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秀绢 “你要常来看我”
——毛泽东与李敏 李敏是贺子珍所生，是毛泽东的长女。
1936年冬，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陕北的保安县。保安是个小县城，全城不到400人，房屋也不多。当时，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保安县小石山的一个窑洞里。窑洞很破旧，顶上不时滴水，地上很潮湿，里面没有床，只好盘了个土炕。没有炉子，没有灶，在洞外用三块砖头支起水壶烧开水。贺子珍带着负伤的身体生下孩子。曾和贺子珍一起长征过的女红军战士邓颖超、康克清、刘英、钟月林等闻讯都来到窑洞庆贺。毛泽东笑眯眯地招呼她们屋里坐。她们问：“子珍生了没有？”毛泽东风趣地说：“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女红军们走进窑洞，见依偎在贺子珍怀里的孩子正哇哇地哭。邓颖超走上前，轻轻地把孩子抱了起来。她看到孩子又瘦又小，顿时产生一种特殊的爱怜之情，便风趣地说：“真是个小娇娇呀！”其他女红军战友也跟着叫起小娇娇来。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听邓颖超这么一说，想起了《西京杂志》中“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的话，因为“娇”和“姣”同意，便取其意，起名叫毛姣姣了。但后来，人们（包括毛泽东）都习惯叫“娇娇”。
毛泽东对娇娇十分喜爱，而贺子珍却满面愁容，引不起一点兴奋。她此时想的不是享受做母亲的欢乐，而是工作。她觉得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妨碍了她自己愿望的实现。因此，娇娇生下刚4个月，她就把孩子送到老乡家，自己进了抗大学习。
1937年10月，贺子珍离开毛泽东，从延安经西安去苏联治病和学习。在苏联贺子珍生下一子。1939年，这个天真可爱的男孩因病不能及时治疗而病死，贺子珍一度陷入孤独和悔恨之中，1941年4月，毛泽东为了安慰贺子珍，同意将4岁的爱女送到莫斯科。娇娇千里迢迢认妈妈，和妈妈相聚，由此开始了李敏在莫斯科艰难困苦的童年岁月，生活的艰辛给她带来了诸多的苦难，也带来过幸福和快乐。
女儿的到来，对刚遭受打击的贺子珍，犹如在干涸的心田注入一股清流。贺子珍娇宠着女儿，她为女儿操劳、担心，也为女儿的乖巧和一天天长大而高兴和自豪。 “我是你亲生父亲” 在苏联生活的那几年，娇娇心中只有妈妈，没有爸爸。她离开延安赴苏联时还太小，对爸爸的印象很淡很淡。
在国际儿童院的礼堂里，挂着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巨幅照片，其中有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加里宁，还有毛泽东、朱德。儿童院的老师经常对孩子们进行国际主义教育，讲述各国共产党的领袖领导本国人民进行斗争的事情，老师也讲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娇娇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这一切的。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中国的伟人竟是她的爸爸。贺子珍很少同她讲起爸爸。
有一次，毛岸青特意从莫斯科到伊万诺夫市的国际儿童院看望妹妹。她给妹妹买了一小捆长长的手杖糖。兄妹俩坐在无人的礼堂聊天。突然，岸青指着高高挂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的照片，问娇娇：
“你知道他是谁吗？”
“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他是我们的爸爸。”
“你瞎说，我没有爸爸。”
“我没瞎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是他把我们送到苏联学习的。”
看着岸青说得那么肯定，娇娇有点相信了。但是，爸爸还是太遥远了，娇娇仍然想象不出她同爸爸有些什么关系。
她对爸爸的情感，是在妈妈的叙说中逐步加深的。贺子珍要娇娇给爸爸写信，不能让娇娇不了解爸爸。不过，贺子珍的叙述很简略，很一般，她把娇娇还当做小孩子，不愿和她深谈些什么。
娇娇像突然长大了很多，明白了许多。她终于懂得了长期以来为什么妈妈那么哀伤、忧郁、烦恼，她同情起妈妈来。
1947年夏，贺子珍携娇娇，随同王稼祥及夫人朱仲丽从莫斯科回到祖国哈尔滨，对于11岁的李敏来讲，这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
转眼，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毛泽东和党中央随之迁入北平，这时，他想起仍在东北的女儿和贺子珍，也更加思念起那个多年不见的女儿娇娇，他想接她回北平读书。
1949年春夏之际，贺子珍的胞妹贺怡带着毛泽东的重托来到哈尔滨。她告诉姐姐，毛泽东嘱咐她：此行先把娇娇带回北平，贺子珍留在哈尔滨等候通知。
这时，娇娇已过12岁了，她天真活泼，聪明伶俐，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由于血缘的关系，她继承了母亲的天生丽质，身体细挑，肤色白净，身上洋溢着少女的魅力，而五官、眉毛和脸部轮廓又酷似父亲，模样十分可爱。听姨妈贺怡讲要带她去北平见爸爸，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她还有点不放心，因为离开父亲太久，小时候的印象已经淡忘了。于是她想出一个主意，立即用俄文写了一封短信给爸爸。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毛泽东接到娇娇从东北来的信，信封上的中文字无疑是贺子珍的手笔。贺子珍在井冈山、瑞金、长汀、遵义、延安期间，为他抄过不少手稿，字迹清秀，刚劲有力，一眼就能认出来。毛泽东拆开信封，发现写在信笺上的全是一行一行的俄文，歪歪扭扭的，一个字也辨认不得。毛泽东请人翻译，弄清了信中的意思后，他哈哈大笑，然后挥笔写了回信。 娇 娇：
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
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快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已请贺怡同志专程去东北接你了，爸爸欢迎你来。
毛泽东
回信写好后，还没寄出，毛泽东又立即改变主意，吩咐有关同志将此信改用加急电报发出。
娇娇收到父亲的电报却看不懂。贺子珍就用俄文逐字逐句翻译给她听。娇娇听清楚电报的意思后，高兴得跳了起来：“啊！我爸爸来电报了！”“我要到北平见爸爸啦！”
女儿的笑声感染了贺子珍，激起了她对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美好岁月的回忆。她告诉女儿到了北平见到父亲一定要代她问候。贺子珍说：“娇娇，到了爸爸身边，要听爸爸的话，要好好学习，要照顾爸爸的身体，不要淘气，不要影响爸爸的工作……”
娇娇依依不舍地离开东北，离开在苏联同生死共命运六七年的妈妈贺子珍，跟随姨妈贺怡启程了。上车前，娇娇一次又一次亲妈妈的脸：“妈妈，您在这里等着，女儿到了北平后，见到了爸爸，就来接您。”列车渐渐地远去了，远去了，贺子珍仍站在原地不动，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直到列车全隐去了，才迈着沉着的脚步回到东北财委的住处。
贺怡带着娇娇乘火车到大连后，乘船到天津，再换乘火车到北平，风尘仆仆地来到香山。
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尚未搬进中南海，仍住在北平西郊的香山。
听说贺怡带着娇娇回来了，毛泽东连忙从办公室走出来迎接，老远就向贺怡她们招呼示意。贺怡牵着娇娇的手对毛泽东说：“您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娇娇接回来了。”然后转身对娇娇说：“快叫爸爸！喏，这就是你的爸爸，就是给你打电报的毛泽东。赶快叫爸爸！”
娇娇看见站在面前的身材魁梧而又慈祥的爸爸，和画报上的毛主席一模一样，知道这就是她日夜思念的亲生父亲，激动得扑上前去，叫了声：“爸爸！”就依偎在他怀抱里。毛泽东也激动得一下把娇娇抱起来，亲了又亲，享受着亲骨肉久别相逢的幸福。
自从娇娇离开延安去苏联之后，父女俩还是第一次见面，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毛泽东连忙约请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来坐，并乐滋滋地说:“我给你们带来了个洋宝贝。”
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刚坐定，正猜着是什么东西时，贺怡带着娇娇进来了。毛泽东指着娇娇对他们说：“洋宝贝来了，我有个外国女儿。喏，她就是。”然后把娇娇一一介绍给在座的各位。娇娇半懂半不懂地听着他们在高兴地议论着什么。她回到祖国的时间不长，中国话听不太懂，以往母亲贺子珍说话都是讲俄语，偶尔在俄文中夹一点中文，她经不住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问这问那，一着急说了一串俄语。毛泽东拉着娇娇的手放声大笑，并说：“英文嘛，我倒会一点，俄文我是一窍不通。恩来在就好了，他会。”
娇娇的到来，给毛泽东很大慰藉。每天晚饭后，他总是牵着娇娇的手到香山公园散步，询问娇娇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娇娇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已经能用中文回答爸爸提出的各种问话了，不过还要夹杂一两句俄语，但父亲已能听懂女儿讲的意思，父女之间的感情进一步沟通了，父亲常常勉励女儿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有作为的人。
长期生活在苏联的娇娇，生活习惯和当时国内一般女孩子不同。夏天，她喜欢赤着脚到香山公园的湖边拾鹅卵石，出去玩也不戴草帽。毛泽东办公时，她在旁屋学习中文，有时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闯进办公室要父亲解答。并且还经常在办公桌底下钻进钻出，逗得毛泽东哈哈直笑。有时顽皮起来，抱着爸爸的头和脸亲了又亲，还用两手遮住爸爸的双眼，叫他猜猜是哪一个。毛泽东往往高兴得放下笔，过来和她一起逗着玩或讲讲故事。 姓李不姓毛 转眼，娇娇要上中学了。在这之前，她在苏联上5年制小学和回国在东北补习中文期间，一直沿用小时候的乳名“娇娇”，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名。
一个风和日丽的傍晚，毛泽东吃过晚饭后，把娇娇叫到眼前说：“爸爸再给你起个名字。”
“爸爸，我有名字，叫毛娇娇”，她感到不解。
毛泽东听后，陷入了短暂的沉思，当年为娇娇起名的情景又历历在目。
十几年转瞬即逝，现在毛泽东微笑着说：“娇娇是你在陕北保安刚生下来时取的小名，现在长大了，进中学了，我要给你取个正式学名，而且这个名字要有深刻意义。”
毛泽东打开《论语》中的《里仁》篇，指着其中的一句话，“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对娇娇解释说：“讷，就是语言迟钝的意思。敏，则解释很多。”他讲到这里又打开了《辞源》，指着敏字的解释道：“敏字有好几种解释，如敏捷、聪慧、勤励。《论语•公冶长》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敏，还可作‘灵敏迅速’、‘聪敏通达’、‘聪明多智’等解释。杜甫《不见》诗说‘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娇娇听得入了迷，深深感到爸爸学识渊博，心里暗暗想：在爸爸身边，一定要好好向爸爸学习，做爸爸的好女儿。
“你的名字就叫敏，但不一定叫毛敏，也可以叫李敏。”毛泽东对娇娇说。
“为什么？大哥叫毛岸英，二哥叫毛岸青，他们都跟爸爸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娇娇睁大眼睛，十分不解地问。
毛泽东爱抚地用手拍拍娇娇的头说：“娇娇，爸爸姓毛，是不错的，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爸爸曾经用过毛润之、子任、李得胜等十多个名字，爸爸特别喜欢李得胜这个名字。”
“爸爸，您给我讲讲李得胜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毛泽东点着了一支烟，告诉娇娇：那是1947年3月，蒋介石下令胡宗南调集20万军队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企图达到消灭中共中央和西北红军的目的。党中央考虑到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决定主动放弃延安，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运动中伺机歼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我当时对大家说，暂时放弃延安，是意味着将来解放延安、南京、北平、上海，进而解放全中国。离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那时我化名李得胜指挥作战。李得胜就是离得胜的谐音。后来，这个预言实现了，党中央撤离延安后，转战陕北，我军在运动中不断寻机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而胡宗南却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老老实实地退出延安……
听了这番话，娇娇明白了爸爸给她取名的真正用意，是勉励她继承父辈的事业，刻苦学习，做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 沟通父母感情交流的桥梁 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始终未能进北京。1949年她从天津返回东北后，组织上先后安排她去沈阳、杭州、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工作不久，她“奉命休息养病”，从此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一直过着孤独幽居的生活。
每当学校放假，毛泽东都安排李敏去看望妈妈，陪伴妈妈一段时间。女儿两地的穿梭来往，自然成为爸爸和妈妈之间的沟通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当李敏告诉爸爸，妈妈病了却又不肯就医服药。毛泽东就写信劝贺子珍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服药。有时，他还为贺子珍在北京寻找治病的良药。贺子珍也很听毛泽东的劝。对于贺子珍这种微妙的变化，毛泽东曾毫不隐讳地对李敏说：“我知道，你妈妈生病都是因我而起，只有我才能治好她的病。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李讷已经18岁了。”
李敏发现，她每次来到妈妈的身边，妈妈除了打听她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外，就是详细询问爸爸的身体及起居情况。当她知道毛泽东身体很健康，工作很忙，还常抽出时间同女儿谈话，过问她的功课，亲自书写字贴让她练毛笔字时，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妈妈了解爸爸的情况，真是不厌其详，也不嫌啰嗦。问过的事情，她会再问一遍；讲过多次的话，她听起来仍津津有味。但是，她很少同李敏讲过去她同毛泽东一起生活的情形，更不讲对毛泽东的思念。她这样做，可能是怕李敏的情绪因此受到影响，给毛泽东家庭生活的和谐带来阴影。毛泽东则不同，当他同李敏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喜欢谈她的妈妈，毫不掩饰自己对贺子珍的怀念。
每次李敏从妈妈身边回来，毛泽东都仔细了解贺子珍的身体怎么样了，精神好不好，每天都干些什么，有些什么消遣。在问完这些之后，他还要了解如今贺子珍的体态、外貌怎么样，同过去他的印象中的贺子珍有什么变化。
有一次，毛泽东同李敏说：“你妈妈过去可苗条了，腰细细的，”他用两只手比划着苗条的状况，“现在你妈是什么样子，还那么苗条吗？”
“我妈妈现在可胖了，像个大水桶。”李敏顽皮地逗着爸爸。
“不会，你妈妈的身子骨绝不会变成个大胖子，更何况她有病，心事重重呢。”说着，父女俩的心情都沉重起来。
作为女儿，李敏爱爸爸，也爱妈妈。她竭尽自己的能力来为爸爸、妈妈做更多的事情，以慰藉老人孤独、寂寞的心。 咫只天涯 1959年8月29日，李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书期间，同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孔令华结婚了。孔令华是她在八一学校时的同学，两人相识很久，彼此了解，情投意和，相敬相爱。
这桩婚事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婚后，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她的小家给父亲的大家增添了新的欢乐。
一年以后，李敏生了个男孩。毛泽东经常抱抱、亲亲小外孙，内心充满喜悦。
江青却容不得这些，也许是对贺子珍怀有莫名其妙的嫉恨，她不仅对李敏一家冷漠、轻视，而且还常常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去住的打算。毛泽东听了颇有感触地说：“手心手背都是手上的肉。”李敏很快意识到这句话的意思，爸爸爱她，舍不得让她远离。她根据爸爸的意见与孔令华商量，先搬到中南海内较偏僻的一栋平房里住，自己动手做饭，还保持着和爸爸的来往。毛泽东有空就去看看李敏夫妇和小外孙，说说笑笑，充满着骨肉之情。
住了一段时间后，李敏和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
李敏自从搬出中南海，出入中南海的证件就被收回了。她要进中南海得在门口先联系，通报后才能进入，有时候，等了半天，还进不去。
“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读过父亲《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一定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人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5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运动中首当其中，深受破坏。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还把黑手伸进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经过一番周折，李敏终于到了毛泽东住处。然而事有凑巧，她一进门便碰上了江青。当时得意一时的江青看见李敏，就大声地挖苦她：“小保皇回来了呀！现在正搞运动，回来干什么？想摸底呀？”
江青挖苦李敏的话，毛泽东听得真切，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招呼李敏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他把李敏拉进屋里，详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打仗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番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1969年10月，林彪背着毛泽东、周恩来签发了所谓“第一号战备命令”，国防科委被“一锅端”到河南遂平。李敏也来到那里，和机关的同志一同劳动、生活。直到“九•一三”事件后，大家才一起返回北京。
1974年，江青搞批林批孔阴谋活动。李敏和孔令华决定去中南海反映情况。他们一起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因担心落到江青手里，要求口头汇报，准备反映江青以毛泽东的代表、化身出现，以谁也管不了的特殊地位，到处使用特权，破坏党的原则，个人专权等问题。有的人奉“四人帮”旨意，借口“主席现在领导运动，特别忙，还要接见外宾，年事又高，不让见客”，将李敏、孔令华拦在中南海外，李敏气愤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见爸爸？搞运动就要骨肉分离？我爸爸知道了也绝不会赞成你们这样搞。你们这样封锁主席，为的是干见不得人的事情。”李敏回到家后，大哭一场。
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在陈毅去世那年，毛泽东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以后就生病了。李敏去看他，他拉住女儿的手，深情地说：
“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李敏不便向他诉苦，只是含着眼泪点点头。
第二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许她看一眼就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李敏不肯走，说：“这个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你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肯走。她气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
正守候在那里的汪东兴和华国锋，看看两个人僵持不下，只得过来动员李敏，让她走了。
果然，从此以后李敏再也听不到爸爸的消息，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毛泽东的病况如何。她曾到中南海的门口去过一次，请求会见，但没有获准。
李敏第三次见到爸爸，是在她看到中央一个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病情以后。她不顾一切，立刻到中南海门口求见。当她见到了父亲的时候，毛泽东仰卧在床上，疾病折磨得他脸容憔悴声音微弱。但神智却十分清醒。他见到李敏站在床前，拉住了李敏的手，说：
“娇娇你来看我了？”
李敏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
李敏无言以对，她知道，爸爸的心正像妈妈所说的，是很孤独、很寂寞的，他希望得到爱，享受和普通人一样的天伦之乐。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接着问道。
“三十九了。”
“不，你三十八。”
毛泽东重病在身，还清楚地记得女儿出生的年份，这父爱之情深深地打动李敏，她心头一颤，热泪盈眶。她竭力控制自己，不使眼泪掉下来，惹爸爸伤心。
毛泽东艰难地打起手势。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说了一句话。
李敏没有听清，她用眼睛询问旁边的服务员，听到我爸爸说什么？服务员摇了摇头，表示他也没有听清。李敏也就没有回答。
事隔多年，有一次李敏和朋友琢磨起这个手势，才明白那是父亲用来向她打听母亲情况的表示，因为母亲曾用过“桂圆”的名字。为此，她心情极其难过，感到了一种无可挽回的遗憾。
当时，毛泽东看到李敏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没有回答，不再说话，无力地闭上眼睛，李敏就退了出来。
这就是李敏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会见。
过了几天，李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让她去看毛泽东。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了中南海。她以为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想到见到的是已经离开人世的爸爸，输氧的罩子已经撤掉。她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父亲去世了，李敏要求为爸爸守灵，江青不答应。没有办法，她只得一连几天排队，随着首都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群进入爸爸的灵堂，肃立在那里，向爸爸最后致意、告别。
十几年后，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李敏、孔令华在大型画册《怀念》的编后记中这样写道:“毛泽东是举世闻名的一代伟人，亦是我们亲切慈祥的父亲。作为伟人，他生前建立了丰功伟绩；作为父亲，他走后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念。这种思念，地久天长，与日俱增。他的严厉，他的慈爱，他的爽朗的笑声，他的幽默和智慧——常常浮现在我们脑际。 “一定要锻炼意志”
——毛泽东与李讷 李讷为江青所生，是毛泽东的小女儿。毛泽东的孩子中间，李讷是在父亲身边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又受到母亲的娇宠，无疑她得到父母的爱最多，聆听父亲教诲的机会也较多，同时受到父亲的约束也更严厉。当有人问她“你父亲对你要求那么严格，你恨不恨他？”时，李讷觉得很吃惊：“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爱他还来不及呢！”可见李讷对父亲的感情之深。 “大娃娃”和“小爸爸” 李讷出生时，毛泽东已年近半百了。
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以来，或是戎马军旅，或在政坛逐鹿，风里来，雨里去，大部分生涯都处于动荡之中，家庭也几经变迁。1937年进驻延安后，虽说环境相对稳定，但身边的儿女只有李敏一人。1940年小女李讷降生后，李敏又赴苏联，和母亲贺子珍相聚。毛泽东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同时又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人，他已年近半百，多么需要用儿女们的情感来抚慰他那操劳过度的心灵。因此他再也不忍心让李讷离开自己的身边，尽管工作繁忙，也没有把她送进保育院。毛泽东非常喜欢小女儿，工作之余经常逗着她玩，称她为“大娃娃”，而李讷也会聪明调皮地回敬他为“小爸爸”，并做出种种怪脸，逗得父亲忍俊不禁，开怀大笑。毛泽东还经常带她出去散步，教她认字，给她讲故事，教她懂礼貌，尊敬阿姨、叔叔们。在家信来往中，毛泽东也喜欢提及小小的她。1946年1月7日，毛泽东在给次子毛岸青的信中特为李讷带了几笔：“妹妹（李讷）问候你，她现已5岁半。她的剪纸，寄你两张。”看得出毛泽东非常喜欢自己的小女儿。
1947年3月中旬，延安的形势非常紧张。蒋介石为了实现其重点进攻的战略，不惜调动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而中共中央则采取了灵活的方针，主动撤离，诱敌深入。当时中央各机关已大部疏散，尽管天上有敌机轮番轰炸，地面上炮声已隐约可闻，毛泽东仍没有走，他还把李讷留在身边。
毛泽东问李讷:“飞机轰炸，你怕不怕呀？”
李讷说：“我和阿姨跑到防空洞里就不怕了。”
毛泽东又问:“现在，敌人离延安不远了，正在往延安打炮，你怕不怕？”
李讷说:“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毛泽东说:“很好。看看飞机轰炸，听一听炮声，这也是对你的锻炼呀。大人需要锻炼，小孩子也需要锻炼。”
撤离延安后，白天坐汽车行军，还可以看到机关的大队人马在转移，也可以看见老百姓在进行疏散，这对李讷来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夜间，当队伍下汽车爬山的时候，李讷已睁不开睡眼，毛泽东使劲地喊她：“李讷，爸爸背你吧，快醒醒。”但她仍然睡不醒。没办法，工作人员找了一块布，把她背在身上。
毛泽东要在陕北打游击，严峻的形势已经不允许把李讷带在身边。为了行动方便和李讷的安全起见，毛泽东同意女儿随中央机关的一些家属子女东渡黄河，暂居山西。组织上安排李文芳阿姨照料李讷的生活。不久，毛泽东在一封给邓颖超、康克清的电报中专门提到，“李若任保姆及管理李讷的办法很好”。尽管战事频繁，毛泽东仍十分留意李讷的音讯。这年的10月8日，毛泽东在给毛岸英的信中还特地关照他说:“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的。”毛泽东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不仅自己惦念小女，而且还希望家里人都来关心她；同时，工作再忙，小女的信和充满稚气的涂鸦，他是必看的。半年之后，战争形势稍有好转，毛泽东立即把李讷接回到自己的身边。父女又相聚，毛泽东喜慰至极。
“娃娃，我的大娃娃，好娃娃！”毛泽东激动地喊着，毫不在意身边有那么多工作人员。他抱起李讷又亲脸蛋又拍后背，拍一下说一句:“大娃娃，乖娃娃，爸爸真想你哟！”
李讷则高兴地嚷着:“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小爸爸。”她哧溜地从父亲的怀里钻出来，给“小爸爸”表演一段江青教她的京剧《打渔杀家》。毛泽东看着女儿活泼伶俐的模样和充满稚气的表演，眼圈渐渐红了，湿漉漉的。
第二天，毛泽东带着李讷转移到杨家沟，此后，父女俩几乎再也没有分开过。 “你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非常关心女儿的成长，在她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时刻以周围的事情教育和鼓励李讷。
早在1946年1月，毛泽东还住在延安的王家坪，一件很平常的事，却使李讷似乎懂得了许多道理。
有一天，他住的窑洞窗户坏了，管理科立刻派了一位近50岁的老木工来修理。窗户修理好，吃午饭的时候到了。毛泽东留下老木工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他的小女儿李讷，那时她5岁半。
和往常一样，饭“是金银元宝饭”。这是毛泽东起的名字，因为小米干饭里掺了一点大米，还有几块白薯，菜也和往常一样，很简单，而且断不了有点辣椒。
毛泽东那天很高兴，吃饭中间，一直和老木工交谈。他问老木工是哪里人，参加八路军已经多久。老木工初上饭桌时有点拘束，很快也就谈笑自如起来。
谈着谈着，老木工谈起了自己小时候挨打的事。他说他经常挨父亲的打，有时候打过之后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挨打。他还谈到同村有几个孩子，也经常挨父亲的打，有一个孩子被父亲打坏了一只眼，父亲为此很后悔，竟一病不起。
谈到这些事时引起了李讷的注意，她听得入了神，显露出一副同情的神气，连夹菜都忘记了。当老木工谈过之后，稍隔了一会儿，她脸上忽然出现了一丝笑容，一面夹菜一面说：“我爸爸好，我爸爸一下也没有打过我。”大家看着她那天真的样子，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却一点没有笑。
他用筷子指着自己碗里的饭，对李讷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爸爸没有这个，也会打你的。”桌面上立刻沉寂了下来。李讷听了这句话之后，眼圈红了，差一点要哭出来。
1947年冬天，毛泽东转战陕北来到杨家沟时，吃粮非常困难，基本上是吃晋绥军区老根据地支援陕北的黑豆。有一次吃饭，李讷见大家的嘴都是黑的，她就笑，还对毛泽东说：“爸爸你看，阿姨、叔叔们的嘴都是黑的。”
毛泽东对她说：“你不要笑，前方解放军叔叔就是靠吃黑豆饭打胜仗的呀。黑豆好吃，吃了黑豆能长胖长高。你也应该带上碗筷和阿姨一起吃黑豆饭。你将来一定是个好孩子。”
从此以后，年仅7岁的李讷常常也和阿姨、叔叔们一块吃黑豆饭。
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李讷六七岁时还未能上学。为了不耽误孩子的教育，毛泽东亲自委托保育员韩桂馨，请她教李讷识字。到了西柏坡，环境允许一些学龄儿童集中起来读书了，这时李讷才开始接受小学教育。语文、算术、地理、常识等课都由蒋英来教，她既是校长又是教员。进北京以后，孩子们学习有了和平安定的环境，毛泽东嘱咐李讷要珍惜大好时光，亲自联系送她到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对这所学校，李讷印象很深。后来她回忆说：“育英学校的老校长韩作黎是位可敬的师长，他不仅善待学生，而且对教育理论很有研究，可谓桃李满天下。”
1953年，李讷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读书。这期间，毛泽东不仅注意女儿的学习，经常考考她的政治、文学、历史、地理等知识，还为她讲解一些生活、做人的道理，这使李讷受益不浅。195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1岁生日，李讷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赶制一件小小的礼物。也许是她把这份爱心看得太重，礼物怎么设计都不合心愿。眼看父亲生日过去，礼物竟未做成，李讷不罢休，又补做一件。这回做的是用丝线在圆形的硬纸上编织起来的非常精致的小书签，一面画着寿桃，一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于是毛泽东收到了姗姗来迟的礼物和一封充满真情的信：
亲爱的爸爸：
你正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在你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
热烈爱着你的女儿讷
一九五五、二、八
从小学到中学，李讷的成长道路一直比较顺利。1959年，李讷进北京大学历史系。1960年困难时期，她大病一场，全身浮肿，情绪低落。1961年在家休学一年。1965年大学毕业。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她的成长非常关心，多次给她去信，耐心开导，循循善诱。1962年元旦，李讷给父亲寄去了一张贺年卡。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李讷。信中说：
李讷：
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
祝你上进！
父亲
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
毛泽东把女儿不写信的原故归咎为自己对她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因而要求李讷给他写信。
李讷把毛泽东当父亲，也当知己，心里有话从来不对他隐瞒。父亲的来信，字字句句充满着对她这个小女儿的特殊的怜爱，使她很受感动。她开始意识到，父亲不仅希望儿女成材，更渴望得到儿女的爱。李讷很快给父亲回了信，向他敞开了心扉，诉说自己的欢乐和苦恼。1963年，国民经济已经得到了恢复，生活状况开始好转，李讷的身体也逐渐强壮。新年伊始，李讷给父亲去信，痛陈自己的一些缺点，详细反映自己通过学习后的思想变化。她谈自己读了《庄子•秋水》后的感想，认为其中的主人公河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鼠目寸光，自高自大，是不可取的。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深为女儿的进步感到高兴。他立即写了回信：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
一月四日
父亲来信中的分析、批评，诚恳深刻，一针见血。李讷再次写信，表示决心痛改。1月15日，毛泽东回信，予以鼓励：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
一月十五日
父亲的爱护、教育和鼓励。使李讷在政治、思想、学习、品德和作风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1965年，李讷在大学毕业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其中凝聚了毛泽东多少心血啊！ “还是各守本份的好” 毛泽东在生活上克己奉公，俭约朴素，始终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平时，他对待自己的子女，也严格约束，遵守制度，一丝不苟，即使是心爱的小女李讷，也毫无例外。
在北大读书时，李讷住校，到周未才回家。她从西郊乘公共汽车进城，路上要花一个来小时。有时学校有活动，到家就天黑了。有一次，李银桥担心李讷独自走夜路不安全，瞒了毛泽东派车去接她。汽车停在校外僻静之处，李银桥步行进去找她出来，然后悄悄坐车回家，这件事被毛泽东觉察了，他严厉批评了李银桥，尽管李银桥从安全的角度作了辩解，毛泽东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由于李讷和普通学生一样，在刚上学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同学并不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毛泽东月薪404元，女儿上大学后，每月生活费只给26元（除去星期日，每天平均1元），其中交学校饭费15元，剩下的就是车钱、书本钱和零花钱。几十年后，李讷回忆说：当时家里规定，不许多要1分钱。有时不够跟别人借，下个月再从26元里还。好多同学都以为我是“大款”，主席的女儿嘛！同学们向我借钱，借上10元我还能勉勉强强地过，再借第二次，我自己都得跟别人惜，我还不能告诉他，告诉了他也不会相信，其实我自己连饭费都交不上了。最近，有一个当年同学对我说，真想不到，那时我跟你借钱，还以为你多有钱，原来你也是很困难的。
1960年，我国国民经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李讷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节衣缩食，在校自报口粮27斤。她回家向父亲作汇报时说，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分担国家的困难。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就应该这么做。可是这点定量，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年是远远不够的。有一次，李讷带了一包奶粉去学校，毛泽东知道后很不高兴，说这样做影响不好，以后李讷再也没有往学校带过东西。因此，她和大家一样，经常饿肚子。
1960年冬，毛泽东的卫士尹荆山去学校看望李讷，见她脸色不好，一问才知道是饿的。情况汇报到李银桥那里，他实在于心不忍，搞了一包饼干悄悄送给她。当时李讷环顾四周，怕被人看见，拿出几片塞进嘴里，余下的小心翼翼地藏好，准备慢慢“享受”。李银桥见状，心里一阵阵发酸。这件事又被毛泽东知道了，火气上来拍了桌子：“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事隔不久的一个星期六，李讷回家与父母一起吃晚饭。炊事员特地煮了比平时多一倍的米饭，那是红糙米掺芋头，搞来四菜一汤，还有辣子、霉豆腐等四个小碟。饭前，李讷和毛泽东在卧室里聊了一会儿，李讷委婉地说：“我的定量老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呢，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咕噜叫。”毛泽东轻声细语地说：“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形势一定会好转，要相信共产党……。”
这时，卫士轻轻走进来，说：“主席，饭好了。”“嗯，今天一起吃饭。”毛泽东拉了李讷的手来到饭桌旁。李讷在饭桌前一落座，就不顾饭烫，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去。毛泽东和江青都怔住了，不一会儿便停下筷子。李讷见他们不吃，并没在意，她并不知道父亲平时吃什么，不知他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马齿菜，以为岁数大的人吃不动，便继续风卷残云，把全部饭菜打扫得一干二净，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之后，她似乎还没吃饱。炊事员又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的冷馒头，李讷就着涮盘子的水相继填进肚里。看见这种情景，工作人员都止不住热泪盈眶。毛泽东喉咙里咕噜了两声，默默地走开了。
晚上，卫士们对毛泽东说：
“主席，李讷太苦了，你看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泽东明白他们要说什么，“同全国人民比较起来，她还算好一些。”
“可是……”
“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毛泽东深深地叹了两口气，接着说：“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各守本份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意志可以克服病情” 李讷天资聪明，学习刻苦，有理想有抱负。在毛泽东的培养教育下，李讷对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也有严格的要求，但她自幼体弱，疾病常来缠绕，致使人生的进取、发展受到影响。为此她很苦恼，有时愁肠百结，郁郁寡欢。
毛泽东了解女儿的体质和心境，一直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她。每当获知她生病而又不在一起的时候，便写信给她，对她进行安慰和开导。毛泽东煞费苦心地寻找几首古诗抄给她，或者告知外面的气候景色，例如，下雪了，以解病中小女的愁闷。但信中说得最多的是，如何依靠意志来战胜疾病。他认为，对待疾病的态度，体现着一个人的世界观。他自己持革命的乐观主义，对身体抵抗力很自信，因此碰到一般的头疼脑热，他既不求医也不吃药。当然，这是针对他自己的身体条件而言，不是光靠意志没有物质基础的唯意志论。对于女儿，他强调意志的含义是，一要乐观豁达，坚决克服悲观，积极配合治疗；二是要不怕吃苦，有时小病挺一挺，挺过去了，免疫力就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1958年初，李讷得了急性盲肠炎，疼痛难忍，需要住院动手术；同时，因为小时候打针针头不幸断在肉里，一直没有取出，也要动手术，经医生研究，决定两个手术一起做。正巧这时江青不在北京，去了广州，平时李讷看病事都由她安排照料。这次毛泽东亲自联系，由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和该院的外科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一起做手术。割阑尾的手术很顺利，取断针的手术遇到了麻烦。动刀以后，因年头已久，断针移位，花了很长时间找不到。最后院长决定，把李讷抬到X光透视室，一边照，一边找，才把针头取出来，断针已经生锈。这个手术是在无菌室外做的，术后伤口感染，38℃多。几天来，毛泽东忙于工作，又时时关心李讷的手术，精神非常疲倦。2月3日，他又通宵未寝。中午12点时，他吃了安眠药，准备上床睡觉。临睡前，仍不放心女儿，又写一信，对她讲了一番深刻的道理。信中写道：
李讷：念你。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了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九小时，你跑出房门在小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完全正常。妈妈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李讷，再熬几天，就可以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你知道吗？你大概十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养十几天，又陪伴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
爸
二月三日上午十二时
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信中提到的“诗一首”，是唐朝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之一。毛泽东凭记忆把它抄寻给李讷，是要她从中体会意志的力量，以顽强的毅力来战胜眼前的困难。李讷完全读懂了父亲的一片苦心，说来奇怪，她当时就感到精神轻爽，痛苦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做好平凡的工作，干点当前要紧的事” 李讷的政治生涯，曾随中国六七十年代政局的动荡，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
1965年暑假，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报》当编辑。
1967年，李讷担任了毛泽东的联络员，负责了解北京各大学运动的情况。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每天手不释卷，在“文革”那样动荡的岁月里也没有懈怠。1968年初，毛泽东开了一张书单，内有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叫李讷去借。李讷把书找齐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才送到毛泽东那里。当时她听说越南战争打得很激烈，有的同志去参加援越工作，就向父亲提出上越南锻炼。她说：“我这一生真平淡，何时可以马革裹尸啊。”毛泽东不同意她的要求，批评了她的想法，叫她做好平凡的工作，干点当前 要紧的事。
这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各自的校园内占领楼房，设置路障，手持矛棍，大搞武斗互相抓人、斗人。有的造反组织甚至动枪纵火，打死了人，造成市区交通中断。李讷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迅速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下决心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集合工人和军人徒手冲入北大、清华等重点院校，强行制止两派武斗并解散两派组织，这是后来普遍实行的“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的开始。在制止学生武斗这个问题上，李讷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除了她这种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别人是不敢并难以向毛泽东汇报运动中的严重问题的。
1968年夏，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发表后，李讷当时身体不好，仍花了很大精力，广泛收集各方面的反映，包括工人、学校、部队的动向，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退还她，对材料没有发表意见，只提出要她好好养病，书宜少看。
70年代初，李讷去了“五七干校”。几年之后，她又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露面。大约在1970年左右，毛泽东为了锻炼李讷，让她去设在江西井冈山下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李讷年届三十，仍孑然一身。她要求找一位农民干部结为伴侣，但合适的人不易碰到。后来，她同北戴河管理处当服务员的小徐相爱，要求结婚。李讷向组织上提出结婚的申请以后，曹全夫对小徐的情况作了调查，并亲自向中办负责人打了报告。很快，毛泽东就作批复，表示同意，并叫警卫员带着他的批文和一套马恩全集送到江西“五七干校”。这套马恩全集，是父亲送给李讷的唯一的结婚纪念品，她一直珍藏着。婚礼仪式是毛泽民的女婿曹全夫操办的。但是这桩婚姻却并不像预想的那么美满，他们结婚不久便分居了。以后，小徐被“保送”入河北铁道学院当了“工农兵大学生”。李讷已怀有身孕，后生下一子。又过了一段时间，两人正式离婚。从1974年至1975年，李讷先后担任了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书记之一）。
回首往事，李讷对父亲感激不尽，她说：“我觉得父亲给予子女留下的最大财富，就是他对我们的教导，这种精神上的财富是最宝贵的，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当年他那样严格要求我，完全是为我好。假如不是那样严格，后来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恐怕很难过得来。他的严格要求，完全不是过分的，而是很实事求是的，是按照我将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来要求的，并不是随便那样做。他那是真正的父爱。他爱我，真的。”
《大地》 (2001年第十二、十三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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