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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用苏联的钱和枪打赢北伐,然后就翻脸清党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部在联俄、容共等问题上,即有不同意见。孙中山去世后,迅速形成对立的两派,通称左派与右派。 蒋介石最初站在左派方面。1925年11月23日,林森、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国民党党籍》、《鲍罗廷顾问解雇》等案。 12月24日,在上海另立中央。同月下旬,广东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王柏龄等人准备示威响应。28日晚,蒋介石从汪精卫处得到有关消息,当日日记云:“王柏龄糊涂至此,可恶殊甚,严电阻止,不知有效否?” 当时,蒋介石反对在军中形成派别。 1926年1月2日日记云:“下午,对各将士痛诫派别之恶习,不禁泪下。” 当时,在黄埔军校中,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是左派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2日,他约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两派干部开联席会,限令高级官长退会,同时要求双方干事互入两会,企图消弭二者之间的界限。4月,又进一步要求两派组织同时取消。 “三二○”事件后,右派纷纷做蒋介石的工作,企图争取他站到自己一边。 4月3日,刘峙、古应芬、伍朝枢三人陆续见蒋,进行游说。蒋介石日记云:“右派徒思利用机会,联结帝国主义以陷党国,甚可叹也。” 同月5日,宋子文向蒋介石反映,广州右派计拟召开市党部大会,举行示威,蒋介石立即函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加以制止。 次日,蒋介石并通电反对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依,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我革命之进行,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① 蒋介石反对右派的立场一直持续了很久。北伐期间,樊钟秀一直在河南南部活动,组织军事力量,企图响应北伐。 1926年8月,蒋介石听说居正、谢持有离间樊钟秀等与北伐军的打算,愤怒地在日记中写道:“彼等诚反革命矣!”②同年9月16日,蒋介石会见田桐、周震鳞后,在日记中留下了“其语不堪入耳”的记载。 不过,由于蒋介石在联俄、容共问题上和西山会议派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因此,最终必然会走到一起。 1926年5月22日日记云:“总理责任交给国内青年,愿以奋斗之青年赞成国民党,然而非欲党员对三民主义疑为不澈底之革命也。如言不澈底,则俄国革命迄今仍未澈底也,不革命一语,为宣布革命党员之死刑,闻者无不反对,革命必致破裂。应联合革命的新旧党员对外也。” 这段日记,已经预示着他和西山会议派矛盾的溶解。 “一个主义,一个党”
7日,他在高级训练班致开学词,声称为“集中革命势力”,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应退出共产党。6月8日,他明确向鲍罗廷提出:“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跨党理由。”② 由于鲍罗廷等人的抵制,蒋介石要求跨党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的目的未能实现。此后,蒋介石日记中不满共产党发展与活动的记载日增。如: 1926年7月3日日记云:“各处宣传,多是CP,心甚不悦。” 1926年8月23日日记云:“阅《向导》报,陈独秀有诽议北伐言论,其用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也。” 1926年8月30日日记云:“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恶也。” 这样,他虽然知道“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表示“余不愿主张违教分裂”,①但他最终还是走上了和共产党“分裂”的道路。 苏俄创立了一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没有想到,蒋介石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以对付共产国际和中共。 “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1.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有一定思想基础;和共产党合作,也有一定思想基础。 2.在若干问题上,早年的蒋介石与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之间有一定分歧。这些分歧,属于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并非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后来在这些分歧基础上演化为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并进而演化为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是不幸的、遗憾的。 3.蒋介石既是国民党中心主义者,也是个人中心主义者。在蒋看来,他自己就是革命的化身、真理的化身,凡与他持不同意见或反对他的人都是“败类”或“反革命”,都需要加以“制裁”。 1927年2月,他在南昌演讲称:“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①这段话,典型地表露出他的个人中心心态。同一时期,他在日记中表示:“鲍尔廷固为罪人,而一般趋炎附势之败类更可杀也。”② 这一段话,是对他上述演讲中“革他的命”一语的注脚,不久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已经在此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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