有走组织程序。事实上李德生是在党的十届一中当主席，二中就被免除。
所谓的“三五烧荒”指的是197４年1月江青指责总政不积极批林批孔，从而将战火引向李德生，纯是无中生有。
第一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时间是1974年1月，而批林批孔运动的展来是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这是“批林”要联系“批孔”的重要信号。何来总政不积极批林批孔？此时的李德生已经调任沈阳军区司令。
第二是此时李德生由毛泽东周恩来推举党的副主席上任才几个月，江青为什么反对毛泽东的嫡系忠臣呢？
第三是若说江青是争夺总政主任的位置，为什么李德生卸任总政主任一年多仍然空缺而不递补呢？
第四是李德生是处理林彪事件的功臣之一，把李德生当成林彪线上的人岂不是自打嘴巴？江青会那么傻吗？
第五是李德生是毛泽东征求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第一个表态支持的司令员，显然仍然受毛泽东器重。
第六是文革后提出“放火烧荒”事件指的是1974年3月，此时李德生已经卸任总政主任一职，中央副主席已经名不符实，攻击李德生有何意义？
1974年3月11日，《解放军报》由于一封战士来信，批评该报短评《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在压力下解放军报发表了这封信并在按语中承认“犯了原则性错误”。后来演变成“被中央政治局勒令停止编发自己的稿件178天，只准转发新华社消息”。纯是胡说八道！笔者当时就是军人，《解放军报》是每天必看报纸之一，根本没有停刊一说。
当时军队批林批孔运动与地方一样展开，主要是进行理论上的批判。笔者同班1973年入伍的战士张金明是团报道员，写了篇《狠批克已复礼，反对复辟倒退》的文章竟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他也因此后来被提拔成干部，后来在营职位置上转业。这一点说明那个时代普通民众的文章也可以登上主流媒体，而这些文章并非受人指使或针对某些人。况且此时李德生早已不是总政主任，即使《解放军报》有问题也找不到李德生头上。
笔者认为，李德生辞职只是为1975年1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邓小平担任中央副主席让位置。就当时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 生、叶剑英、李德生而言，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王洪文是培养接班人，康生主管政治理论，叶剑英主军，李德生只管军队政治工作。缺少一位主政的副主席，让李德生下去邓小平上来，符合文革后期中国由政治革命向经济发展转向的大政方针，这种人事安排是合理的。
因为李德生是笔者服役的12军老军长，曾两次随首长到时任国防大学政委的李德生家里。感觉此人比较忠厚，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官架子，与他说话跟退休老工人或老农没有多大区别。
他的夫人曹云莲时任总政组织部一位副局长，副师级。不过接触中感觉，李德生与曾任陆军一军政委，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矛盾较深。不仅仅是因为南京军区一军与十二军的问题，还有李德生儿子李和平中越反击战冒领战功的处理上。
1985年陆36师中越反击战中虚报战果事件影响了许多人，有些人事后被追究。
李德生的长子李和平（夫人尤兢是广州军区司令尤太忠之女）虽然受到虚报战功的牵联，却在战后进军校学习。毕业分配时正值余秋里主政总政治部，对李和平的使用有不同意见（李和平准备调任十二军后勤部战勤处处长‘正团职’），这其中很可能还包括对36师虚报战果事件“小题大做”的问题，李德生终究是十二军老军长，对老部队这种不光彩的事希望减少影响的心情可以理解。。
李德生是毛泽东忠诚的近臣之一，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窜红且在文革后平安无事高层少有者。这种现象只能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是一直在军队，这是个政治上安身立命的保险窝。第二是激流勇退，请辞党的副主席为他后来在政治上免受打击增加了保护色。第三是来自于邓小平的嫡系部队十二军。
201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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