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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戚本禹写了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在此之前,史学大家罗尔纲等人认为太平天国将领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藩的军队逮捕后写下的自述是“伪降”,是委曲求全保存实力的一种手段。而戚本禹的文章则认为那完全是一份背叛太平天国事业的自白书,李秀成是叛徒。 文章刊登在《历史研究》上,“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宣部部长周扬以及史学界由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等著名专家组成的研讨会,都对文章持批判态度。逆转形势的是主席对于李秀成是否投降变节的十六字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江青告诉戚本禹,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他的文章正好针对这个,为党立了一功,鼓励他继续写文章。1965年12月8日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了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攻击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这次他又受到称赞。 1966年5月“文革小组”成立时,戚本禹被选为小组成员,排名在穆欣、姚文元之前。一段时间,“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功能,戚本禹也从最早中秘室秘书的十六级干部身份,跃身成为中央首长了。1966年戚本禹还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甚至一度代替了田家英的角色。从1966年5月到1967年12月之间,戚本禹向红卫兵、学校师生、工矿企业代表、各地造反派发表有大约120余次的讲话,甚至被称为“戚大帅”。 戚本禹对于政治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是1967年3月30日发表在《红旗》杂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从此为针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调。有人指称他还曾暗示、鼓动造反派批斗了一些老一辈革命家。 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随后就被关进秦城监狱。1978年1月被隔离审查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6年出狱后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至退休。2016年4月20日戚本禹在上海病逝。 他如流星划过天际又疾速坠落,文革之初蹦跶一下就栽进监狱了。这是为什么呢?以史学家眼光看,戚本禹的结局只是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冲锋陷阵的人,也就会成为最早的牺牲者。有没有什么具体原因?从一些史料看,应该是能看出一些关联。 1967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O事件”,起初把开国上将陈再道狠批一顿,但受到军方的强烈反感,连林副主席也极为不满。运筹帷幄的主席感到,乱什么也不能乱军队。并提出“还我长城”的口号,还把饱受冲击的大军区司令陈再道、韩先楚等人被接到中南海,让造反派不敢再批判他们,也是给军队干部吃了宽心丸。 那么,在这一事件中上窜下跳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就要承担责任了。王力、关锋很快被打倒,戚本禹暂时逃脱,但1968年1月,戚本禹还是被送进监狱。 据杨成武回忆,主席本来想保戚本禹的。当时主席去华东等地视察,指定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随行,并担任与总理的联络员。1967年8月24日杨成武从上海回京,总理找他谈话,谈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谈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还给他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他转给主席。 8月26日,主席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因八·七讲话得名)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主席当时又改口:“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就这样,王力、关锋先被隔离起来。戚本禹是后来才抓的。 根据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这些事情固然是王、关、戚本人的问题,但是那时候许多问题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就再一次顺水推舟,把王、关、戚抛出去当了替罪羊。” 另外,吴还提及了戚本禹被隔离的事。他说:“到了11月,主席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自己母亲一样看待。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讷,以致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讷有非分之想。于是,江青向主席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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