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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1-28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添加者：佚名 - 小 + 大
莫斯科中山大学兴衰始末 认证信息文史精华 2017-9-27 08:47 1923年，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成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以此建立起革命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合作。苏联为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为国民党培养训练干部，首先在中国广州，帮助创办了黄埔军校。随后，中国革命形势飞速发展，黄埔军校和1921年4月创办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养的干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苏联政府又决定在莫斯科再办一个专门训练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正在这时，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逝世。为了纪念这位对中国革命和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该校取名为“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简称为“中山大学”，并派精明强干的老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卡尔·拉狄克负责筹备。 大批共产党学员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 拉狄克是国际著名的革命家和学者。他出生于波兰，毕业于瑞士伯尔尼大学，当时致力于苏联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被授命迅即筹建中山大学后，果然不负众望，只花了三四个月便把学校建立了起来。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是遵照孙中山生前提倡“以俄为师”的精神，为继续支持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支持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因此学校的主要目标在于有效地训练高度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使其毕业后立即回国从事革命斗争。只有少数人被选送到苏联正规的高等院校继续深造，成为学者和科学家。 中山大学校址设在莫斯科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就在世界著名的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1930年改为“列宁宫”）的对面。这座楼房很有规模，全楼共约100个房间，设有餐厅、图书馆、教室、学习室、办公室和学生宿舍。后来由于学生增多，只好暂时把宿舍当作教室，不久又在彼得洛夫卡大街建了新的学生宿舍。 1925年10月7日，在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建立中山大学。根据他的建议，国民党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鲍罗廷任委员会顾问，并开始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选拔学生。由于广州是当时全国的革命中心，在委员会选拔的首批340名学生中，有180人来自广州，50名来自上海，50名来自京津地区。还有20名学生由鲍罗廷特别推荐，大多数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免予考试。广州选拔的学生，90％是国民党员，上海和京津地区选拔的学生，则多数是共产党员。当年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推动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杨明斋，在上海负责接待和安排中国学生赴莫斯科的工作，并在1925年11月，亲自带领第二批学生去中山大学。到学校后，他留了下来，在学校的总务部门工作。 广州学生选拔考试的程序是，先到国民党中央办公厅填写一张报名卡，然后，由国民党中常会指定高级官员（包括谭延闿等）来甄别他们是否合格。合格者在广东大学参加笔试，考题是作一篇题为《什么是国民革命》的论文。笔试之后，公布初试录取名单，最后进行口试。口试由国民党高级官员主试，着重时事政治知识。经过这样3次筛选，最后只有1／10的报考人被录取。 除了以上考试选拔的之外，有些共产党方面的学员，是由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赴法勤工俭学人员中转到中山大学的，前者如俞秀松、任卓宣（学生中最早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回国被捕叛变，改名叶青）等，后者如邓小平等。先后进中山大学的共产党方面的学员有俞秀松、左权、傅钟、杨尚昆、张闻天、陈绍禹（王明）、陈昌浩、秦邦宪（博古）、王稼祥、沈泽民、何凯丰、李竹声、盛忠亮（李、盛在中共中央迁往瑞金后，先后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等人，他们都属于学校的正规班。 中山大学还设有特别班，成立于1928年，学员主要是年龄较大、有卓越经历、受过高深教育、经验丰富的革命战士，如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叶剑英、江浩、方维夏、何叔衡、夏曦等。预备班中，有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英雄李建玉、武汉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余杜三等。 到了1927年，中山大学在校学生达500余名。3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努力争取入学机会；被录取的学生，又成群结队地奔赴莫斯科，国内出现了一股留苏热潮。不少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子弟也通过各种关系，跨入了校门，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李宗仁的妻子魏淑英、内弟魏允成，张发奎的兄弟张发明，邓演达的兄弟邓明秋，陈树人的儿子陈甫，叶楚伧的儿子叶楠，谷正伦的两个兄弟谷正纲和谷正鼎等。 校内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 1925年9月中山大学宣告成立，11月开学，但开学典礼是在几批中国学生到齐后才举行的。开学典礼由托洛茨基主持，他在讲话中，针对沙皇俄国以来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偏见，说了这样一段话：“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不论他是一个同志或者一位公民，他如果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不配当俄国共产党人或者苏维埃公民！” 在中山大学成立之初，它的第一任校长拉狄克就提议：“该校应置于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就是说，这所学校有两个管理者：苏共和中国国民党。苏共同时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共。 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先后开会，作出决议，同意拉狄克的提议，并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方面常驻中山大学，负责监察校务。邵于1926年夏到莫斯科，作为国民党驻共产国际的常驻代表兼中山大学理事会理事。他不仅视察学校，还在那里听课，并因此机缘与学生傅学文相爱，结为伉俪。 学生中设有共产党支部局和国民党支部局。在所有学生中，国民党党员占一半多，但两党采取党内合作形式，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支部局与国内有些支部相似，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 由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迅速，急需干部人才，因此学制定为2年，而且不分科。到1927年国共分裂，考试选拔的学生正规班只办了1925年和1926年两期两班，学生共800多人。 中山大学学习科目的安排，按不同的班级而有差异。正规班有7门课，分别是语言（必修俄语，选修英、法、德语）、历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以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为教材）、经济地理和军事学；特别班的课程比上述课程更精简一些；预备班只学一般知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学员主要来自中国国内被通缉追捕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无法再进行选拔考试。因此，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政治经验，相差十分悬殊，有专家、教授、领导干部，也有文盲状态的工人、农民、市民等。 鉴于中山大学具有苏联政府支持中国革命的性质，为了不刺激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北洋政府，同时也为了学员毕业回国后的安全，学校不对外公开，学校的活动也很少见报。 中山大学的教学注意理论与实践并重，要求学生不仅要努力读书，而且要对苏联政府机构和党的组织作深入的考察，还要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以培养学生成为得力的政治工作者。 1927年夏天，学校曾组织两支旅行队，一支去克里米亚半岛，一支去高加索。旅行的目的是去调查研究这些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以训练和考察学生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观察社会的能力。 1928年4月，学校又组织学生去列宁格勒，参观了列宁直接指挥十月革命的斯莫尔尼学校等许多遗迹，使学生更好地了解了俄国革命的历史。 学生们还到工厂实习，参加工厂的会议，考察当时正在推行的行政、党组织、工会“三结合”的领导体制。后来在米夫升为校长后，副校长由库秋莫夫接任。他在共产国际负责蒙古事务，于是，有一次带领一群学生去蒙古考察。 1927年10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务中的秘书工作，主要由经过严格挑选的中山大学学生承担，包括翻译大会文件，接送大会代表，安排他们的食宿，并担任代表的随行译员、向导等等。 中山大学学生还成立了一个出版委员会，负责编辑周报。这份小报的内容有新闻报道、学校生活札记、学术研究和文艺等，文章多由学生供稿。青年人都热心办刊物，踊跃投稿，因此常常使这份报纸篇幅很大，成为学生课余生活的一块重要园地。 1926年5月11日，冯玉祥应中山大学学生邀请，访问学校并对学生讲话。拉狄克校长致欢迎词。他热情地说，冯玉祥出身于无田无地的农民，因而他将成为农民利益最好的保护人。又说，华北正需要冯玉祥这样一个人。接着，冯站起来发表演讲。他说：“我是工人的儿子”，“我将永远是资产阶级的叛徒！我也已经把满洲皇帝赶出了皇宫，从而连根铲除了几千年的中国帝制！”最后，他高呼：“列宁主义万岁！无产阶级万岁！世界革命万岁！”冯玉祥的讲话，受到中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在莫斯科期间，冯玉祥还请拉狄克给他讲解列宁主义，并以拉狄克的学生的身份，接受了正式的中山大学学生证，获得这所大学名誉学生称号。正是这时，冯把他在德国读书的儿子冯洪国叫来，和大女儿冯弗能一起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中大学生强烈遣责蒋介石背叛革命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进入上海。消息传到苏联，中山大学学生一片欢腾，立即举行集会，通过决议发出两份热情洋溢的电报，一份发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一份给上海工人。然后，同学们举行了庆祝游行，沿途受到苏联人民的热情祝贺。《真理报》还发表了社论。 可是，社论墨迹未干，人们喜兴未尽，却传来了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这不啻给莫斯科和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当头一棒。4月13日晚，中大学生举行了另一次集会，与20天以前集会的欢庆气氛截然相反，悲愤的情绪笼罩着整个大厅。大家义愤填膺通过决议，以“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名义，致电武汉革命政府，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电报说：“当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反击。假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违背了党的原则和纪律，他们背叛了我们的革命，屠杀上海的革命工人，从而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他们成了我们革命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有信心，得到我们工人群众和我们革命军队支持的国民党中执会和国民政府，一定会勇敢坚定地进行反对反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的斗争。我们确信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 在中国革命的危机时刻，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想起了曾到学校访问、给他们留下极好印象的冯玉祥将军，希望他能力挽狂澜，挽救革命。1927年6月9日，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通过决议，致电武汉北伐军总司令冯玉祥和副总司令唐生智，敦促他们坚持革命路线。电报指出：“帝国主义的新工具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和惨无人道，只能促使人民更加革命。”“武装工人农民和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唯一保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特别是苏联的工人农民，深切同情我国的国民革命，全力援助我们。这是我们英明总理三民主义无比正确的铁证。”电报最后表示，“中山大学国民党支部全体党员誓死同我党全体党员共同奋斗，战斗到底”。 然而，这时的冯玉祥以及唐生智，在权衡国内局势之后，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再顾及革命的利益。当然，冯玉祥不同于蒋介石，他还惦念“旧情”，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采取了“礼送”出境的办法。 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15日，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也进行“分共”，屠杀革命者。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和邓演达发表声明，谴责汪精卫等人背叛革命，表示脱离武汉国民政府，不与其同流合污。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闻讯后，又集会作出决议，致电宋庆龄和邓演达，支持他们二人的声明，呼吁他们留在武汉坚持斗争。电报指出：“在坚决谴责所谓中山信徒的背叛的同时，会议认识到，我党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极端严重的危机。摆脱这一局势的唯一出路，在于坚决扭转最高领导的妥协叛变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开展土地革命的道路，以此作为中国民主解放革命的主要动力，坚决扩大工农运动，毫不含糊地维护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以保证健全的革命领导。际此严重时刻，会议认为你们脱离现职是不足取的，为此向你们两位和仍然忠于我们的领袖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发出呼吁。我们敦请你们在反对叛变的领导和反革命的斗争中成为更加积极有力的战士，把工农联合在中国国民党的周围，为贯彻实施我们领袖的三大政策而奋斗！”这个电报拍发时，宋庆龄和邓演达早已秘密离开武汉，因此没有发生什么作用。 莘莘学子心，拳拳革命情。中山大学学生，包括其中的国民党员，对“四一二”后中国革命局势的反应，表明他们虽身在异国他乡，心却与中国革命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学校更名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 1927年7月8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丁维汾提出议案，指控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国民党旗号引诱我党党员及全国有为青年，一再破坏本党之主义与政策，假国民党之名，行出卖本党之实。吾人特昭告全世界谴责该校之阴谋并加以取缔。而且，不准国内任何组织再派学生去莫斯科，俾使吾侪青年不再受其欺骗”。 接着，国民党中执会全体会议及第106次部长联席会议通过了这个议案，并于7月26日正式发表声明，决定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各地不得再选派学生。 这种指责当然是对当初苏联提出国民党同意的中山大学办学宗旨的诬蔑，说明了国民党本身的背信弃义。 在“四一二”事变后不久，邵力子因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不得不悄悄地收拾行装回国了。他的共青团员妻子傅学文与他一起回国。邵力子离开后，中山大学的国共合作和中苏合作模式，实际上已经解体。但是，邵力子一直保持着与共产党的良好关系。早在1920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时，他作为“星期评论社”的成员，曾参加了一些活动。后来，他又担任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上海大学的副校长。1949年，他终于抛弃了蒋介石，毅然留在大陆，并为建设新中国做了许多工作。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学生，除少数人转向共产党之外，其他也纷纷回国，这些人回国后成立了“留俄同学会”，多数人成为国民党中极端反苏反共的急先锋。苏联共产党培养训练了这样一批中国人，实非初衷，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如郑介民、邓文仪、谷正纲、谷正鼎、康泽、肖赞育、刘咏尧、吴家钰、张秀兰、何重汉、卜涛明等，均为国民党中坚分子。而共产党选派的学生，非但不能回国，而且由于南京、武汉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屠杀、追捕、通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因此大批革命者，由组织安排，纷纷逃亡到莫斯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工农分子，也都进了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成为政治避难式的留学生。这两所大学的中国学生一时间达到六七百人。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并不能阻止国民党控制范围外的革命青年入学，也不能取缔中山大学。不过，为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从1928年起，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仍然简称中山大学。 1927年9月，邓演达和宋庆龄先后到莫斯科访问，并应邀到中山大学演讲。宋庆龄在讲话中表示，深切感谢受邀访问国外第一所用她已故丈夫名字命名的大学。她说，看到有这么多虔诚的年轻人，竭尽心力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衷心感佩。她勉励同学们，要永远牢记：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要把孙中山的最宝贵的遗训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坚持到底。 宋庆龄的讲话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她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和邓演达、陈友仁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与国内的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这给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痛苦和彷徨中的同学们以极大的鼓舞。 但是，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在中山大学学生中出现了大批托派分子，追随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1930年秋天，中山大学终于宣布“停办”。这样，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总共存在了4年的时间。 责任编辑 尹德佼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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