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日本租界的建立与收回

在近代中国，整个西南地区只有一个外国租界，就是大名鼎鼎的重庆王家沱日租界。

王家沱在朝天门的长江对岸，紧挨作者的出生地弹子石，是一个水流平缓的回水沱。1891年重庆刚刚开埠，在给刚成立的重庆海关找办公室的时候，英国人好博逊就一眼瞧上了这个地方，可惜没有在王家沱找到合适的房子，只好作罢。

1895年清朝在甲午海战大败，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里面就有涉及重庆的内容——把重庆和苏州、杭州、沙市等四个沿江城市，设为对日本的开放城市。其实重庆早在1991年已经开埠，成为为数不多的对外开放城市。日本此举，纯粹是为了表示自己终于正式打进了英国人的地盘——扬子江流域，同时为成立租界提供法律条文上的依据。果然，第二年，1896年2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珍田舍己就跑到重庆要租界，一开始，珍田舍己狮子大开口，想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北，被川东道尹张华奎拒绝。

李鸿章早已内定，把王家沱给日本人当租界，小小道尹张华奎同学当然不能更改中堂的命令，谈了一个月，最后签订《重庆日本租界地基合同》，确定了王家沱为日租界地址。但是，王家沱真正成为日租界，则一直被拖到五年后的1901年。直到这一年，善于扯皮的川东兵备道、重庆海关监督宝棻，才和日本驻重庆商务领事山崎桂签订《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王家沱正式成为日本租界。

1、王家沱为什么叫王家沱

顾名思义，王家沱当年是王家的地盘。这个王家，在重庆曾经声名显赫。

王家是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期的移民。王家的一支，到重庆后落户在东水门湖广会馆一带。道光初年，这支王家出了个盐商大老板王信文。这位聪明的王信文，做粮食生意发财后，做上了盐商生意。盐商生意，要经常晒盐，就需要比较大而平的地坝。生意做大后，东水门这里的地方太小，不敷使用，已经是王总的王信文，就跑到对岸的弹子石江边买了一块地——那时的南岸弹子石一带，人烟远不如主城繁盛，空地盘很多。既然王总在这个地方落户，这里当然就顺理成章地叫王家沱了。

王家的盐号，生意非常大，是一个全产业链的集团公司。公司业务从去各地收盐、运盐，到晒盐、后期制作、加工包装于一体，营销体系则一面通过酉阳的龚滩延伸到贵州，另一方面通过川江完成川盐东运，直达上海。

王总修的王家大院，里面就有大面积的晒盐坝子，当然，和所有发财致富了的中国人一样，漂亮的大宅门是必须有的。王家大院依山而建，分为上、下两院。下院和江边运盐的私家码头——王家码头连在一起，与现在依然屹立在南滨路上的法国水师兵营比邻而居。下院主要是王家产业“万茂正”盐号的办公场所、晒盐的大坝子。从下院往上走，就是上院王家祠堂——慎德堂和家人起居之所。据王家后人回忆，王家大院从上院到下院，有11道门，是真正的深宅大院。

经过多年风雨、再经过日本鬼子的租界岁月，一路摇摇晃晃但是屹立不倒的王家大院，于公元2012年被拆迁。王家大院终于在高楼大厦的侵略面前，败下阵来。现在，王家大院的旧址上，站立着的是香港置地开发的豪宅“长嘉汇”。苍老的历史，就这样再次被金光闪闪的豪宅一掌推翻在地。

这应该是王家大院上院的大门

笔者小时家住弹子石正街

曾和小伙伴们从这里路过

依稀还有记忆

2012年，王家大院被豪宅压在身下

上图为王家大院的大门

在一片废墟中倔强的身影

感谢这位摄影师，为我们留下

这一让人潸然泪下的最后影像

1946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曾来到这个王家大院，在王家祠堂，他看到王家家谱上记载的字辈排行后，表示这和他完全是一个宗族，字辈都一模一样。据王世杰回忆，王家当年从江西迁湖南浏阳，然后再迁湖北蒲圻（现湖北赤壁），王家大约就是从这个地方移民到重庆的，而王世杰的祖先则移民到湖北崇阳——顺便感叹一句，这就是中国传统宗族文化的重要特点，不管你跑多远，只要是同姓，再一比对字辈排行，马上就知道是不是亲戚，而且对方是大哥、大叔还是大爷，一比对就知道，丝毫不乱。

王家沱出名的除了已经消失的王家大院，还有同样消失了的一座大牌坊。这座牌坊，依然与王家有关。

1888年（光绪十四年），王信文王总的夫人钟氏满100岁，巴县政府奏请皇上赐建牌坊一座。牌坊位于弹子石正街142号（当时叫石桥车马大道），坐南朝北，石质仿木结构，高约6米，宽约4米，牌坊由基、身、楼、顶几部分构成，四柱三间三重檐。顶部有竖式的“圣旨”两字，中间阴刻“百岁坊”三字，下部是“诰封奉正大夫王信文妻宜人钟氏”（五品诰命），这个下部殿面的右边殿面是“五世同堂”四字（钟氏是第一代，第五代是一位刚刚出生的婴儿王德元）、左边殿面刻有王家五代名字。四个柱子上都刻有四幅祝寿对联，由清代江津举人、书法家包汝谐所写。高寿的钟老夫人，一直活到108岁。

这座百岁坊，是弹子石、王家沱一带的著名建筑，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被毁。

2、王家沱和其他日租界

王家沱日租界一角

重庆王家沱日租界临江而建

地形狭长，宽仅315米多

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日租界的概况。

近代，日本和满清政府一共签订了14个关于租界的不平等条约，涉及到9个租界，但是只有5个租界得以落地,它们是：重庆日租界（1901年——1937年）、天津日租界（1903年——1943年）、汉口日租界（1898——1943年）、杭州日租界（1895年——1943年）、苏州日租界（1897年——1943年）。其余也签了租界条约的沙市、福州、厦门、奉天，虽然签约，但是日本人自己放弃了。

纠正一个常见错误，日本在上海并没有日租界。电影和很多书籍里面说的虹口日租界，其实属于公关租界，不过这里是公关租界里面的日本人聚居区。上海人见这里日本人多，就误认为是日本租界，以讹传讹而已。

这些租界除了天津日租界占地2150亩，算是大盘，其余日租界大都比较袖珍，只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居民小区大小。杭州日租界900亩；汉口日租界开始时才200亩，1907年扩大为622亩；苏州日租界只有484亩地，重庆王家沱日租界也小，只有不到702亩（宽仅315.6米，长仅1200米）。

在各国租界中，由于中国人的强烈抵制，日租界的日子一向过得不怎么样。

日本人眼大肚皮小、贪多嚼不烂，签了十几个条约、要了9个租界，建成的只有区区5个，这5个里面，发展得好的一个也没有。

王家沱日租界也不例外。在五个租界中，王家沱日租界的业务，算是倒数第一名。经过30年的发展，规划总面积700来亩的王家沱日租界，开发出来的实际使用面积才30亩，真是丢人，要是现在的哪家开发商是这个业绩，估计早就关门大吉了。

到1931年，整个租界里面的日本人和日本企业都极少，“现据县长（指当时的巴县县长）调查所及，界内住居日商，不过数人。即有日商营业，华商股权亦居多数”（重庆《商务日报》1931年5月26日报道）——这成了后来重庆人民要求废止王家沱日租界的理由。根据条约规定，日本在重庆侨商超过20名、公司超过10家，其超过部分，才能搬进王家沱租界，现在日本鬼子生意做得不好，人少公司少，王家沱租界成立的理由就自动消失了。

同样凄惨的还有苏州租界，1906年，苏州租界才41名日本人，规划土地仅使用1\4，到1934年，也才76名日本人。这生意，真没法做了。

搞得好一点的天津、杭州租界，则靠的是日本人的拿手业务：妓院和烟馆。这两个租界，被日本人办成了当地的著名红灯区，天津还有日本妓院、韩国妓院和中国妓院等针对不同市场的产业细分，拥有正式执照的各国妓女就有1000多人。烟馆则多达数百家，其中日本烟馆160多家，中国烟馆500多家，形成了畸形繁荣。

天津日租界

是最晚成立的日本租界

成立于1905年，于1943年归还

但这是中国最大的日本租界

总面积2150亩

由于满布妓院、烟馆

和其他冷冷清清的日租界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人在重庆也开了个妓院，叫“又来馆”——大约是“欢迎您来，欢迎您又来”的意思。不过这个日本妓院不在王家沱，而是设在河对岸的下半城永龄巷7号。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些日租界中，除重庆的王家沱日租界外，其余租界收回时间都是1943年，准确地说，都是1943年的3月30日。

这个时候，汪精卫伪政府已经成立，日本人为了给汪伪政权扎起（重庆话撑腰），在1942年把夺取的广州、天津英租界归还汪政权。

1942年10月10日，在国民政府的国庆节当天，英美宣布废除领事裁判权。

1943年1月9日，日本人和汪政权签订《日华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宣布归还日租界，三天后，被日本鬼子抢了先的英美两国，也宣布签定中英、中美新约，归还租界。

3月30日，日本人把杭州、苏州、天津、汉口四个日租界全部交还汪伪政权，还逼着不情不愿的法国维希政府放弃法租界和治外法权，有趣的是，意大利那位狂人墨索里尼一直拖着，不愿把唯一的天津意大利租界交还过来。汪精卫伪政府，趁1943年7月底，墨索里尼被短暂推翻的那段时间，强行收回意租界。但是，直到第二年6月，自大狂墨索里尼才和汪伪政权正式签约，归还租界。

3、收回王家沱日租界

这个日军医院的旧址

在现在窍角沱武警总医院里面

窍角沱，以前一些旧资料记为峭角沱

后来民间同音误记，改“峭”为“窍”

在中国的5个日租界中，王家沱是最早收回的一个。

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活动，始于1928年。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次年1月，广大革命群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冲进英租界，把英国佬赶了出去。2月，国民政府和英国签订协定，在同意英国保留部分行政权的前提下，正式收回英租界。

见武汉被攻克，擅长见风使舵的四川军阀各派，当即宣布接受国民政府领导。重庆人民的革命激情也高涨起来，开始向武汉的革命群众学习，计划收回日租界。不过重庆人没有那么彪悍，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统一行动。

首先得成立一个组织。从1928年开始，重庆先后成立“重庆国民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特组委员会”等，组织收回租界行动。这些行动，到1931年达到高潮。

重庆收回日租界的运动，着眼于租期届满后不再续约，自动收回。当时，国内所有关于日租界的条约，都有一个30年条款：即租界的土地，由中国政府向地主收购，然后转租给日本人“永远承租”，但是合同期限30年，期满再更换合同。

1930年12月21日，重庆《商务日报》报道，重庆自动收回王家沱租界特委会发布公告，不和日本人做任何生意。特委会要求中国车、中国船不准搭载日本人、“中国轿子、中国滑竿，不抬日本人”——看来日本人只好走路上下班了。更严厉的是，要求在日本轮船领江的中国人，必须停业上岸，否则“以反革命论处！”公告还宣布，对从日企辞职的中国人，将安排工作，一时安排不了的，“生活费用皆由总商会完全承担”。

1931年1月31日的《新蜀报》报道，重庆总商会等商帮电告在上海、汉口的同仁，“停止搭载日商客轮，并禁止购买日货来川”。

1931年5月26日，《商务日报》报道：巴县县长冯均逸签发给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电文，提出六条理由，建议不再续租给日本人，并请示可否“由地方政府自动宣告废约”。

1931年8月8日、9月25日，连续两次2万多人在夫子池集会——夫子池原址在现在的解放碑世界贸易中心，当时是重庆文庙的泮池，建于宋朝，规制宏伟，历来是重庆的文化活动中心。后来，此地改为重庆美术馆，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拆得一干二净——这次集会，要求中央对日宣战、要求永远对日经济绝交、要求川军抽调10万人出川抗战、要求全国人民不再买日货等等。此外，还组织“仇货检查队”，不许卖日货，哪家商店卖日货，就砸个稀巴烂……总之，什么招管用就上什么招。

日本人遭不住了。经请示国内同意，日本驻渝领事清野长太郎召集成渝两地日本侨民、商人，于10月22日乘坐两艘日本军舰离开重庆，临行前致函当地政府，将日租界交中国当地政府代管。24日，刘湘派兵进入王家沱日租界，并派人接收了王家沱日租界里面的17所日本人房屋。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史实。很多文章称，王家沱日租界是1931年10月24日收回——这不是事实。日本人离开重庆时，将租界交给政府代管，并没有签订放弃租界的新约，两年后，日本重新派员入驻王家沱看管财产，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1937年10月，国民政府才正式派员收回王家沱日租界。

4、不能忽略了当时的大形势

在之前一些书籍或文章中，对收回王家沱租界的描写，大多全部归功于重庆人民的抗争。这些文章，给人的感觉是，日本人放弃王家沱租界，全靠俺们烈性的重庆人民。

重庆人民的抗争，当然功不可没，但是，以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莫非大家真以为民间闹闹事，就可以解决国际条约问题？那就真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了。事实上，从1928年到193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一直在和日本人谈判，谈判中心内容就是修改不平等条约。

如果再往前面看，早在反动的北洋政府时期，就开始大规模着手修正各种不平等条约。首先，借参加一战为契机，废除了对德国、奥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回了所有德、奥租界。

1918年底，一战结束。作为战胜国，北洋政府开始和德国谈判。这个漫长的谈判，到21年5月才签约。这个新条约，是中国第一个完全平等的对外条约——最大的胜利是单独取得了德国的战争赔偿。一个兵都没有派的北洋政府狮子大开口，张嘴就要2.23亿大洋的赔偿，经过反复谈判，最后实际到手8400万元——这是中国近代到现在为止，唯一拿到手的一笔战争赔款。

说实话，除了德国根据《凡尔赛条约》把山东权益移交给日本外，这一战，中国只出了劳工去欧洲挖挖战壕、开开机器，在扣除各种成本后，收益相当可以。更有趣的是，还借此机会，获得了德国人的好感——北洋政府归还了战时扣押的德国财产，并对德国在公平条件下开放了市场，这点对德国非常重要。这也为今后中德军事合作，打下了基础。

除了对德、奥的条约，北洋政府还宣布废止了民国四年（1915年）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

这个条约来头极大，通常被误认为就是所谓的《二十一条》。近年来，国内学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历史上并没有这个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条约，而是日本鬼子向袁世凯提出了签订二十一条的要求，结果没有如愿，最后实际签订的就是这个《民四条约》，当然，这个条约也是非常不平等的，日本借此获取了大量东北和山东的权益。

这个《民四条约》，在1923年3月，由北洋政府外交部通知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作废，把日本人气得不行。日本人宣称，这是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签订的两国正式条约，受国际法保护，你中国人怎么可以说不干就不干了！双方争执不下，中方坚持这个条约太不平等了，必须废除，而且也拖着不兑现条约里面很多内容，造成一堆“满蒙悬案”。而日本人坚持“条约必须执行”，凭什么你说不平等就是不平等！要是说不干就不干了，单方面宣布是不平等条约，就可以不执行，那这个世界还要条约干什么——这为今后中日彻底翻脸打下了伏笔。

在反动的北洋政府之后，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也和日本人大扯其皮。

1928年，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在推翻反动的北洋政府之后，于7月向日本人发出通告，要求重新修订三个已经到期的条约（关于通商的《通商行船条约》、《通商行船续约》和关于租界的《公立文凭》）,。日本人又跳了起来，称这三个条约没有废止条款，不能废止。强硬的日本田中政府甚至表示为此不惜再次出兵，但很快又软了下来，表示不能废约，但是可以修订。

于是中日开始漫长的谈判。

这一谈，就从从1928年谈到1930年5月6日，双方才签了一个关于中国关税自主的协定。此前，中国的关税一直不能自主，国民政府上台，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关税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收回租界三项。

在中日谈判之前，列强纷纷对还在北伐中的国民政府释放善意，英国人率先表示可以修约，什么都可以谈。然后，美国等政府跟进也表示可以谈。

但是，国民政府内部，这时却出现两种声音，一种是何应钦这类脾气大的“爱国革命军人”，称不管那么多，懒得和万恶的帝国主义谈判，先废除了再说；另一种是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人，表示要一步一步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当然，最后还是采纳了王部长的意见。

1928年是中国外交战线大丰收的一年，美国人率先签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德国马上跟进，到年底，中英、中法等十个国家在两个月内纷纷签约。

这期间，对租界、治外法权等，也开展了艰苦的谈判，在英美等国有限度的支持下，外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开始逐步缩小，部分租界也开始收回。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双方都对重庆的反日行为表现出克制。中方没有像汉口那样冲进租界强行收回，而是采取不合作主义，逼日本人自己走路；日方也没有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甚至根本没有在双边谈判中提这码子事，也没有撂下要用武力保护租界这类狠话，而是一言不发、一走了之。 

文章选自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351000264132616025586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