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红四方面军命运的百丈关战役

雪山草地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张国涛、徐向前等，率领8万红军主力部队南下，为进入川西平原建立根据地，与川军重兵集团在名山县百丈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决战，遭受惨重失败。这是红军长征时期仅次与湘江战役的大血战。这一战决定了南下路线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
张国涛和四方面军的命运，早在这一仗就锁定了。张国涛、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以及许多被有意或无意淹没的名字和这场战役连在一起。

分裂与生存 南下北上之争的结局-留在雪山草地的红军主力-四方面军的怨气-为荣誉和生存而战

1935年9月10日深夜，川西北高原的川甘交界处，接到密令的一支红军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北方开拔了。这支队伍包括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机关，红一方面军中林彪的一军团，彭德怀的三军团，以及一些直属分队，总共约八千人。
第二天早晨，当身为红军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从睡梦中醒来，才“大吃一惊”地发觉这些队伍已经不辞而别，连昨晚还在寺庙里同居一室的参谋长叶剑英，也带着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地图溜之大吉。徐向前“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几个月来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执，便以如此结局告终。
在右路军的左后方，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已经从草地退回。所有在红军总司令部指挥下的部队重新集结于川西高原。包括四方面军的绝大部分，和一方面军的5、9两个军团，加上一些后勤分队，总数达8万。
根据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对红军领导机构的调整，这支大军的领导人如下：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涛；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涛；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
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31军军长王树声、政委詹才芳；5军（原一方面军5军团）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第32军（原一方面军9军团）军长罗丙辉、政委何长工；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兼）、政委何畏。
这就是说，此时整个红军的指挥机构和两军会合后的绝大部分

实际上从江西到四川，5军团一直干的是断后和佯动吸引追兵，牺牲惨重却默默无闻。中央红军的内部倒戈给四方面军对中央的反对情绪火上加油。
这个对毛泽东等人的出气会，也是南下作战的动员会。在张国涛和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看来，北上是畏敌逃跑，南下是积极进攻。对中央不满情绪的激化，则给南下“进攻路线”增加了一种情绪化的色彩：对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来说，他们要用英勇的战斗和伟大的胜利来洗刷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队的荣誉；对张国涛来说，当然是要证明南下路线的正确以取而代之。
撇开权力斗争的因素，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论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红军的生存，或者说到那里才能生存。张国涛认为南下有利，毛泽东等认为北上有利。张国涛的打算是南下到四川和西康交界的一带建立根据地。他认为这一地区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川西平原，如果能够站住脚跟，粮食的供给、兵员的补充和战略上的进退应该不成问题。这个方案他与坚持北上的中央领导人争论过多次。
当8万大军重新回到阿坝高原，生存的问题更加严峻。在这片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当年不过区区二三十万人口，所谓的县城不过稀稀拉拉几十间破破烂烂的房子，标在地图上的地名和历史记载的重要会议的会址，或者是一家当地富户的房子，或者是一座孤零零的寺庙。从6月到9月两军会合后三个来月的时间里，能够收集到的粮食、包括当年收成的青稞几乎已经吃尽。短暂的夏季已经过去，10月以后的高原上已是寒气袭人，部队身上还穿着春夏之交进入高原时的单衣。严酷的冬季步步逼近，继续滞留无异于等死。
此时此刻，南下-解决8万大军的生存问题已势在必行。

川军与刘湘 对川军的不同作战记录-一个被低估的对手-刘湘对红军的原则-中央势力入川-川军的整编

张国涛对南下的乐观估计，一个重要依据是对川军作战能力的评估。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退到川北，与数倍于己的川军交手几乎未尝过败绩，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队伍由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之众，建立起一个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不仅是他，整个四方面军部队都没有理由惧怕这个老手下败将。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与川军的交手记录则大为不同。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队指挥权的毛泽东，在贵州土城第一次和刘湘的川军交手便吃了败仗。吃了这次亏以后，红军在黔北的周旋作战中一直避免与刘湘的川军交战。第二次与川军交手是在会理。当时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补充给养，以必得之势围攻小小的会理城，数次挖地道炸城墙。据守围城的川军刘元瑭旅拼死抵抗，红军围攻7天7夜终未得手，为此还引发了一次毛泽东的领导危机。而大渡河、泸定桥的的胜利实际上得益于川军刘文辉部虚以应对。毛泽东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躲。对川军作的不同作战记录，在南下与北上的战略选择中是起了作用的，至少对张国涛等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丘八”这个词，用在四川军阀部队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个川兵，看上去就是一个又穷又恶的痞子，他骨瘦如柴，军帽歪戴，衣领敞开，一年四季穿着草鞋，个子矮得可笑，一张口就骂人。其实他们还有不可小看之处，他们从小吃苦耐劳,背得重物跑得远路经得饥渴，憋急了也横猛过人，给几块银圆就敢拼命；他们从辛亥革命以后就不停地打仗，枪法精准战场经验决非等闲，一旦有严格的管理和良好的指挥，能够和当时中国任何军队抗衡。
四川军阀的游戏规则，几乎就是清末以来便布于巴山蜀水的帮会组织“袍哥”的翻版-他们本来就是靠袍哥起家、兼着袍哥头目。他们各自把着大大小小的“码头”，平时间称兄道弟礼尚往来，却为为扩充势力争夺地盘打得头破血流；今天是饮血誓盟两肋插刀的生死弟兄，明天便反水，六亲不认，刀兵相见；战场上两个正打得昏天黑地，城头公馆里两家的太太小姐聚在一处吃喝玩乐其乐融融。
外面的人看来，这就是一帮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乌合之众。其实他们也是有原则的。一旦有川外的势力企图占据川地，这群斗鸡立刻就抱成一团组成统一战线枪口对外。四川就是他们的大码头，他们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但绝不容许“外人”染指。用他们的行话说，叫做“肉烂了在锅头”。20多年来他们虽然打得头破血流，但都在这口大锅里捞得盆满钵满。若是让外省势力占据，就等于让别人把“锅端了”，谁都捞不到吃。正如四川军阀史专家任一民先生所言：“保住四川这块地盘不被他人吃掉，是他们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辛亥革命以来，无论是对外省军阀还是对中央政府他们都是按这一原则行事的，因而成为蒋介石最难对付的地方势力。
四川的头号军阀是刘湘。他来自川西平原一个叫安仁的偏僻乡镇-20世纪初短短二三十年间，一个刘氏家族奇迹般的从这里崛起，最终成为统治川康两省的豪门巨富。这一族的无数高官显贵中最显赫的是刘湘。
刘湘的父亲刘文刚只是一个有40余亩水田的碾坊股东。刘湘1890年出生，幼年读书之余，还要给碾坊推谷送米。他16岁进雅安武备学堂，从当清军开始从军生涯。此君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面呈憨厚，做事勤勉。当下级军官时纳言辞寡交游，只管埋头读书练兵，从不过问政治，天生一块令上司喜爱的料。由是步步高升，22岁当营长，23岁当团长，26岁当旅长，28岁当师长，30岁当军长，31岁首次就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成为实力超群的大军阀，随后开始统一四川的大业。经过十多年的内战制服了无数对手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最后一个能与他抗衡的对手刘文辉。刘文辉是刘湘父亲的嫡亲兄弟，在五弟兄里排行老么，人称“刘么爸”。这个“么爸”比他的堂侄刘湘还小五岁，1928年33岁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主席，拥兵10多万盘踞川西，也要统一全川，遂演两雄争霸大战。结果堂叔大败，被追赶到川西雅属（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雅安市）已是山穷水尽，刘湘终念叔侄之情忍了一手，留下这块地盘给堂叔安身。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乘二刘叔侄大战之机进入川北。刘湘匆匆结束战争后迅速纠集各路军阀“回师剿赤”。此后四川军阀的内战宣告结束，大家联合起来围剿红军，捍卫他们的“大锅”。中央红军向西部的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要把中央力量打入犹如独立王国的四川，令盘踞四川多年的军阀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我们馨香祷祝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给我们带走，不要带进四川”，刘湘说。他告诉他的亲信：我们的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生存，就虚与周旋，绝不对消；如果红军真要拿四川，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老蒋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
然而红军真是要拿四川。中共遵义会议决定，红军由贵州北度长江“消灭刘湘”军直取成都，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面对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巨大压力，刘湘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眼睁睁看着蒋介石的参谋团（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和蒋的嫡系部队进入自家的地盘。这一年蒋介石在四川飞来飞去，指挥对红军的追剿并做着迁都重庆的准备，步步控制四川的军政大权。秋天，他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给川军传授剿共经验，受训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10月间，又将剿共指挥中心由武汉移师重庆，正式成立“重庆行营”，称四川“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随即派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入川，并对川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川军统一了指挥系统，补充了武器弹药，数量削减了三分之一，战斗力却得以增强。整编后的川军由刘湘任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下辖7个军以及若干独立师。其中唐式遵的21军、潘文华的23军、王赞绪的44军为刘湘嫡系，也是川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饿虎出山 南下战役计划的制定-旗开得胜-刘文辉被蒋介石记大过-《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

几乎所有和张国涛共事过的人，以后都竭力开脱与张的关系，表示在另立中央、南下作战等一系列“错误路线”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甚至进行过斗争。几乎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书籍，都把南下作战说成是张国涛的个人决断。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完全相反。
南下战役最初的作战计划是身为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制定的。刘伯承在196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张国涛组织临时中央，他表示“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张说“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他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张说“那你马上办交代”。他交代完了工作，张又要他搞一个南下作战计划，限两小时完成，他硬是两小时把计划完成了，然后就离开红军总部到红军大学工作去了。
南下作战计划毫无疑问是当时主要领导人共同策划的，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是参与并支持该计划的。对此徐向前有确切的说明。他说：“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1960年11月朱德在一次谈话也承认这个事实，他说：“南下后是冬天，没有吃的，就组织打天全，打庐山，不打，活不下去嘛”。（《朱德总司令关于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情况的谈话记录》，1960年11月，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办公室记录整理）
徐向前则公开说明自己支持并和参与了南下作战计划的制定。事实上以徐向前为首的四方面军将领，正是南下作战最积极的策动者。
10月7日，朱德、张国涛在一座叫卓木碉的土司官寨发布南下作战命令-《绥、崇、丹、懋战役计划》。绥是绥靖县，崇是崇化县，合为现在的金川县；丹是丹巴县；懋是懋功县，即现在的小金县。当时川军（也有翻越雪山的）已逼近到这些地区，刘文辉的部队在大金川河（右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的部队在大金川河左岸的抚边、懋功、达维一线。这是由高原腹地南下川西平原必经的河谷走廊，红军分为左右两路沿着河谷打下去。
防守大金川右岸一线的是刘文辉的24军部队。刘文辉因工于心计善于见风使舵有“水晶猴子”之称，他的部队除了曾经防守会理的刘元瑭旅，没有一支-包括他本人是想认真和红军打仗的。此公被刘湘打出川西平原后，唯一的目的就是自保，对夺了他地盘的亲侄子更是怀恨在心，巴不得他和红军“对消”。刘文辉的参谋长张伯言等在《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一文中说。当时大渡河一线防堵中央红军的名为两个旅，实际到河边的只有四个营。防守安顺场的一个营是袍哥队伍，营长韩曾安是码头赌棍，红军枪一响就朝山上跑。防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不等红军夺桥已开始撤退，最后只剩下一个姓虎的班长带一个班守桥头，桥扳又因“烟瘾发作”未能全部拆除，结局可想而知。为此坐镇成都的蒋介石大为震怒，以对有关命令“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致使朱毛红军“得以自由窜渡，至甚痛恨”为由，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
防守大金川河谷左岸一线的是杨森的20军部队。此公名气最大的是他成群的小老婆（据说可以编一个连）和自己都数不过来的子女。他酷爱体育，命令其老婆们骑马打网球，开四川女网之先，后来到台湾还当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他在政治上的最大特点是反复无常，他靠刘湘起家，却四度背叛刘湘；他不甘居刘湘之下，对刘湘却屡战屡败。他想投靠蒋介石，到前方作战是主动请缨，可惜他的部队不经打。
沿河谷右岸进攻的红军由王树声率领，沿河谷左岸进攻的左路红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后者是主力部队。10月8日左右两路纵队开始行动，久困高原求战心切、急需补给的数万红军如饿虎出山猛扑而下。
“毛儿盖会议，双方意见分裂，行动与组织上还没有分家，北进的主张因是中央干部的意见，故仍被勉强执行，结果分两路向甘前进。……毛泽东一路，走了六天沮洳（即草地-作者）地，才到达包座，陈昌浩率领之三十军，还和胡宗南所指挥的中央军之四十九师在包座打一仗，而且得了相当胜利，如果这次不是红三十军的力量，则疲惫的中央部队，又加以在六天沮洳地的困难的跋涉之后，说不定有遭中央军重大打击的危险。
“可是在过了草地之后，匪军内部的问题就发生了，这时匪四方面军张国涛陈昌浩等，坚认为不能再行北进，而毛泽东则非继续北进不可，认张陈是犯机会主义，违反党中央的指导，而张陈则认毛已丧失在中国本地上革命斗争的勇气，只求寄生于苏联边境，不配再谈革命。……于是中央匪军与匪四方面军合而复分”
也许刘湘还有更特殊的信息渠道。春夏间红军集结与川西北高原时，中共即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党员张曙时与刘湘接上了关系。5月，中共华东局派黄子谷到四川做川中将领的工作，宣传反蒋和联合抗日。就在毛泽东率部北上后的9月下旬，华东局再次派黄子谷回川，交黄带给刘湘一个“相当大的密封文件袋”。至于文件袋里装了些什么东西，黄后来说“因系密件，不知内容如何”，他估计“可能还附有信件”。更为神秘的是，黄未到达之前，刘已通过黄所不知的渠道事先接到通知，“黄一到成都，刘即派参谋长傅常亲自到黄的家中将文件袋取走”。以后刘也未向黄透露过这个密件的任何内容，以至黄在回忆文章中只能猜测“大概不外是些有关有关国内外形势及联合抗日的文件”（乔诚杨续云著：《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223页）。
此间领导华东局工作的是陈云。陈云因为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夺权而深得毛的信任。5月30日过泸定桥后，毛主持军委会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陈在芦山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到达上海，和潘汉年等会合开展工作，华东局即在陈云的领导之下，并且与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张国涛虽然坚持南下，与北上的中央的电报往来一直没有间断，南下的所有行动计划，都是通告了毛泽东等人的。但没有任何材料显示，张国涛方面与张曙时、黄子谷等在刘湘身边工作的华东局秘密工作人员有联系。南下战役激战正酣的10月底，刘湘还以每月400元的经费支持，让张曙时、黄子谷接收了成都的一家报纸。（同上）
无论如何，至少在红军南下战役发起之初，刘湘已经掌握了南下红军的战役企图，从而把他逼至背水一战的绝境。如果栖身于川西北高原的红军都北上了，刘湘真是求之不得感激涕零。可眼下红军不仅把蒋介石的大军带进了四川，还要回过头来拿四川，而且要拿最富庶的川西坝子，也许连大邑安仁刘氏家族的发祥宝地都保不住。如果这一仗打败，不仅红军要占据他的地盘，蒋介石也将堂而皇之全面控制四川，根本没有他的生存余地。这已经不是权衡厉害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别无选择，只有死拼。
他做出了紧急部署。首先将手下两个精锐师调到前线，郭勋祺的模范师取代刘文辉的部队守天全，杨国桢的教导师取代杨森的部队守芦山。发表潘文华为南路“剿匪”总指挥，在名山设立前线指挥部。同时急调原先分散守备于各地的嫡系部队向川西平原西端集结。

失去的机会 张国涛改变主意-飞机大炮的厉害-徐向前等人坚持南下-朱德的忠告

1935年10月24日，5个军的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原始森林，向宝兴、芦山、天全进攻。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直趋宝兴，守敌杨森部溃不成军，一路狂逃。一周后红军攻下了宝兴城，随即乘胜追击，在芦山灵关镇夺取了一个后勤基地，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粮食，部队进行了一次久旱逢甘露般的补

充。
然而就在此时，张国涛突然改变了主意。
战役刚刚发起5天的10月31日，他致电随中路纵队前进的徐向前、陈昌浩，主张放弃原先的战役计划，改向西康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他在这封电报中说：“我们必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侥幸和孤注一掷”，“不宜用重兵出大川（芦山大川场）”进入川西平原。“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娱。……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就是说，在敌集中兵力防堵红军南下时，虚晃一枪，掉头西进到西康立足。
张国涛突然变卦，和来自北方的消息有关。10月19日，已呈山穷水尽之势的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得到了刘志丹、徐海东的确切消息，上上下下如绝路逢生欢欣若狂，并将消息通报了张国涛朱德。张国涛对此心情应该十分复杂。当初为南下北上争执不休的焦点，并非是否靠拢陕北红军，甚至也不是“北上抗日”。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说，“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指毛泽东）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如今毛泽东他们避开强敌在北方站住了脚，而饥寒交迫的南下红军，还要和强大的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开辟生存之地，相比之下代价和风险实在太大。对四方面军这支他亲自带出来的队伍，如今能打多大的仗他心中还是有数的。
张国涛所指的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即康巴藏区，范围主要在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这一地区的条件虽然没有川西坝子诱人，对于保存实力却要安全得多。康定以北的草原牧区，刘文辉只有象征性的驻军，更无中央军。红军还从未到过这里，还能找到粮食。事实上南下战败后，红军就是照此方案转移到康北地区，足足呆了半年之久，并和贺龙的二方面军在这里会合的。以后发生的一切证明，张国涛的主张无疑是明智的，如果此时按他的意见办，红军的损失当然会大大减少。
张国涛改变主意，应该还和朱德的忠告有关。深知蒋介石剿共之道的朱德清楚，红军要进入开阔平原地带作战风险极大。蒋介石的“公路加碉堡”的战术和飞机大炮武力的优势，曾经让中央红军吃尽苦头，现在蒋介石已把江西剿共的经验带到四川，他担心四方面军的莽撞会吃大亏，这从他对部队的告戒中凿凿可见。一直和朱德在一起的张国涛，不可能不受到他的影响（张国涛从未讲过朱德的坏话）。“必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侥幸和孤注一掷”，这样的话更象是朱德的意思。
关于关于飞机大炮的问题，张国涛曾经和毛泽东有过一场争论。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说，6月份在懋功两河口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为什么我们要到上宁夏去，主要是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厉害”，指责张“不肯老老实实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毛还说“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就不要再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当时张国涛认为这是毛畏敌惧战。事实上四方面军还没有真正尝过国民党飞机大炮的厉害。川军的装备远不如中央军，刘湘1931年成立的“空军”有英、法、意国造飞机总共10来架，飞行技术被人视为笑柄。一次组织军官观摩飞行表演，炸弹竟投到观摩人群中；杨森的师长王文隽想体验一下飞机的威力，驾驶员却把飞机开到河里把他淹死，飞机在围剿四方面军的战斗中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这年秋天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就当着刘湘的面挖苦说，“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滥飞机，也叫空军，连送封信也不敢”，刘湘只能忍气吞声。而使用德国先进战机，由德国教官训练的国民党空军则已具备相当的飞行技术和作战能力，让中央红军备尝苦头，以至在长征中往往采取夜间行军。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
轰炸和扫射。”他描述说，“特别狡诈的是那些低空飞机，他们从一座山背后贴着地面飞过来而没有一点声响，然后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向我军扫射”（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出版）。随着中央军的入川，国民党的空军也到了四川。中央红军在从泸定向天全的行进途中，如果不是警卫员胡昌宝舍身保护，毛泽东还差点被飞机炸死。
张国涛很快就尝到“飞机大炮的厉害”。跟随4军向天全进军的张国涛后来写道：“我们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的防线全部被击破，我军正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挺进，可是到了9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做地毯式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380多名伤亡中，竟有300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剿共的经验来对付我们”。他承认，“在这一带的作战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痛苦地发现，“我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
然而事实证明张国涛并非总是能够独断一切。徐向前、陈昌浩没有理睬张国涛的意见，依然率领主力向芦山进攻。张国涛不见回音，11月6日再次致电徐、陈，说现在部队减员严重，无法补充，敌力渐集，认为“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要他们着手向西康发展的行动。次日徐、陈终于回电，表明不同意张的意见，告诉张国涛“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如能集中兵力在这里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因此“此地决战得手，则截东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
50多年后徐向前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表现了令人起敬的诚实。他说：
“战役过程中，红军以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扣名山、芦山，发生了不同意见。张国焘要我们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我和陈昌浩商量，觉得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补充；二是我军与川敌作战，较易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三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的转战。我说：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悠哉游哉的。陈昌浩和我的看法一致，认为蹲到川康边，被敌人封锁住，我们的处境将会更困难。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如此一说，徐向前就把最终惨败的责任承担了。
张的意见未能通过，战役仍按原计划进行。担负着总司令之责，对战事的凶险有充分估计的朱德，随即下达了《康泸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的文件，指出：“天全、庐山、名山，雅州，邛崃，大邑一带地形，与绥靖，崇化，懋功，丹巴尽是山地战，路隘战，大大的不同了。自我军击溃杨、刘，占领宝兴、金汤、灵关、双河场后，已打出了隘口，主力已到天芦名雅邛大之平原……因此，我们的战术，由山地战、路隘战，变为平地战、街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他强调，“单靠我们红色战斗员的的英勇冲锋和指挥员的之果敢坚决，以运动战的方法去打堡垒战阵地战就不对了”，并且摘录苏联野外阵地战条列若干条供指战员参考。同时又下达《对防空应注意之点》，提出若干战术要求，强调“我们不是拜物主义者，不应丝毫惧怕这些武器，应用现代技术及一切科学方法去消灭他才是出路。也不应空喊不怕，不做任何对空方法，使红色战士经常受着无代价的牺牲。”
四方面军血气方刚的猛将们对他忠告似乎并未放在心上。

第一块硬骨头-飞机的打击-青龙场大捷-被迟滞的攻势

芦山是进入川西平原的门户，有多条通向名山、邛崃、大邑的捷径，为堵截红军南下必守之地。攻打芦山的是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他们从夹金山冲下，将杨森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进入芦山之前他们得到的消息是杨森的部队已经弃城而逃，芦山已是一座空城。但是他们知其一不知其二：杨森的部队是逃了，一支强硬的川军主力部队却到了。
接防芦山的是刘湘嫡系21军教导师，师长杨国桢是跟随刘湘多年的悍将。这场恶战整整打了10天。当年成都《新新新闻》的一位女记者的现场采访报道《芦山十日血战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斗实况。
该女记者（未署名）10月29日从成都出发，先是乘车到雅安，然后步行前往芦山（其时芦山尚无公路-作者）。记者“未到芦山城以前，在途中就发现了无数的难民，拖儿抱女，牵牛带羊，背包挂伞的不断向后面逃去”。即而“看见许多戴蛋壳灰军帽的军队”列队向后方退走。记者挖苦道：“就以他们勇往向我方背进的精神，那些匪人也当被他们骇退”。
这些败兵是杨森的部队。记者到芦山后，发现原本有几千户居民的芦山城，“到我进城的时候，恐怕只有穷不可以言状的的破落户几十家罢了。”县长王作宾也溜之大吉。
师长杨国桢对前几天兵败对记者的解释是，“匪以饥军来犯，必然有一股锐气。这回因战略关系，将宝兴等处放弃，拟挨匪之主力深入后，即以生力军痛击。”芦山城墙上树着两面旗帜，一面是教导师督战官的旗帜，一面写着“前进者赏，后退者斩”。记者发现夜间的战斗最为激烈，枪炮声通宵达旦。往往是红军夜间夺取的阵地，白天又被守军夺回，夜里又被红军再夺回，如此反复争夺。守城的官兵对红军的战术很熟悉，称“匪人的惯技一般是晚上来摸我们”，“只要是能够沉着的打出去，他也就算了”。记者认为他们“的确能沉着迎战，匪人到了城墙下面都不理他，直到爬到城墙上的时候，才用刺刀把他夺下……”
最激烈的战斗还在城外。芦山城北面有一段险峻的峡谷，徐向前的司令部设立在峡谷以北两河口的一所不起眼的民房里，峡谷以南是地形开阔的仁家坝。红93师在这里与教导师的章平安旅恶战数日。飞机大炮，尤其是飞机的厉害，红军算是领教到了。记者描述：
“苦战到九时左右，我们的飞机来了八九架，不断地向匪轰炸，同时又用机关枪向匪扫射，匪在前面同我作战的，已经伤亡很大，由峡口来增援的两团兵力，在路上密集运动，那口的地势很狭窄，又没有掩蔽的地方，飞机看的清清楚楚的连掷几颗炸弹，把增援的两团匪炸得不剩几个。我军在金井阁的高地看见炸弹爆炸的时候，就看见许多匪尸的手或足随着烟尘在空中乱飞，……”
芦山城池久攻不下，红军既而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集中25、88两个师的兵力，在青龙场重创驰援芦山的周重生、石照益旅，毙伤、俘虏5700余人，红军缴获甚多伤亡甚少，是整个南下战役打得最好的一仗。朱德亲自写了《青龙场的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大加赞赏。刘湘则痛心疾首，给周重生、石照益记大过。
芦山失守的直接原因是天全的失守。记者报道，战斗进行到第9天，也就是11月11日，“不详的消息是从飞仙关电话上通知的，说是守天全的模范师，已经于今早晨被匪人攻破了，……这可不好啊，天全是芦山的左后方，后方有事，芦山就危乎亦哉了”。但是杨国桢还在死守，早晨7时，督战官派参谋处长邓树人带领预备队“手持督战的大旗，直接带起出去冲去了。杨启文（杨国桢）面授的命令，是匪到那里就打到那里，那里有危险，就救那里的，前卫兵多带马刀，遇着后退的官兵，马上就砍在阵前”。但记者已发现“情况不妙”，当晚8点离开芦山。
这位女记者晚走一步结局便很难说了。这天夜里，芦山城被红军四面包围。第二天（12日）守军接“南总”潘文华命令向名山撤退。红军原来计划三天攻下芦山，结果十天才得手，对整个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它严重迟滞了红军的攻势，给了刘湘在后方调兵谴将的时间。

天全之战与郭勋祺 追兵赶过逃兵-土城战役实情-学过《资本论》的郭勋祺-红军乔装败兵攻城

天全之战后于芦山，攻克却早于芦山。攻打天全的是许世友的4军，张国涛朱德率领的红军总部跟随4军前进。首先遇到的又是曾经防守大渡河泸定桥一线、以逃跑著称的刘文辉部袁国瑞旅。此公虽然被蒋介石命令“严加查办”而被刘文辉保护下来，依然一如既往地见红军就跑。他的杂牌部队秋老天寒还没有棉衣，武器只有一半可用。而防守天全重要隘口紫石关的，恰恰又是弃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紫石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不亚于泸定桥，还有照蒋介石命令修的一串碉堡，结果被红军一个排就端掉了，剩下的事就是一路狂逃，耽误的时间是沿途抢劫。结果让红军的先头部队一直追进队伍里，操着四川口音“劝士兵不要跑，只问营长、团长在那里，不少士兵也就坐下不走了”。
刚刚接防天全的刘湘的模范师完全是另一码事。该师是刘湘直接指挥的独立师，师长便是让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吃了败仗的郭勋祺。郭是川中宿将，绰号“郭莽子”（勇猛之意），当时他还是旅长。关于土城一仗，没有什么材料比胡秉章的《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之经过回忆》（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1983年12月）一文更为详实的了。胡当时是郭的参谋长，亲身经历作战全程。他保证这是“求实存真的忠实记录”。他写道，那一仗不是红军的战斗力不强，而是郭的“运气太好”。其一，郭旅在向土城追击红军时，胡“突然在道旁拾到一张四寸多宽，捏皱了的油印文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红军诱敌深入聚歼郭旅的计划。郭当机立断，抢先占领红军口袋阵的制高点狮子梁，使红军居高临下的歼灭战计划变成了自下而上的攻坚战。其二，当时郭旅只有6千多人，与数倍于己的红军大战两昼夜，已濒临绝境。这时一个叫王清泉的连长被红军俘虏，朱德、毛泽东亲自进行审讯，这个连长谎称郭旅附近还有八九个旅，“就把敌人吓退了”。实际援军两天以后才赶到。这个连长被红军释放后向郭报告了此事，郭当场给这位“泄露军机”的连长奖赏100元银圆，委以营长之职。这两件事当时在刘湘军中被传为奇闻笑谈，而至今许多出版物仍然把这位被俘连长的口供当真。
此战之后，郭勋祺晋升模范师师长。接着又晋升中将纵队司令，直接受蒋介石指挥。但他不仅仍照刘湘的红军不入川就虚以应对的原则行事，而且照胡秉章的说法-从内心不愿和红军打仗。土城之战后他对同学兼“掉帖弟兄”的胡谈心说：“我们在学校时，学习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知道共产党也有许多建国方法是好的，不过激进一点。我从内心上，何尝愿意与他们硬拼。这次土城之役是他们布好阵地蓄意要歼灭我们，不是我们想去打他。既然已经钻进了他的口袋，……不得不努力拼搏”。事实上，土城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一直避免与川军交火，而郭部在以后半年的追击战中，也“与红军始终保持相当距离，没有发生过战斗。”
和土城战役相比，郭勋祺的模范师在天全这一仗败得实在有点窝囊。防守天全的实际上只有郭师的一个旅，另外两个旅在芦山方向协防。11月7日，袁国瑞带着败兵跑到天全城外要求进城，在郭看来，让这些败兵进城无疑是一场灾难，不仅不会加强防守力量，只会动摇军心，下令拒绝他们入城。袁旅的败兵此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猛，无令自行地向郭的守军发起冲击。郭部开枪阻挡，扬言“把这些杂牌部队清除掉才好打红军”。袁国瑞见势不妙跳岩而逃。一个叫雷树清的连长则带着败兵，以骇人的气势冲向郭部的机枪阵地，“打垮了”守军，胜利地逃到天全城后面的梅子坡。
11月8日，红军在天全城外受到郭部的顽强抵抗。但此时败兵仍源源不断-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红军装扮的，给守军制造了很大的混乱。三天后郭勋祺在飞仙关向新新新闻的那位女记者谈到失败的原因时说：“友军在泸定方面失利败后，大概是小有损失。匪人前夜（9号）埃近城边的时候，穿的衣服完全是友军的衣服，口令符号什么都是相同的，当时我们以为是友军无疑，只是没有允许他们进城，喊他们在城外附近自己找个地点驻着，待明天天明后再说，殊知到了昨天（10号），他们就出其不备的把我们城外的警卫打了，跟着就涌进城，晓得他们是乔装来的时候，已经很混乱了，所以被（打了）一个凑手不及。”（《芦山十日血战记》）。
郭勋祺兵败天全，直接导致了芦山的失守，实在是有负重望。但他在后来的决战中却表现出色，应了他万不得以不和红军拼命的老话。他在黔北与胡秉章的那番话并非虚言，他和共产党的往来更是扑朔迷离。差不多10年前的1926年，他就因为与中共四川领导人杨暗公和朱德有来往，而被刘湘摘掉过旅长兵权。1937年他任144师师长在太湖与日军恶战，直至身负重伤，是川军抗战打得最好的仗之一。后来他又因在皖南与新四军交往甚密，为蒋介石所忌，1939年撤了他的50军军长之职。1948年任襄樊绥靖区副司令被解放军的俘虏，却又回川和中共地下工作者胡春甫等一起做川军的策反工作。建国后他成为“统战对象”，曾任四川省体委副主任。

打到成都吃大米 陕北中央对南下战役的支持-张国涛大喜过望-南下红军吸引剿共兵力-刘湘唯有拼命-四方面军指挥员们的狂热

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拿下芦山；倪志亮的右路纵队拿下天全；陈海松的左路纵队才一个师的兵力，因为遇到的是邓锡侯的部队，已经打进邛崃县境。短短10多天的时间，红军已控制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边的一大片地区，造成东下川西平原，直掠成都的战略态势。
陕北的中央对南下红军的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11月12日即攻克芦山的当天致电张国涛朱德：“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
看这一时期陕北中央和张国涛的电报来往是很有趣的。双方互通情报，双方都在以领导者的身份向对方下指示；今天你处分我，明天我开除你，同时又不撕破脸皮，仍然称兄道弟。而眼下张国淘的底气更足，天、芦的胜利让他大喜过望，先前的顾虑已经扔在脑后。当日回电告诉对方，天全芦山已经拿下了。接着就教训道：“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下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
蒋介石原先判断红军会师后将会向西北方向运动。9月下旬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总”，自任总司令，调集各路大军作好在西北围剿红军的部署。红军的分裂对他是个好消息，而红军主力凶猛南下却出乎他的预料。他不得不改变原先的计划，急令集结于甘南和川北的薛岳部驰援川西。11月12日，薛岳亲率其第一纵队吴奇伟部由南充出发、第二纵队周浑元部自甘南出发，火速向成都开进。加上原先就在泸定一带的第五纵队的李韫珩（李抱冰）部，此时追剿红军的中央军主力已被吸引到南下红军方面。张国涛后来说，他的南下计划“可以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因而减轻对北上先遣队的压力。”不论这是否他事后诸葛亮式的辩解，这都是一个事实。
然而这又为蒋介石控制四川创造了一个机会。当初蒋介石的参谋团到了重庆，刘湘把四川省政府从重庆迁到成都，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中央军进驻川西。现在中央军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刘湘最后的地盘。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并未打算让中央军直接投入作战。他把中央军集结在成都，让川军顶在前线。川军若胜，既借力打了红军，自身也难免消耗巨大；川军若败，中央将全面控制四川。或许后者是他更希望的结局。事实上他已在进行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迁都重庆的准备，削弱乃至消灭四川的割据势力势在必行。
红军连下天全、芦山直逼川西坝子，这就把刘湘逼到生死存亡的悬崖绝壁上。如今，他的面前是气势汹汹的红军；身后是川军的老巢，还有刘氏家族的发祥地安仁镇；再后面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中央军。一旦战败，对他来说将丧失一切；对刚刚统一指挥的各路川军，则是倾巢之下无完卵，谁也别想再在这口“大锅”里捞一杯羹了。
刘湘要拼命了。从11月2日起，他就亲临邛崃的总司令部坐镇，召集将领训话，“严词恳切”的对川军各自为阵但求自保积习“痛加钺砭”，并发出前所未有的严厉手令：
“有临阵退缩，畏缩不前，或慌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其各官兵，倘有违令者，排长以下得有连长枪决，连长以下得由营帐枪决，营长以下得由团长枪决，团长以下得由旅长枪决，旅长以下得由师长枪决，师长得由总指挥枪决，总指挥……由总司令部查明依法严惩。”
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红军严重的估计不足。此刻他们正沉浸在节节胜利的狂热中。尤其是和川军作战胜绩屡屡的四方面军指挥员们，更是到了恨不得将对方一口吞掉的地步。徐向前说他此时心情是：“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对付他们，有点把握。”“打到成都吃大米！”“打到成都过年！”这两句口号在象一阵风似的在红军中流行起来。这个四方面军的老战士人人记得的口号，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材料都称是张国涛提出来的，事实上红军从来没有打到成都的计划，张国涛只承认他说过“打到天全吃大米”，也没有任何文件证明它是出自于红军指挥机关。也许这是根据张国涛的话演变的，更大的可能是四方面军中好胜心切的年轻将领们叫出来的-他们团以上的干部平均年龄只有20几岁，最年轻的军长陈世才只有22岁。无论如何，对这支饥肠碌碌衣衫褴缕士气高昂的大军来说，没有什么比它更鼓舞人心的了。

不约而同的决战场 红军的决战计划-百丈关-川军严阵以待-双方尽遣精锐-冲向平原-攻占百丈关

川军虽败，主力却并未遭到重创，红军必须以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打得对方只有喘息的余地，形成战略上的均势甚至优势，才具备在川西一带立足的条件。
关于这场决战的计划，徐向前说：“我们计划从名山和邛崃间的通道上，实施夜袭突破，完全切断两城敌军的联系，进而围攻名山，吸打邛崃方向的援敌，相机发展攻势，打到岷江西岸，控制青衣江以北、岷江以西、邛崃以南的三角地带。”
名山和邛崃通道上的战略要点是百丈关。
百丈关位于川西平原西部边沿，处于名山到邛崃的公路之间。称“关”意味着在军事和交通意义上的重要性。站在百丈关西面的山地东望，天府之国的一马平川尽收眼底。场镇左右各有道一突兀的山梁，如巨人般屏护着身下的场镇和身后的辽阔的平原。它既是由川西平原进入康藏高原的第一道关口，也是据守川西平原的最后一道关口。传说当年诸葛亮西征“七擒孟获”的第一仗便是在这里打的。
百丈场镇历史悠久，街市繁荣，当时有数百户人家。临溪河穿街而过，在镇中的古桥边形成一个水潭，潭边巨木蔽日，影影幢幢，幽深莫测，文人墨客起名百丈深潭，百丈之名由此而得。镇旁观音山上的栖霞古寺，因其儒释道三教元融之说声名远扬，古刹晚钟百里可闻。如今历史把一场空前的决战定格于此。
不约而同，刘湘的目光也盯死在了百丈关。
百丈关战略位置的重要，对死保川西平原的川军也是一目了然的。两个王牌师从天全芦山败后，百丈关便成为阻挡红军东进的最后一道关口。为此“南总”
潘文华匆匆将指挥部搬到百丈关附近的大塘铺。此时正有李家钰部的四个旅经百丈到西昌布防。潘文华在百丈拦住李家钰说，前面有红军过不去，后面是你的家乡蒲江，难道你能让红军端了你的老家？李让部队就地布防，在蒲江建立指挥部，决定为保卫家乡而战。同时刘湘又急调嫡系唐式遵第２１军、潘文华23军、王瓒绪第４４军所属部队火速增援名山邛崃一线。让杨国桢的教导师守名山城，让郭勋祺的模范师率先在百丈关一带集结布防。而此时在红军东、西、南三面以及纵深集结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兵力，总数已达８０多个团２０多万人。
存亡胜败在此一举，双方都尽谴精锐，决战态势已如开弓之箭不可逆转。百丈一战，红军方面先后投入战斗的是：30军的全部三个师，9军第25师，31军第93师，4军第10师，共计6个师17个团2万余人。川军先后投入战斗的是李家钰部和刘湘的嫡系部队，实际投入战斗的共计16个旅39个团6万余人。
从百丈关向北望，绵延起伏的群山若阶梯层层叠起，天地交接的一线是银光闪烁的雪山。11月13日，20多个团的红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指挥下，如爆发的山洪从群山中奔腾而下，高昂的战歌如涛声轰鸣：
红军南下行哟，
要打成都城省哟，
消灭川军残兵，
首先赤化全川，
向南行动一定胜利！
红军的采用的是一个经典的围点打援战术。4军围困雅安和名山城；9军27师直指后方邛崃的刘湘总指挥部，牵制敌军兵力；王树声、李先念率领的主力部队攻占两地之间的百丈，在此与川军主力展开决战。
战斗打响的前三天，战局完全按照红军的计划进行。红30军的部队13日从五家口（今上里古镇）出击，长驱直入20多公里，当天晚上就占领了李部据守的重镇夹门关，李部丢下百丈以北的阵地向蒲江溃退。从右翼迂回的31军93师绕过百丈，袭击蒲江李家钰的指挥部，１１月１４日中午已逼近到蒲江县大兴场，与李家钰指挥部接火。16日拂晓，韩东山、盛修铎的9军25师击溃李家钰部守军，占领百丈。
夺下重镇百丈，红军的战役目的眼看就要实现。徐向前写道：“再打下去，我军即将进入人粮极丰的川西平原”。全军振奋，天府之国尽在眼底，“打下成都吃大米”的好日子似乎指日可待了。

与郭勋祺部相遇-川军最危急的一天-刘湘组织防守成都-川军援军赶到

然而战局逆转正在临近。
9军25师夺取百丈后，对当面川军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抓来俘虏一问，说是大名鼎鼎的模范师、教导师就在这一带。在红军的眼中，这两个从天全芦山败退下来的师已经溃不成军，指挥部立刻下令向前追击，要想一鼓作气把这帮残兵败将收拾干净。
损失较大的教导师从芦山撤退后担任名山城的防守，此时已被4军的部队围困；郭勋祺的模范师则已到达百丈东北一带。这个师从天全撤出后，实力并未受多大损失，其三个旅齐装满员的编制，实力不亚于红军一个军。刘湘把这张王牌打在这里，足见他在此决战的决心和对郭部的器重。而不到关键时刻不与红军拼命的郭勋祺，此刻也别无选择了。
红25师越过百丈向前猛冲，一个团沿左侧的高地冲击，迎头撞上郭部唐明昭旅，遭到强烈抵抗，推进速度骤然减慢。傍晚时分，急不可待的指挥员下令全团冲锋，付出重大伤亡仅仅推进了数公里，与敌军形成对峙。一个团沿公路冲击。公路沿线是密密麻麻的碉堡群。公路加碉堡被认为是对付红军最有效的手段，但待在碉堡里的是李家钰的兵，就不那么有效了。红军不直接攻碉，而是绕过碉堡向前冲，碉堡里的老兄见红军都打到后面去了便弃堡而逃。红军一连拿下200多个碉堡，一路冲到5公里外的黑竹关。深知红军战术的郭勋祺先前将重兵集结于百丈北面的高地，没料到红军会在开阔地形上沿公路打，急令廖泽旅顶上。廖旅一上公路就与红军相撞，一场激战顿时展开。双方你来我往反复冲杀，公路沿线烟尘滚滚乱阵胶着，支援川军的飞机掠地飞行也辨不出炸弹该往哪儿扔机枪该朝哪儿扫，急得在空中乱转。
这是红军南下战役打响以来川军最危急的一天，整个防线已似乎瞬间就会崩溃。百丈以东大塘铺的川军南路总指挥部里，“南总”潘文华眼前是这样一幅光景：败军和赶往前方增援的部队，把不久前刚刚修成的成都至雅安的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官长的叫骂，马匹的嘶鸣和前方传来的密集枪炮声响成一片。作为刘湘的心腹和与红军作战的老手，他知道这一刻不硬顶上去，将会形成兵败如山倒的可怕局面。他跳上公路，饬令败军返回前线，指挥将败军的辎重马匹推到路边，给跑步前进的增援部队让路。
在北路防守的邓锡侯部比李家钰部更不争气，竟让红27师如无人之境般兵临邛崃城下。邛崃城里的刘湘发出道道十万火急的命令，调遣嫡系部队填补败兵留下的缺口。此时此刻，除了他的嫡系他已经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人。他甚至认为红军会抄他的后路绕过邛崃直取他的老家大邑和成都，命令他的军师、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赶快回去组织力量防守成都，说他手里的部队都用光了，要邓回去组织警察民团守城。邛崃后方桑园镇上的人家也开始大规模地逃亡。
在郭勋祺部的顽强阻击下，伤亡重大的红军仍然不顾一切沿公路向前猛攻，虽然推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对平原作战的生疏，则使红军的指挥出现混乱。九军军长孙玉清在对此战的总结《百丈、黑竹关战斗经过》中说，“由于过去干部不爱看地图，此次在平地与森林村落作战，有干部迷失方向。如（团长）李少樵到一颗印还不知东南西北，将敌方的枪声说成是我后方的枪声等”。
对方也眼看支撑不住了。此时此刻，任何一支生力军的出现都足以改变战局。然而出现的是川军的援军。最先赶到的援军是21军范绍增师。袍哥出身的范绍增人称“范哈儿”，他从占山为王时拉起的这支土匪队伍虽然已经成了国军，规矩仍然是袍哥那一套。他们虽然缺少现代军队的严密指挥和军纪，却不乏两肋插刀的义气和来生好汉的豪情，亡起命来是相当能打的。范部11月9日接到刘湘的命令，从岷江上游的防区昼夜兼程轻装疾进。这天下午，先头部队跑步通过潘文华的指挥部大塘铺，和激战中的廖泽旅会合，向红军发起反冲击。已呈强弩之末的红军再也无力推进。天黑时，范师的周绍轩、廖敬安二旅已全部到达战场，巩固了川军防线，与红军在百丈以东约10公里的治安场对峙。事后，企图拉拢范绍增的蒋介石“特致电嘉奖”称：“黑竹关百丈驿之役，匪以精锐向我猛攻，赖范师廖周两旅亥时赶到，……且与匪以重创，殊堪嘉尚”。

攻守逆转 决战前夕-顾祝同面授机宜-红军率先出击-川军全线进攻-红军退守百丈场

打下百丈后，王树声、李先念等在百丈镇上建立了指挥部，还在镇上召开了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31军参谋长王维舟被任命为川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树声在会上讲话。这是红军夺取一地后必须立即进行的工作。稍稍冷静下来，红军指挥员们发现原先的估计过于乐观了。川军并没有在红军的凶猛冲击下溃不成军，而且大批的援军已经源源赶到。现在公路当面是实力强劲纵深配备的郭勋祺、范绍增部，北面的山地几个旅的川军不仅填补了李家钰部留下的缺口，并且向重镇夹门关发起猛攻。西北山地是红军进退通道，如果红军主力继续向平原前进，有可能被截断后路陷入重围。指挥部决定，红军主力向百丈收缩，集中兵力坚守百丈歼敌援军。向百丈以东纵深穿插的93师接到命令撤出战斗向百丈靠拢，88师火速在百丈左侧高地占领阵地。
这对决心打进平原的红军指挥员们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计划的成败与否取决于取决于一次战役决战。现在敌人的重兵集团就在眼前，而且已经摆出决战架势，这正是他们期待的局面。换句话说，南下以来所有胜利都是眼前局面的铺垫，所有的牺牲和努力都将于此战见分晓。放弃此战，不谛于前功尽弃。从实力对比上看，这是一场赌博，可是战争史上的哪一次决战不是赌博呢？而且以少胜多对四方面军来说太寻常了。
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致命的。
川军这边也十分忙碌。17日这天，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参谋长贺国光一行的车队，沿着被冬雨、军队和难民搅和成一片泥泞的公路到达邛崃。他们是前一天由重庆飞抵成都的。到达后立即“召集各剿匪将领垂询前线军情，并面授机宜，勉以抱有我无匪之决心，痛剿残匪”。要求刘湘抓住红军贸然突进的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围歼。对战事追踪报道的成都报纸第二天报道说：“各军于寒风苦雨中，与匪肉搏血战，已大挫匪势。顾主任等昨亲赴邛崃指示一切，士气大振”。
事到如今，刘湘并未围歼红军意图。将红军斩尽杀绝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如同“警”的的存在取决于“匪”的存在，消灭了红军下一个就轮到他了。消灭红军也将使他付出巨大的代价，失去他同蒋讨价还价的本钱。同时，他还未曾想到红军会在这样的地形上和他的主力面对面硬拼。他对红军的战术太熟悉了，诸如避实就虚、诱敌深入、围点打援、穿插迂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等，曾让他在川北吃过不少亏，他还没有胆大到抄红军后路的地步，只打算采取步步为营齐头并进的稳当办法将红军赶出自己的地盘。
夜战是红四方面军的拿手好戏。18日凌晨红军率先出击，88师著名的“夜老虎”265团向公路左侧高地发动夜袭。这一条松林茂密的狭长山冈是控制南北交通的要冲，因为属于一个姓胡的大家族所有，当地人称胡大林。刘湘21军彭焕章旅17日早晨刚刚赶到这里，匆匆忙忙用老百姓的晒席在山冈上搭起营房。挥舞大刀的红军在夜暗中将卒不及防川军赶出林地。当地的百姓半夜被猛烈的枪声惊醒，第二天胆大的到山冈上一看，“吓得连气都出不来了”-山冈上横七竖八铺满尸体。这样，红军就在从黑竹关到百丈十几公里的范围内建立起一道弧型阵地。
18日，川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红军的弧型阵地发起全面反击。
公路北侧的高地是双方必争之地，防守一方是红25师和88师，攻击一方是川军的四个旅。这一天天气放晴，协同川军的飞机大批出动轮番轰炸扫射。双翼的战机肆无忌惮地掠地飞行，卷起的狂风将山包上的树枝噼噼啪啪地折断，地面上能清清楚楚看见飞行员和机枪射手。这样的飞机用步兵武器也能打下来的，办法是用充足弹药组成密集火网，但这恰恰是红军的死肋，他们平均每支枪不过10来发子弹，更要命的是打完没有补充，必须在取胜的前提下从对方手中夺取。
川军在飞机的掩护下整营整团地发起冲锋，其勇猛无畏让惯于和川军打交道的红军感到吃惊。在一个叫鹤林场的地方，红军用几十挺机枪构成强大的火网，川军越过冬水田轮番冲击，倒下的尸体象收割后的稻把密密麻麻横在田里。红军的伤亡同样惨重。来自空中的打击对红军威胁巨大，他们头上都顶着伪装的树枝，飞机一临空只好四散隐蔽，往往此时川军就冲了上来。弹药奇缺的红军不得不和川军展开白刃格斗。双方反复冲杀，战线犬牙交错，每个山包每条战壕都响彻着枪炮和厮杀声。30军88师政委郑维山回忆说，师指挥所跟前一个班，打到下午只剩3个人，敌人冲上来，3个人就抱着手榴弹从三个方向呼叫着冲下去，打退敌人又返回来拿手榴弹。如此反复不已。
沿公路正面进攻的川军是范绍增师。这个师因为在两天前拯救了濒临崩溃的川军防线而士气大振。在黑竹关一线防守的红93师一天前才从大兴场撤回。黑竹关地形开阔，几乎没有平原阵地战经验的红军指挥混乱。参照物不明显使一些指挥员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泥泞的冬水田常常使部队拥挤在狭窄的田埂上，成为地面和空中火力有效打击的目标。在川军猛烈的炮火和疯狂的冲击下，红军只坚持了两个小时就丧失了抵抗能力，一直退到百丈当面最后一道屏障-挖断山。
挖断山不过是横桓与平原上一道小小的山梁，小得连名字也没有，因为修公路把山梁挖了一个缺口而得名，此时次刻成了攻守双方拼死争夺的一道“血岭”。一方在付出惨重代价、将守军几近全歼后刚刚攻占阵地，对方的援军立刻又蜂拥而上。如此反复拉锯，阵地数易其手。川军旅长团长架着机枪军前督阵，营长连长挥舞马刀带头冲锋，个别后退者，由军官立毙阵前；集体后退，督阵官下令机枪扫射。整道山梁尸横遍地，守者用尸体做掩体，攻者踏着尸体向前冲。这场酷烈的阵地消耗战，最终以拥有火力兵力优势的川军的胜利告终。傍晚，伤亡累累，筋疲力尽的红军师退到百丈场镇。

孤注一掷 川军总攻-徐向前亲临百丈-一相情愿-惊心动魄大搏杀-百丈场争夺战

18日这一晚双方都没有休息的余地，每一个士兵都在拼命构筑工事，准备着来日的恶战。密集的枪声彻夜不息。防备红军夜袭的川军轮番用机枪向红军阵地扫射，射击间隙是双方的喊话声。
红军：“同志哥，我们是穷人的队伍，穷人不打穷人，不给军阀卖命……你们过来，我们不打人骂人，官兵人人平等……”
川军：“老哥，你们过来，我们有白米饭有肥肉给你们吃，有衣服给你们穿，有盘缠给你们回家……”
19日黎明时分，百丈场方圆十来公里的大地突然开始颤抖，密集的炮弹将红军的阵地笼罩在硝烟之中，当枪声暴风雨般的刮起时，十几个旅的川军向坚守在弧形阵地的红军发起了总攻。这是一场经典的恶战，攻守双方均不惜一切代价志在必得，各种兵器的轰鸣和数万血肉之躯的呼叫交织出的画面惊心动魄。
这一天，深知胜败在此一举的徐向前亲临百丈现场指挥。当他纵马赶到时战斗已经打响，当时王树声的31军指挥部设在百丈街上，李先念的30军指挥部设在街尾的一小山包上，二者相距不过数百公尺。百丈一带开阔的地形和相似的地貌，似乎让这位久经沙场的统帅也有些辩不准方向，他回忆说，“我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摸到”李先念的指挥部。从山头望去，展现在他眼前的是这样的场面：
“成批敌机盘旋上空，疯狂施行轰炸。整营整团的敌军，轮番向我阵地猛攻。从黑竹关到百丈十多里的战线上，处处是战火硝烟、刀光血影，是爆炸声、枪炮声、喊杀声，是敌我双方的殊死搏斗。”
他深深感到飞机的巨大威胁：
“唯敌机太讨厌，对我前沿至纵深轮番轰炸，威胁甚大。部队在开阔地带运动和作战，不易隐蔽，对付敌机又缺炮火，伤亡增大，叫人很伤脑筋。”
仗这么打下去，红军明显占不到什么便宜。如果此时放弃百丈后撤，图存为本、又深恐红军诱敌之计的刘湘断不至于贸然驱兵穷追，但红军指挥员们不甘就此罢休。战场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或者说看最后一刻谁先崩溃。对此他们是有心理优势的，多少次胜利都是咬紧牙关拼到底取得的啊。徐向前说：“我们当时判断，刘湘是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如果我军顶住敌人的攻势，灭敌一部，有可能胜利转入反攻，直下岷江西岸。”事实上红军更是孤注一掷。而面对拥有兵力火力优势和空中打击力量，又决一死战的川军，红军这一掷的胜算比川军小多了。
沿公路进攻百丈场的还是范绍增师，冲在最前面的主攻团团长谢浚是位江湖好汉式的人物，他激励士卒最拿手的两招一个是钱，一是挥舞马刀带头冲锋。原先为抗击红军，百丈场周边构筑有坚固的堡垒和密集的工事，如今都成了红军的有利依托，谢团从凌晨打到中午，被阻挡在进入百丈场的临溪河大石桥前。情急之下谢浚以每人20块银圆的奖赏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敢死队。1935年川西坝子是个丰收年，一块银圆能买一担米，20块银圆对卖命为生的穷苦士兵来说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这一招果然见效，敢死队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冲破红军的防线，越过古桥进入街上。
红军按照计划准备将深入防线的谢浚团吃掉，一支红军从场北的高地出击，试图截断谢团的后路。然而对方早有防范，侧翼的郭勋祺部以凶猛的火力迫使红军退回高地。得到增援的谢团在百丈街上与红军展开巷战。胶着至午后3时，一批飞机的到来打破了僵局。低空盘旋的飞机准确地扫向红军扫射，炸弹将红军依托的房屋夷为平地。既无对空防护能力又无防空经验的红军只能被动隐蔽，亡命的川军乘机蜂拥出击，当战壕中的红军抬起头来时，川军都冲到跟前了。一场叮当作响的白刃格斗之后，遭受重大伤亡的红军被逼到百丈场外。王树声数天后在战斗总结里写道：
再说到百丈战斗的教训：第一，警戒的疏忽，特别是敌机飞来时，警戒部队只顾及隐蔽，而不顾地面的敌人，结果百丈街被敌袭击。在战斗时，主要之敌还是在地面，当然，敌飞机来时要注意隐蔽伪装与疏散；第二，百丈附近地形平坦，且多水田，对此种地形的战斗经验非常不够。在运动时，部队多是拥挤一堆。因受水田或田埂的限制，有些指挥员不知把队伍适当疏开或分散成小队，取平行路运动，是应注意研究的事情。（《王树声军事文选》：“宝兴、芦山战斗的经过与教训”）
现场指挥的徐向前为达到“歼敌一部，转入反攻”的目的，早些时候已经命令在百丈后方围困名山城的4军第10师立即增援百丈。面对川军出乎预料的凶猛攻势，徐向前命令临时任10师师长的陈锡联率部跑步前进。就在川军将红军逼到百丈场外的高地时，陈锡联率领先头部队赶到，一阵冲杀，将川军压回陈尸累累的百丈场。此时攻打百丈场的谢浚团已经伤亡过半，剩下的经过一天不停顿的厮杀也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在红军生力军的强劲反击下纷纷向场东的桥头退却。团长谢浚见状持刀挺立桥头，喝令不许过桥后退，最后干脆横身躺倒桥上，高叫此身与阵地共存亡。随即川军援兵赶到，挡住了红军的攻势。此时天色已晚，双方均无力再战，在百丈场形成对峙。

招架之功 红军节节退守-火烧百丈场-筋疲力尽的红军-霉老二-川军攻占百丈

19日一天的战斗，是整个百丈战役最酷烈的一天。红军已经拼尽了全力，却未能扭转战局。如同拳台上实力处于下风的拳手，试图在一个关键的回合中爆发全部的能量将对手一举击到而未能得手一样，剩下的回合就只有招架之功了。20日的战斗，是以红军的节节退守进行的。已经掌握了战场主动全权的川军在源源不断的增援下，攻势更加凶猛。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百丈东北方向的丘陵地带，这是攻守百丈场的关键所在，双方的重兵皆集结在这一带厮杀，成堆的尸体填满沟壑，鲜血染红了田水和溪流，活着的人对死亡和鲜血已经麻痹，唯一的念头就是将对方杀死。在付出巨大伤亡以后，红军的阵地相继失守。 百丈场上的恶战继续进行着。叫谢浚的川军团长仍然带着他剩下的官兵冲在前头。战火引燃了街房，整个百丈成为一片火海。现场指挥的徐向前写到：
“我到百丈的街上看了下，有些房屋已经着火，部队冒着浓烟烈火，与敌拚搏，打得十分英勇。百丈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然而红军已经很累了。从10月8日南下第一仗打响，一个月多月的时间部队不停顿地作战，仗越打越大，越打越恶，伤亡越来越惨重。倒下的人陈尸山野不及掩埋，野战医院的稻草上躺满痛苦呻吟血流遍地的重伤员，在百仗一带作战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减员过半，继续在战场上支撑的已经筋疲力尽，有的枪炮声一停眼睛就睁不开了……
他们很饿。大部分人的干粮袋已经空空如也。数万无后勤供应的部队集结一地，富裕人家来不及搬走的粮食很快吃光，贫穷人家能收集到的粮食如杯水车薪。他们不惜一切要夺取的天府米粮仓就在眼前，却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能啃到一块生红薯就算不错。他们不敢生火煮食，一有炊烟升起飞机炸弹便呼啸而至……
他们很冷。几个月前进入高原时那身令中央红军羡慕不已的整齐军装，已经被战火硝烟撕裂成粹片，失去了本色爬满了虱子散发着刺鼻的气息。从富裕人家、俘虏和尸体身上得到的衣服，以及能搞到的各色布匹草草缝制的军装，使队伍看上去杂乱不堪。士兵们单薄褴褛衣衫和缺乏热能补充的身体，在川西冬季阴冷的细雨中瑟瑟发抖……
他们弹药即将消耗殆尽。面对装备整齐，有飞机大炮助阵的川军主力，他们除了弹药极为有限的机枪和迫击炮，全靠步枪和大刀了。每个士兵身上只配带一二十发子弹，有的甚至是红军战地兵工厂生产的木弹头子弹。子弹打完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取。在对方节节进逼的局面下，这样的补充艰难而有限。即使是白刃格斗，眼下也占不了上风了……
“霉老二”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对穷困潦倒衣食无着者的称呼，如今成了在他们眼中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红军的代名词，这场战争后来则被他们称为“打霉老二”-这当然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他们是第一次见到从山上下来的这支队伍，他们带来了战乱却没有给他们什么好处，他们打开了富人的粮仓还填不饱自己的肚皮，他们宣传自己是穷人的队伍，但他们拿走穷人的粮食后留下的苏维埃政府货币根本不能流通。他们没有、或者说根本来不及建立红军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以至70年以后的今天，当地上了年纪的人仍然习惯性的以“霉老二”称呼当年的红军，用“打霉老二”描述那场战争。
在当年报道这场战争的报刊上，不乏对红军饥寒交迫之状的描述。记者笔下的红军俘虏“尽皆鸠形鹄面，衣不蔽体”，尽述悲苦：“简单说米、钱是没有的，饭是没有吃饱一顿的，冷天是没有衣服增加的，路是有你走的，山是有你爬的，仗是有你打的，一切自由是没有的……”。川军的攻心战也以此大做文章，下发的喊话词诸如：“赤匪朋友们，投诚是唯一的生路，你们的父母妻子在家乡是很盼望的呀”；“你们来投诚，要工作的给予工作，要回家的便给予盘费”；“只要你们来投诚，就有棉衣穿，饱饭吃”……。
20日，川军占领百丈。

百丈尸骨 红军败退-报纸对战事的描述-徐向前谈教训-万人坑

11月21日，徐向前至电张国涛等，称：“赤锋（红9军代号）、正定（红30军代号）兵力已疲劳，且减员很大，前面地形辽阔，布置极难，……敌兵力已集在援救地区，与之死拼恐无益有损。拟集兵力在夹门关对面及……一线，并直接由夹门关方面打下。若该方不易得手，敌方续进，即先予敌大杀伤，然后另行大举杀敌。今早我们商决，若前方不易另行继续战斗，既拟订下午五时，照上计划行动。”
从14日红军占领百丈到20日川军重新夺回百丈，经过7天7夜的大血战，红军指挥员们终于承认这个仗已无胜算了。21日，百丈一带的红军全部向西北的山地退却，试图象徐向前所说在夹门关一带再寻战机。然而这又是一相情愿，巨大的伤亡使红军完全失去和对方决战的可能。22日，乘胜前进的川军解了名山之围并夺回重镇夹关，迫使红军退却到攻击出发的天台山、蒙顶山一线。
就在红军败退的11月21日，成都《华西日报》以“西线剿匪苦战经过战事激烈空前未有”为题报道百丈的战况：
此次回师南犯之匪，共约五个军团，其指挥官为匪首张国涛陈昌浩等，自十七日起，我军正面已开始猛攻，是日因天阴雾浓，空军难以尽量轰炸，无大进展，十八日天气放晴，即进入激战状态，我军以大部猛烈冲击，结节前进，毙匪极众，我空军复全队出动，在鹤林场，廖家场，观音场，夹门关一带，掩护进攻，投弹百余发，该匪犹复顽强抵抗，与我军往复冲突，进出数十次，匪势消杀，我当进占鹤林场附近高地，是日夜仍在战斗当中，十九日晨九时，匪复以大部反攻，自晨至午，激战最烈，毙匪数千人，残匪极为狼狈，我军午后一时，确实占领白丈场，观音场，姑奴山等地，计十八十九日两役，匪我伤亡均大，尤匪徒被我官兵冲击，及飞机轰炸，死亡枕籍，详数正在清查中。盖此次匪集结大部，与我决战，较之过去战事，目标明显，故投弹命中，成绩最佳，机炮集中，射击效能亦极显著云。
11月22日，成都《新新新闻》如此描述大战经过：
此次赤匪乘我改编整顿之际，转锋回窜，自天权全芦山战后，即倾其全力越过雅河，进寇名邛，企图窜扰川西，肆其荼毒，势专力众，狼奔豕突，其锋之锐为历次战事所未有。我梁旅长国华率范师两团，自寒（14日）扼守名山城，阻匪东窜咽喉，一周以来，赤匪昼夜围攻，不遗余力，交通完全断绝，城中食品均用飞机接济，我梁旅凭城死守，鏖战数昼夜，杀匪不计其数，使匪卒不获逞。我刘总司令驻节邛崃，调集二十一军各师旅大部，及李其相（家钰）师之一部，由邛崃分道出击，将士均抱有我无匪之决心，计自17日起，昼夜苦战，几经荡决，自19日匪尽撤去围雅州及扼守飞仙关匪部，加入作战，白刃相接，我军前赴后继，不稍退缩，双方死伤如积，卒将匪力摧破，狼狈溃窜，我军乘胜进占黑竹关，百丈，鹤林场，观音场，新店子等处，倾我潘旅又将夹关占领，均为所椐之要隘也，双方战事极时，匪我参与，所有重伤军匪，赤匪均残杀无余，遗骸遍野，血肉狼籍，不忍目睹，于此可见赤匪之惨无人道，亦可见战事之异乎寻常矣，赤匪此次挟其全力，期在必逞，一改往日避实就虚之格调，故搏战为最激烈，而伤亡亦最甚……我军调集之部队，使用尤不及三分之二，而继调之薛岳孙震部，尚在行进中。
官方和媒体的报道都一致强调，红军此次的行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战术，他们集中兵力摆开阵势进行决战，使川军的兵力火力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战事之激烈伤亡之惨重前所未有。
而在中共方面，关于这一仗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零星的资料公诸于世。让这一页鲜为人知的历史重见天日的决定性人物是最有发言权的徐向前。他没有象经典的党史教科书那样把南下的失败全部归罪于张国涛一人，较为客观地讲述了南下作战的经过并承担了个人的责任。关于百丈战役的失败，他是这样总结的：
我军百丈决战失利，教训何在呢？第一，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被红军打怕了的，历次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但这次却不同。经过整编，蒋介石向各部队都派了政工人员，多数军官又经峨嵋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敌军的战斗力有较大加强。为确保成都平原，刘湘亲自坐阵，不惜代价，挥军与我死打硬拚。加上敌人兵力众多，运输方便，地形熟悉，保垒密布，炮火强大诸条件，便成了难啃的硬骨头

。战役过程中，薛岳部又压了上来。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战前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这是导致决战失利的主要原因。第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刘湘在这带集结的兵力，达八十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我们只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击，一旦遇到敌人的拚死顽抗和反扑，深感兵力不足，捉襟见肘。部队两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乍到新区，人地生疏，群众还没发动起来，无法积极配合红军作战。这样，就难以取得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地位。第三，战场的选择失当。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很大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我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西南北都辨别不清；敌机来了，无法对付；部队撒出去作战，抓不住，收不拢，影响了指挥信心。仗打得比较乱，有的部队“放了羊”；有的部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协同配合不好；有的部队不讲战术，增大了伤亡。如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这一仗，双方都承认损失惨重，但具体数字却有多种版本。作者在这里采用徐向前的说法。他提供的数字是“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一万五千人对实力雄厚的川军无伤元气，就在这年的整军中川军裁军就裁了十多万，补充根本不是问题。而红军伤亡（也许说阵亡更确切-作者）的1万却是红四方面军、也是南下红军中最精锐的部队，足以改变整个战局。
李先念在在战后写的《太和场、朱家场、夹关、百丈战斗之经过》中痛心地承认，“对牺牲的同志掩埋万分不够”。战后当局组织当地百姓掩埋遍布战场的遗骸，不少是红军川军拖到一起草草掩埋，留下众多“万人坑”。至今当地还流传着许多恐怖的故事，上了年纪的人还能指认当年的尸坑。

转折点 刘文辉与红军-薛岳开始进攻-张国涛摊牌-饥寒交困-朱德的虱子-再上高原

徐向前说，“百丈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
东出川西平原，解决南下红军的生存问题，是南下战役的基本目的。百丈的失败，使这一目的成为泡影。红军即而试图从南面出击。担任南线作战的是许世友的4军和罗丙辉的32军。在中路主力向邛崃大邑方向猛扑时，他们对雅安围而不打。雅安是刘文辉的老巢，红军和刘文辉之间的秘密关系再次得到证实

。红军兵临雅安城下时，城里的富户逃亡一空，军官们穿着士兵的衣服成天喝酒打牌，随时准备一旦红军攻城即行逃命，红军却从未攻城。红军主力百丈决战失败后的11月23日，4军部队饶过雅安南下荥经，守城的刘文辉部一个营听到枪声就跑，荥经县长吕琨致告状说，“匪军四人追官军达二三十里，（官军）伤亡七人而无一还击。”红军轻而易举拿下荥经。随即红32军翻越大相岭与刘文辉部在大渡河畔的汉源相持。红军在刘文辉控制的地区几如无人之境。
将红军打回“山上”去以后，刘湘便稳住阵脚，与红军对峙成“冬眠状态”。蒋介石当然知道川军靠不住，12月初，薛岳率6个师的中央军从南面向雅安荥经方向压了过来，经激烈交战红军不支，12月14日向北退却。至此，红军东出南下皆无可能，不得不放弃原先的计划，沿邛崃山脉的天台山、蒙顶山和青衣江以北建立起一道300里长的防线，屏护以天全芦山为中心的占领区。
事到如今，张国涛依然气壮如牛。12月5日，他在天全县一个叫陈家窝的小院子里给陕北的中央发电报说，“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令对方“不得冒用中央名义。”陕北方面这才知道张国涛已另立中央，但基于红军主力仍然在其手中的事实，不得不咽下这口恶气继续与之周旋。
为了在这一带立足，红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在芦山建立了以傅钟为书记的中共四川省委，以熊国炳为主席的四川省苏维埃政府，组织打土豪分田地，在几乎所有能刻写的地方-碑石、牌坊、桥头、院墙上留下无数标语口号，宣传队的女队员们到处演唱自编的歌曲：
（苏武牧羊曲）穷人发财万不能，自己没田地，钱从何处生，当工农和士兵，都是我穷人，一天累到黑，累得一身痛，说到衣食住，都是烂襟襟，吃的面汤住的破屋想起好伤心；……拥护苏维埃，跑去当红军，怕你再有钱，叫你去卖粪，你的好田你的好地拿来大家分。
无奈的是这片狭小的地区无法供养数万红军。以红军军政中心芦山为例，当年全县人口不过四五万人，平常年间粮食仅勉强能够自给。这年6月中央红军到芦山，7天之间征集粮食20万斤。百丈战役之后驻芦山的南下红军达3万之众，几乎和当地人口相当，还就地征集粮食向高原转运，到次年2月实际上已无粮可吃了。徐向前写道：“那年冬季，天气异常寒冷。临近川中盆地的宝兴、天全、芦山，本属温热地区，冬日气候较暖，但却一反往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当地人口稀少，粮食、布匹、棉花无继，兵员扩充有限。敌军重兵压迫，战斗不止。我军处境日趋艰难……”
1936年1月，红军总部、四方面军指挥部以及张国涛自立的中央，一起迁移到了芦山的任家坝一个十分隐蔽的小村子，为的是躲避飞机的轰炸。村子虽然地处偏僻却有好些个建筑讲究的院子，村民被全部迁走，有整团的警卫守护。在这里，因为共产国际代表、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张浩）的调解，张国涛自立的中央改称西南局，陕北的中央改称西北局，由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张国涛的日子不好过，光是成天飞来飞去的飞机就够他受的了。他到清源乡大板桥村主持召开四川省第一次全苏代表会议，刚一开会飞机就擦着山头飞来，把代表炸死几个。年届50历经挫败的朱德作风依旧。四方面军老战士董洪国回忆说，总司令在任家坝的大会上作报告，正当大家听得聚精会神之际，他突然一句“不忙”，然后不紧不慢地伸手从棉衣里抓出一只虱子，在面前的桌子上掐死，讲着讲着又摸出一个，一边掐一边说“又消灭了一个”，……
2月初，南面薛岳的中央军和东面的川军开始向天全芦山发起猛攻，本来打算至少待到严冬过去的才北上的红军，被迫放弃付出惨重代价夺取的根据地，第二次翻越夹金山，退向漫天冰雪的甘孜藏区-这是张国涛早就看中的地方。此时这支红军主力部队已从南下战役开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
别了，我的故乡，
离情别恨，莫缭绕我的征裳，
国泪乡愁，莫羁绊我的戎装，
我要先踏上妖氛弥漫的战场，
把我的热血和头颅，
贡献给多故多难的党、国与故乡！
…………
别了，我的故乡，
感谢你饯行的三杯美酒，
从此长征去，
奋勇杀贼誓死不休，
尚得凯旋重聚首，
再行握手，
诀别之悠悠！
-现芦山双石乡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遗址存红军干部彭家模题壁
家住百丈的名山县第三中学教师聂金福，退休后致力与百丈战役研究，他对此战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如果红军以传统的战法与川军周旋，致使川康边根据地得以巩固，主力红军实力得以保存壮大，历史该是什么样子？如果不是南下战役吸引了围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中央能够在陕甘宁边区立足吗？同理，贺龙、任弼时的红二方面军能够冲出重围吗？没有南下红军的接应，他们能孤军北上吗？……

后记

南下红军的根据地雅安市曾经有众多幸存的老红军，他们有的是受伤后留下的，有的是来不及转移的，有的则是主动留下-或者叫逃兵。2005年作者到这里采访时，尚存的已经寥寥无几，上里古镇年届90的陈仁邦老人是其中一位。红军到这里时，他和哥哥一起参军。他还能唱“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的战歌。他说当年连队指导员做战前动员时说，打到成都后，他们看上哪个女同志-红军中的女兵，可以和她结婚，“结果打到黑竹关就走不动了”。他的连队出发时80多人，回来20多个。他给作者看他膝盖上的伤疤，说是飞机子弹打的。后来部队撤退翻夹金山时他没有走，在一个藏族妇女家里住了几个月又回到故乡。他说他哥后来当了师级干部，不过从来没回来过。家乡人都晓得他当过红军，他却没享受过红军的待遇。上里曾是南下红军一个重要据点，这里的许多古迹因为红军在上面刻了标语而幸存，如今当地政府正在化上千万资金“打造”古镇旅游，老人希望建一个红军纪念碑。据作者了解，当地政府尚无此规划。
家住百丈月儿山的83岁（2005年）老人胡光普，亲眼见过当年打仗的情景。他见到作者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现在才晓得啊！”，口气中颇有些不平。他说他活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记者来问红军打仗的事。他说这里仗打得最凶，红军伤员集中在一条叫铁厂沟的小弯弯头，血把沟水都染红了。“打完仗遍地都是死人，有红军也有郭师长（郭勋祺）范哈儿（范绍增）的兵。保长命令埋人，各家地盘上的各家埋，死人身上的东西归自己。我那年13岁，也参加了埋人。川军身上有银圆，红军身上只有布襟襟（苏维埃政府发行的布币）。红军都是些十几岁的娃娃，衣服都是些杂件，臭哄哄的，头发多长。好多人都把红军川军拖到一个坑头埋，有人给我说要把他们分开埋，不然他们到阴间还要打架，我就把他们分开埋的。有一个姓肖的红军在我家住过，对人很和气，我在死人里面认出他，单独给他起了一个坟，年年给他烧香。”他带作者去看他埋红军的地点和“肖红军”的坟，坟因为近年改茶园给平了，他说他还要找地方再起一座。
年近七旬的前副乡长陶清秀在百丈地区的胡大林长大，从能记事起就听老一辈讲“打霉老二”的故事。她带着作者走过昔日的战场，访问亲眼见过那场战争的老人，讲述“从小上山割草打柴放牛”就听了许多的故事，指点淹没在荒草密林中的战壕和埋葬红军的红军的“万人坑”。她说，红军在胡大林和川军激战三天三夜，留下数以千记的尸骨。上世纪80年代一位老红军到这里来，在陶河沟一片冬水田前泪流满面地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当年在这里死了好多人！没人记得喽……。她对这段历史“无人知晓”耿耿于怀，化了很大工夫，于2005年5月写成“胡大林的战斗的纪实”，还附有自绘的地图。她说她已是“太阳落山的人了”，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血的历史”。
家住百丈的名山县第三中学教师聂金福，退休后致力与百丈战役研究，他对此战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如果红军以传统的战法与川军周旋，致使川康边根据地得以巩固，主力红军实力得以保存壮大，历史该是什么样子？如果不是南下战役吸引了围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中央能够在陕甘宁边区立足吗？同理，贺龙、任弼时的红二方面军能够冲出重围吗？没有南下红军的接应，他们能孤军北上吗？……
芦山县是南下红军的根据地中心。1987年3月，徐向前给拟建的芦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红军长征烈士纪念碑题写馆名和碑名。时至2005年底，题词还陈列在芦山县博物馆，而纪念馆、纪念碑尚无踪影。
2004年中宣部规划的“红色旅游”线路中，留下上万红军尸骨的百丈不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